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新加坡超越香港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某智库研究报告表明，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笔者认为这是一家之言，在金融的几个主要领域，诸如商业银行、证券、资产管理、保险，新加坡的存量和交易规模都还远远不及香港，短期内要想取代香港的位置，还是很难的。但是，香港在衰落，新加坡在保持强劲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以最直观的人均GDP为例，1990年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分别为：香港13485美元、新加坡11861美元、台湾8135美元、韩国6610美元；而到了2020年，四地人均GDP分别为：新加坡59797美元、香港46323美元、韩国31489美元、台湾28180美元。这三十年间，新加坡超越了香港，对台湾优势也愈发明显，均值从1.45倍扩大到2.12倍。是什么原因导致香港被新加坡反超呢？这个话题值得探讨，其一些内部机理，也适合解释台湾与新加坡的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新加坡与香港、台湾一样，其人口组成都是以闽粤移民为主，但是新加坡人属于在非中国土地上的海外移民，其独立后在东南亚民族的包围下，也只有独立建国一条路可走，而无法选择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在当时冷战的残酷环境中，东南亚各国仇华都很厉害，新加坡的闽粤移民，也只有放弃“中国人认同”，树立“新加坡人认同”，才能求得安稳。所以，自从独立起，新加坡就是完全自主的政治实体，在其政治生活中，就不存在“新加坡人到底属不属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纠结问题。基于清晰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新加坡的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导向一直很明确，国内政治生活也一直很平静。这些保障了新加坡一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香港、台湾则不然，他们在现代史上一直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困境。由于这两个地方因为长期被殖民，又加上当代自由主义对传统民族观的消解，本土主义越来越盛行，“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一部分”，这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越来越成为香港、台湾的社会核心议题。而另一方面，港台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在国际法上，二地主权属于中国也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从两地社会内部结构来讲，大量人口为中国大陆政治、知识、工商精英移民及其后裔（而新加坡以文化水平较差的贫民为主），它们的社会主流中，捍卫中华一统的力量也一直很强大。所以，香港、台湾的本土意识下的身份构建，与国际法以及中国传统的族群和国家叙事发生着冲突，在其社会内部，也始终存在着本土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冲突，由此导致两地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张以及内部撕裂，并且本土主义者喜欢援引外援，甘愿沦为大国政治冲突的牺牲品，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经济稳定以及外部信心。从深度讲，这种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也使得香港特区政府和台湾当局很难明确本地的战略定位，长远发展方向也在迷失之中。从全球看，存在着此类身份归属“精神内耗”的地方，比如，对于到底属于斯拉夫还是欧洲存在困惑的乌克兰，对于到底加入西方还是回归伊斯兰举棋不定的土耳其，发展都是充满曲折，甚至招来战祸。新加坡的政体，结合了西方民主和儒家精英政治的两方面长处，从实用性角度讲，是东亚社会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非常有效的一种制度选择，具体而言有以下特点：1. 贤人政治。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主动吸纳社会顶级精英，进行治国，本届内阁成员半数以上毕业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级学府，阁员专业素质强，道德操守好。2. 一定限度的民主和权力监督。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但是它不是一党制，人民行动党通过选票获得执政地位，其得票率始终不超过81%，同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监督。3. 大政府。政府享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以及对社会组织的控制能力（不过是通过法治手段，而不是行政指使）。4. 完善法治优于发展民主，对于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而言，法治的成本比民主要低很多。5. 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又防止民粹主义泛滥，诸如颁布《内部安全法》、《煽动法》、《宗教和谐法令》、《报章和印刷法令》等，对于裁定违法的行为，要施加惩罚。总之，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既尊重民主的原则和价值，又意识到了过分民主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及自由主义如果过度发展对新加坡这种孤立城邦国家，多元文化社会的危险性。虽然李光耀的很多做法也广受非议，不过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的确保障了社会安定、清廉公正、经济持续发展，新加坡政府的治理能力之强是全球公认的。而香港的政治制度相比新加坡有两个弱点。其一，它直接脱胎于港英治理架构，具有浓重的殖民时代色彩，是个典型的“小政府”，不是责任型政府，使得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无力，整个社会的权力实质上被财团和政党瓜分，所以，回归以来香港的很多发展规划，最后都不了了之，政府无力治理经济。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报告》，在施政能力的六个主要选项中，香港有5项是落后于新加坡的，只有立法会监督能力强于新加坡。其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英国为了给回归之后的香港预留“麻烦”，以保持对香港事务的影响力，港英政府抛出以“终极民主”为目标的政改方案（而此前英国人是一直拒绝给香港人民主的），这等于为香港人树立了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导致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生活，总是在围绕“终极民主”、“全民普选”纠缠，这个目标与香港本地实际以及中央政府的容忍度脱节太远，成为导致香港社会日趋紧张的原因之一。台湾也是陷入另类的“民主困境”，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其政体与新加坡颇为类似，是精英主导的威权政府，在外省籍（孙运璇、李国鼎、蒋硕杰等）和本省籍（郭婉容、萧万长等）精英领导下，经济保持高速发展。1987年“解严”以及李登辉推动全面直选后，台湾基本完成了民主化，民主化的好处是大幅度消除了腐败，提高了平民的尊严和安全感（80年代的台湾地方政府公务员对老百姓也都是“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1. 党争和民粹导致决策低效化、决策弱智化，李登辉时代以来，尤其是政党轮替以来，政府部门领导人及县市长呈现低能化趋势；3. 非理性声音借助民主制度，操纵舆论场，扭曲社会价值。所以，民主对于台湾人民而言，其实是有得有失，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也是如此。本文无意评论各种政治体制的优劣性，但是新加坡做的制度设计，更加符合本地实情、扬长避短，这方面他们的确比香港人和台湾人更聪明。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邦型经济体，两地土地面积都很狭小，香港面积1106平方公里，而新加坡是728平方公里。但是香港山地占比太多，适宜建设开发的土地面积不过260平方公里左右，而新加坡几乎所有土地都适宜建设利用。所以，在城市发展用地方面，新加坡是香港的近3倍。刚才所讲的“大政府”，使得新加坡政府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进行填海造陆，从1990年至今，通过填海增加了9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土地面积增加了15%，未来十年还要填4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香港是“小政府”，政府的填海造陆行动受到环保组织和地产商的强烈抵制，导致进展极其缓慢，自从1997年至今，填海造陆面积仅仅12平方公里，这个填海速度，还不如仅为香港土地面积三十分之一的澳门。我们在研究经济增长要素的时候，过度强调技术、资本，而土地资源丰富性对于城市经济而言至关重要。以香港与中国大陆城市发展对比，近二十年，北京、上海，乃至香港毗邻的深圳在经济体量上大幅度超越香港，除了经济战略得当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城市发展用地充足，使得可以无限拓展新的城市功能，培育新的产业。以北京为例，政府规划的城市建设面积是3670公里，是香港的14倍以上，使得近二十年可以培育出四个中心商务金融区（CBD、金融街、望京和丽泽），三个科技园区（中关村、上地和亦庄）以及若干专属功能区（顺义临空经济区、朝阳798文化产业园区、昌平农业科技园区等）。这些新的城市功能区的出现，使得城市经济不断获得新的增长点，基础建设也能保持不断更新。新加坡的建设用地虽然没有北京、上海丰富，但是比香港宽裕很多。其实，9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产业机构与香港基本类似，都是金融、航运和加工制造业，新加坡得益于土地储备充足，后来又发展了石油加工业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生物科技园区，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二大半导体生产基地（约占全球晶圆产量的5%，半导体设备产量的20%），全球第三大炼油国。即使是金融、商贸方面，新加坡的发展空间也是远远优于香港，承担此类功能分区的CCR和OCR面积合计约180公里，而香港承担此类功能的港岛北部和九龙面积不过70余平方公里。因此，香港在80年代高速发展过后，尤其是1997年回归之后，受制于土地面积有限，城市功能转型和发展基本固化，除了原来的金融、航运、旅游业之外，再也没有新的空间培育新的产业，香港的教育、供应链、知识产权、融资优势都无从发挥，反而是成就了毗邻的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实质上，“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内地严密的地理分割，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香港，更深远的视野看是束缚了香港。以上三个结构性困境，香港在短期内都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香港的发展速度落后于新加坡的态势仍将维持。加上新加坡的经济腹地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前景也被广泛看好，新加坡的不仅在经济总量的优势会扩大，在金融、商业和科技上的影响力也会赶上或超过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