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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上海寻根》小序
电视剧《繁花》不免勾起长期在海外的我对故土的怀念。尤其是电视剧里的“虹口小汪”就在我从小居住的四川北路上，不禁让我想写些记忆中的上海往事，权且称之为“上海寻根”。“上海寻根”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意思，我1991年离沪赴美，暂且把之前在上海的生活称为我的前半生，之后美国的生活称为后半生，各三十余年。所以，上海寻根，寻的是我前半生的根。第二层意思，我父母都不是上海出生，所以他们是第一代上海移民。没有他们到上海讨生活，也就不会有我。所以，上海寻根，是他们寻找自己的“码头”，石库门里弄这块栖息地让他们能够做窝，养儿育女。我的同学、文化学者朱大可说，电视剧《繁花》唤起的是一个“上海梦“。《繁花》小说作者金宇澄说，上海人有自己的活法，不管有什么劫难，灾变，等恢复了常态，他们还会回到他们喜欢的方式。这个梦是什么？这个“活法”是什么？我想通过我的父辈的经历和我早期的石库门生活找到一个答案。我的“上海寻根”是一段家族史。从《史记》以来，中国的历史向来是改朝换代史，帝王将相史。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史观。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具有历史价值，如此，我们小老百姓才不会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被历史轻易抹去，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的“寻根”冲动，也源于金宇澄那样的留下历史记忆的愿望。舅公姓张，是我父亲的亲舅舅。舅公1973年去世，迄今已经半个世纪。我父亲22-23岁（1946年前后）从乡下到上海当学徒，投靠的就是我舅公；没有他，大概率我父亲不会到上海。那样，我跟上海就不会有交集，更准确的说，这世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人。我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的丰乐里住了三十余年。据我父亲说，房子是舅公当年用几条金条订下的。丰乐里建成于1916，一个由108个两层楼独立单元构成的石库门居民区，建筑风格是江南民居和英式联排屋的结合，在美国叫town house。夹在两排平行联排屋之间的狭窄同道便是“小弄堂”。走出小弄堂，便是所有居民外出必经的大弄堂。我家老宅就在这条小弄堂里。这样的弄堂口原来都有铁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铁门全拆了，扔进了熔化炉炼钢“赶英超美”，最后成了一堆铁渣。四川北路向南，跨四川路桥到了苏州河另一端，是四川中路，再跨几条马路就到了南京路（英租界的大马路），当年的跑马场就在现在的人民广场区域。南京路往西一直走便到了静安寺，然后左拐走常熟路华山路，便进入了拥有大片洋房的“上只角”，即当年的法租界，今天的“巨富长”网红打卡地。四川北路向北，直至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为尽头。再往东北方向走，便是杨浦区，那里因为当年有大量“棚户区”，是穷人聚集的区域，被称为上海的“下只角”。所以《繁花》里的“虹口小汪”，而不是“杨浦小汪”或“闸北小汪”，就容易理解了。在上海居住区“鄙视链”里，虹口区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方。生活的地区代表他们的身份，即使是文革时期，这个“鄙视链”依然存在。丰乐里隔壁的永安里，建成于1925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公司的职工宿舍。虹口区也有不少“洋房”（如我家附近的溧阳路山阴路多伦路）。我们的弄堂里有好几户是“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即公司经理），但像荣毅仁或者永安公司老板那样的大亨是不可能住四川北路石库门的。这样，也能理解为什么当年的文学社“太阳社”（1927-1929）就设在我们弄堂里（见图），为什么《良友》画报也诞生在四川北路（1926年），为什么当年的作家群，如鲁迅、茅盾、巴金、丁玲，柔石，都住在四川北路一带（有一种说法，萧红为了和家住景云里的鲁迅住得近些，曾经住过丰乐里）。文化人大多不是有钱人。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1929-1945）就设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口。施蛰存开的书店也在那一带。四川北路1999弄（丰乐里）32号，左翼文学社“太阳社”旧址（1927-1929）我记忆中的丰乐里，每个单元有些住两户人家，有些住三户（十平米的亭子间常常是一对小夫妻加一个小孩的住处）。当时我家舅公和姑婆住楼下，我父母和三个孩子住楼上。直到九十年代，丰乐里还有好多人家没有抽水马桶，需要每天早上倒马桶。因为当年没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石库门弄堂的一大特色是窗户伸出的晾衣杆和衣服，如八国旗横七竖八，遮天蔽日。理解了四川北路的独特位置，了解这里居民的社会身份，大致也了解了我舅公当年在上海滩的社会地位。听父亲说，舅公到上海前在无锡银行任职，做到了襄理的位置（相当于副经理），后调任上海。余庆坊是舅公早期居住的四川北路石库门旧里。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是游走在余庆坊和一街之隔的丰乐里之间。原因很简单，他娶了两房太太。大太太在余庆坊，姨太太在丰乐里。舅公大部分时间和二房（即我的姑婆）一起生活。舅公怎么娶的两房太太，还有些节外生枝的故事。舅公祖籍南京，父辈做生意在东台发了财，经营着一家红木家具店。当地的戴家祖籍安徽休宁，到东台谋生最后靠典当业和盐业致富。
两家结缘，始于我爷爷奶奶的婚姻。舅公在他的姐姐（即我的奶奶）家结识了他姐夫（即我爷爷）的妹妹（即我姑婆），两人就好上了。但当时并未修成正果。后来舅公在南京成家，娶了自己的表妹（很可能是双方父母之命）。舅公和姑婆后来在上海重续旧情，也是机缘巧合（容下篇分解），否则，就没有我父亲后来的故事了。我从小和舅公和姑婆生活在一个屋顶下，但只听到父亲母亲叫舅公“小舅舅”，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姑婆的丈夫成了小舅舅。直到成年才搞清，原来是亲上加亲，舅公是我奶奶的弟弟，姑婆是我爷爷的妹妹。舅公的样子，应该有一米七左右，在我幼年印象里，是个穿长衫、戴金丝边眼镜、喝过墨水的老先生。他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威严里透出几分儒雅，手里老是转悠着两颗被磨得光溜溜的核桃，会让小辈略生畏惧。现在想想，舅公虽然生活在共产党的治下，他的举止里有根深蒂固的民国人的气质。我对舅公的身世完全没有概念，后来得知，父亲1949年春天在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之前把我母亲从芜湖坐火车接回上海结婚，他们先是住在多伦路的景云里。那时，舅公和姑婆已经住在丰乐里多年。
几年后，舅公邀请我父母搬到丰乐里和他们合住。我父母和我两个姐姐住楼上，他和姑婆住楼下。原来，舅公是提前退了休，希望和我父母合住，原因居然是可以节省房租水电等开销！但回头看，如果没有搬到丰乐里，我们的居住条件也不会比大部分邻居宽敞。这个条件是舅公给我们这个小家创造的。今天的上海人一定要知道，过去的石库门联体屋一个单元只住一户人家。前门是高墙下厚重漆黑的木门，过了一个小天井便进入客厅，石库门房子一层挑高一般有三米多，所以后来很多人家为了增加面积会在客厅里搭一个阁楼。从客厅走向厨房，当中便是很陡峭的楼梯，向上走会看到夹层的“亭子间”，可以看作是个客房，或是孩子住的小房间。然后拐上二楼，这才是我们今天说的“主卧”所在。这些概念，在我小时候已经不复存在。楼上楼下住两户人家非常普遍。但对舅公来说，从石库门高墙里的二人世界，到更加拥挤和窘迫的生活格局，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舅公早年日子一定过得不错，不然不可能养活两个家，他和原配夫人（我们小时候叫她余庆坊婆婆）育有一儿一女，当时还要供他们上大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但1956年公私合营，共产党干部接管了银行。他能忍老板的气，却忍不了南下干部的“土”，刚过五十岁就早早的退休躺平，开始过吃老本的生活。舅公成了节俭到吝啬的人。记得他晚年时，喜欢用花生酱吃泡饭。我常常会到四川北路上马路对面的“求子里”街面的酱油店给他去买花生酱，一毛钱一毛钱的买，所以我后来到了美国，花生酱一大罐一大罐的往家里搬，像不要钱似的，对我依然是一种“文化冲击”。我姑婆一辈子没有出外工作过，经济上完全依靠舅公。有时姑婆要添一件衣服，这样小小的要求舅公也不答应。现在想想，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完全靠积蓄度日，总有一天坐吃山空。舅公有时甚至会对姑婆发脾气，觉得她太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姑婆一辈子是个家庭妇女，除了没有裹小脚，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从四德的传统女人，对舅公百依百顺，也伺候了他一辈子。舅公那一代人保留了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他是外边挣钱的，老婆就是伺候老公的。舅公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我无法了解，直到我去美国之前，父亲跟我忆旧时说起了一件往事。有次，父亲和舅公去看曹禺的话剧《日出》，舅公对剧中李石清这个角色感同身受，非常认同他的夹缝中求生存求上升通道的处境。《日出》按曹禺的说法，是批判“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旧社会，剧中主角陈白露是个看清了世态炎凉又混迹其中的交际花。李石清在《日出》中只是个很小的配角。在曹禺笔下，李石清是个银行经理的秘书，一个忍气吞声、巴结上司的小人物。他装着很有腔调，实质自惭形秽。单位里受气，他就回家把怨气发泄在自己的妻儿身上。戏中李石清最重的一场戏，是他要太太跟陈白露、顾八奶奶等打牌应酬，后来太太苦苦央求李石清她跟她们不是一路人，不想跟这些有钱人打牌把养孩子的钱都赔了，她还发现丈夫典当了皮大衣，只为了取悦自己的上司，陈白露的金主潘经理，为了能够给他一个襄理的位置！李石清对太太有段很长的告白，全是他内心郁积的屈辱、郁闷、他对潘经理、陈白露之类“上流社会”的鄙视、仇恨。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对大人物们的厌恶，连同他对自己趋炎附势的厌恶，一发而不可收。舅公也一定是这样走过来的内心复杂的高级职员。即使是个乡下的富家公子哥，到了上海滩，他依然需要寻找靠山，需要“往上爬”。当然，公私合营就干脆断了他的念想。舅公作为一个民国的老派人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49年后。他在政治上一直谨言慎行，56年退休后，基本与世隔绝。只有一次，1971年，林彪东窗事发，姑婆说，舅公早就私下跟她说，此人奸相，毛恐有不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林历经煎熬，最后出逃，自有他的苦衷。自从1956年退休后，舅公赋闲在家，与世隔绝。穿长衫、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舅公，一个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老派人物，与弄堂里邻居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偶有一两过去银行的老友在节日里来探访，他和姑婆居住的客厅里总是十分安静，家里的四幅大屏字画（两幅大篆书法，两幅花鸟国画）依然堂堂正正地高悬在客厅里。舅公的奇迹是，他文革中毫发未损。舅公的前半生，是到上海讨生活，是个拼命往上爬的银行职员。舅公的下半生，是宁愿生活清贫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他从不轻易流露对公私合营的不满，文革中同样谨小慎微，不发牢骚，“不响”最狠。舅公的平安无事一方面是因为他只是高级职员，不是资方，另一方面全靠他的精明，他的李石清般的隐忍。文革中“扫四旧”，他写了两幅毛主席诗词，覆盖在原来的古体书法之上，所以他的字画安然无恙。作为一个落脚在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他晚年有些落魄，却不潦倒，出门的行头依然不能含糊。我1991年出国前在家里的客厅留影，墙上舅公原来的两幅大篆已经更换成现代作品舅公的生活起居，完全由我的姑婆照顾，同时极其规律，每天吃完早饭，会拿出纸墨毛笔，写书法，有时还会临帖。虽无人问津，他自得其乐。中午十一点半是午饭开饭时间，前后不能有误差，姑婆从不敢造次。在美食方面，舅公的最爱是红烧肉和芝麻汤团。红烧肉必须是有那种厚厚的有肥膘的夹心肉，油香和酱香渗透其中并辅以重糖。这个喜好也传给了我父亲，虽然当年吃肉需要肉票，但它依然是节日不可缺少的美味。芝麻汤团的馅要求极高：一斤芝麻脆饼，碾磨成细碎，将一斤生猪油和一斤白砂糖揉捏进去。然后汤团的大小也需要标准（如汤团店里一样）。吃的时候更是有仪式感：一个小盘子，只放一个汤团，一个一个的细细品尝，一口咬下去，必须有油溢出，香味扑鼻。这番讲究，完全是民国遗风。舅公民国时就是个京剧票友，会拉京胡，他还反串青衣（即男扮女装，男唱女声），为此还练过青衣的举手投足的身段。因为只会帝王将相的“四旧“，49年后他就放弃了。我儿时曾在父亲的张罗下唱过样板戏，结识了一众票友。有一回，家里邀请来了一位王姓大哥，他住2023弄的“志安坊”，年纪三十左右，当时结婚不久。我们在二楼唱戏，王大哥操京胡，在弄堂里弄出一波不小的动静。事后，住楼下的舅公对同样是京剧戏迷的我父亲说，这位王大哥的京胡水平真是了得。我的名字是舅公起的，我出生那年正值干部下乡，他说，就叫戴耘吧，“耘”便是下乡种地。早年我记忆中的舅公不苟言笑，我和姐姐们多少有些怕他，只是他和姑婆从小偏爱我的大姐，大概是因为大姐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吧。到了晚年，他变得随和很多，经常跟我和两个姐姐打趣开玩笑。1973年的一天下午，我拿了球拍出门打乒乓，舅公乐道，你看你看，刚到家，屁股还没坐热；说的是，当年的我，一个小屁孩，整天没魂似的在外面浪。那天，我打完乒乓回家，舅公不在家。听家里人说，他突发脑溢血，送医院不治，享年六十九岁。戴耘写于2024年2月25日星期日（下一篇，我写写我的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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