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寻找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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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风险加剧的世界需要更多像巴特勒和皮卡德这样的商业领袖。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人和价值，而不是数字。

经济构造力意味着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波动和风险，并直接影响到它们的员工，因此企业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有价值的、权衡利弊的选择。

我总是公开讨论自己的价值观并让我的领导了解它，而且通常他们会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价值观。

我尝试践行的价值观是：

家庭第一；

为了一个重要的、让我们感到自豪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并追求卓越；

团队合作；

谦逊；

永远往高处走，因为高处风景更好。

企业领导者每天都在处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事务。正如长途车司机的思绪集中在目的地上，并观察路标以监测自己的进展，但他们同时需要把很多的精力花在眼前的路上—监控车速、注意后视镜、避开突然出现的障碍等。

领导者清楚本书所描述的五种经济构造力，所有这些力量都在近年来的某个时间出现在头条新闻里。

人口老龄化是五种经济构造力中最明显的一种，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大多数企业领导者知道他们员工的平均年龄，特别是领导层的年龄，因为职位继任是所有企业的关键事项。

然而，人口统计数据变化缓慢，无法成为企业制订商业计划的关键因素，除非他们考虑的是极长周期的投资。

可惜的是，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在企业规划讨论中产生的许多根深蒂固的假设都源自人口统计学。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人口统计学进程非常缓慢，以至于我们几乎把其当成了一种常态，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第二章中，我解释了就算新冠疫情导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重建已经成为历史，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依旧比我们之前经历的要缓慢。

如果在2021—2022年假设未来经济增长缓慢，并据此制订商业计划，这在当时会引起很大争议。人们倾向于推断新冠疫情之后经济会出现强劲增长，但这是个危险的假设。

要更稳妥地制订商业计划，应当假设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这样企业才会考虑如果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应如何实时调整他们的商业计划。

至于通货膨胀，企业假设通胀率恢复到2%左右，这是自然且恰当的。然而，考虑到经济构造力的影响，如果通胀率上升到更高的范围，企业最好也考虑调整商业计划。

经济构造力最重要的影响是，未来将出现更高的经济和金融波动。尽管人们从不欢迎不确定性，但波动的两面性至关重要。在任何一年，世界都可能比企业预期的更好或更坏。

考虑到这种额外的不确定性，要做的不仅是保守假设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或利率，并将其纳入商业计划考量，还要从一开始就将更多的风险分析纳入商业计划。

企业管理未来风险的最佳工具之一是情景分析。企业先建立一个基础预测，然后围绕这一预测制定备选方案。基础预测里会使用熟悉的假设，如恢复到平均经济增长率，通胀率恢复到2%，短期利率恢复到略高于2%，长期利率可能比之高一个百分点。

企业据此围绕经济增长趋势放缓、经济衰退、技术变革带来的强劲增长、较低的利率、较高的通胀率等因素制定备选方案。

为企业制订多种可能的方案，将在销售、价格、必要的生产能力、企业就业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将这些不同的方案绘制在图表上，就会形成一个由各种可能性组成的云团，以基本情况为中心向外延伸。

重要的是，每个预测都是不确定的，但这种不确定性会随着预测的深入而加大，我们看得越长远，云团就越大。

为了解释这种不断扩大的可能结果，经济学家可以根据他们的模型计算出预测浮动区间。例如，经济学家可能会预测未来12个月的经济增长将是2%，上下浮动0.6%，从而得出未来一年经济增长的可能范围是1.4%-2.6%。

如果企业正在考虑增加产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时企业则想知道未来2-3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使用相同的统计模型，经济学家可能会预测未来三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

若考虑更长的期限，则难以获得确定数字，但可以提供一个区间，如±1%。这意味着在三年的规划期内，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是1%-3%。这一预测将转化为三年后企业的销售目标，比现在的销售量高出3%-9%。

把这些不断扩大的“差异区间”加入企业对销售和价格增长的假设中，就会使规划方案云团中产生更多的路线。

在商业计划中融入不确定性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可能性的云团需要不断地更新，才能成为有效的管理工具，因为经济一直在变化。

不断发布新的经济解读，就会对方案的起始点产生影响。企业可能会发现，只过了几个月时间就发生了一些事件，导致其中一个核心假设偏离轨道。这可能导致部分方案失效，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他方案的可能性。

这时企业应该制订一套新的方案，并对商业计划进行实时调整。这种更新可能是推迟或加快一项投资计划、裁员或加快招聘计划。

认真对待计划和风险的企业需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持续更新这些方案，并始终考虑这些方案可能出现的问题。

董事会在年度战略会议上要求管理层提供备选方案已成为标准做法。企业会自然地创建一个基准情景，包括一个“幸运”情景和一个“不幸”情景。然后讨论如果出现好的或坏的局面，企业要怎么做。这是合理的做法。

然而，这强化了一个标准的概念，即接近基准预测的结果是最有可能的，而其他的可能性则呈钟形曲线散落在它周围。特别是当幸运和不幸的情景看起来很极端时，董事会将很信赖基准情况。

但是，经济构造力相互作用的一个核心含义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曲线可能比我们过去经历的更平坦，远不能形成钟形曲线。经济构造力在持续动态演变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因此，对任何企业来说，信赖基准情景成为一种风险越来越大的战略。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轨迹也意味着未来会继续保持较低的无风险实际利率，甚至利率可能继续下降。令人惊讶的是，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很少有企业接受长期实际回报率的现实情况。

截至目前，我仍然经常听到企业或其董事会在批准一项新的投资之前，一如往常地要求同样的最低风险调整回报率。新投资提案的最低风险调整回报率通常被称为“门槛利率”，它代表了批准一个提案必须跨越的门槛。

风险调整后，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肯定会被企业抢走，这是一个既定事实。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竞争的力量会迫使企业抓住所有机会，否则其他企业就会抢走这些机会。

如果一家企业有资金可用于新的投资，那么这些新投资项目必须优于其他资金使用方案，如偿还债务或回购企业股票。如果企业从债券市场或银行借到的钱的利息是5%，那么任何新的投资机会（在调整了与该新投资相关的风险之后）都需要提供至少5%的回报，只有如此，这一项目才能超过门槛利率。

调整投资风险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围绕商业计划进行上述分析。企业需要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将新的投资纳入其中，并充分了解从项目开始到项目完成期间的潜在负面风险。

分析表明，新的投资应该带来10％的回报，波动范围在±4％之间，那么在最坏情况下需要提供至少6％的回报率才能超过门槛利率。

重要的是，门槛利率不是即时的利率，而是企业预期在项目完成时以及之后的平均利率，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概念。经理们经常使用过去几年平均的无风险利率作为门槛利率的代表。另一些人则以企业长期以来的内部标准认定门槛利率。

在利率如此之低的今天，可以理解一家企业认为3-5年后会有更高利率的想法。这家企业可能无法找到任何符合其标准的投资机会。

事实上，在一个实际利率呈下降趋势的阶段，一家门槛利率过高的企业可能会反复对投资犹豫不决，因为它假设回报率会恢复到历史水平。这可能会导致这家企业地位下降，因为其他清楚实际利率可能在未来30年平均保持低位的企业会抢占这些投资机会，并赢过迟疑不决的企业。

可以肯定，这是近年来许多经济体投资率低的原因。更新我们对这些基本事实的理解，对恢复商业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随着五种经济构造力的形成和相互作用，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将继续增加。低实际利率和债务的积累正在缩减中央银行的回旋余地，这将给过去30年我们享受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境况带来更大变数。

技术进步将对企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迫使个人频繁转行，加剧收入不平等，并导致高度不可预测的政治行为。政府的环保倾向要求企业不断改变商业参数，企业则需要为实现低碳经济而重新定位自己。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可能会给企业价值链去全球化持续施加压力，或者让国际贸易规则突然发生转变。能够导致突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的经济构造力组合有无穷多。

正如前一章所论述的，中央银行和政府不太可能为企业和员工承担所有这些额外的风险，尤其是在政治两极分化的情况下。

我相信，经济波动和风险增加的大部分负担将由企业来承担。成功的企业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使员工正常工作，并为股东提供可观的回报。简言之，有效的风险管理会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关键渠道。

想象一下，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都预期未来需求将会增加，同时考虑扩张业务。两家企业都认为商业环境的风险比过去高，因为最近出现了不寻常的波动。它们对于服务需求增加的预判比它们以往习惯的预判更加不确定。它们都有资本现代化的计划，但技术每天都在变化。政治已经变得非常不可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及其董事会希望在现有的投资建议中考虑到更高的风险，所以会要求商业计划制订得比过去更严格、更有力。

第一家企业认为，在项目的有效期内，实际利率将回升到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第二家企业明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会使实际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在项目的有效期内，利率甚至可能会逐渐降低。结果是第一家企业不批准这个项目，而第二家企业则继续进行。

最终，对第二家企业的雇员和股东来说，各方面指标都表现得不错。

再考虑一下同样的两家企业，假设它们都了解项目周期内实际利率的可能变化。

第一家企业有一个标准的风险管理框架，包括一名首席风险官，每年对员工进行调查，并向董事会提供年度报告，说明管理层对风险的理解。董事会成员对首席风险官可能遗漏的风险提出自己的看法，所有人都很满意并认为目前企业的计划能够抵御已经确定的风险。

第二家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进行了更多投资。它也有一个首席风险官，但这家企业还有一个由风险专家组成的完整部门，他们通过组织工作来发展风险文化，让风险管理具有弹性和灵活性。

他们已经发展了快速并且能够持续更新情景规划的能力，已经优化了企业的流动性政策，一线员工有桌面工具来帮助他们做出带有风险意识的决定。每个员工都像股东一样承担起管理风险的责任，因为他们是应对企业所有形式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他们会在定期的团队会议上及时分享不寻常的风险事件，这些会议总是把“风险观察”作为议程的最后一部分，这些经验会被作为第二道防线的风险部门吸收。第二道防线在整个组织内分享见解，并在必要时调整风险策略，以涵盖新出现的风险。

董事会可以与首席风险官和内部审计师（第三道防线）深入讨论新出现的风险。内部审计师可以依靠这种强大的风险文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预测企业风险环境的未来变化上，并实时提醒管理层和董事会注意这些趋势。

有了这种积累下来的风险专业知识，第二家企业更善于风险管理，特别是风险投资。

第一家企业可能在看到一个投资机会时，认为它可以产生10%的回报，浮动范围在±5%，然后拒绝这个机会。

第二家企业凭借其卓越的风险管理能力，看到了同样的机会，预估其可能的回报率为10%，浮动范围为±3%，因此进行了投资，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回报率仍能战胜它们的门槛利率。

第二家企业得以成长起来，为股东提供更好的回报。如此经过数年，第二家企业可以建立起将风险转化为机遇的声誉，而投资者也会相应地提高其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家企业花在参与风险管理的员工身上的钱并未被归类为投资，尽管这些花费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产生回报。

对风险管理能力的投资与成功企业其他形式的投资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如企业一直在对其员工和计算机系统进行增量投资，建立IT团队来维护其技术投资，而这些团队也花时间开发新技术的独特内部应用，为客户和企业带来更多价值。

那些不断接受培训的员工会更加灵活，工作效率更高，这也为客户和企业创造了更多价值。这些好处会持续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风险管理活动具有投资的所有特征，但它通常被视为一项单纯的开支。

在2018年出版的《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中，乔纳森·哈斯克尔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研究了许多“无形投资”为股东提供价值的证据。

无形投资是指在知识和其他软性因素上的投资，能够促使企业成功并获得回报。这些投资包括研究和开发、新专利、品牌广告、员工培训以及支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关系的发展。

我认为，在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风险管理投资将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一个公认渠道—下一个重要的无形投资渠道。

设想一家依靠全球供应链来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企业如何管理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它降低供应链全球化程度的元凶）的风险？

一种选择是简单地将去全球化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将大大增加生产成本并提高价格。

大多数企业在不得不把生产转移到工资较高的地方时，会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动化程度，这将导致在国内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少于决策者希望通过转移生产而实现的目标。

由于这将导致产品价格高昂，而需求有限，因此公司更有可能保持其全球供应链。减少风险的措施包括在供应链中引入冗余环节以作备用，在多个国家发展多条供应链，尤其是在已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

这种价值链重新优化所需的资金应被视为风险管理的无形投资。重要的是，最佳的应对方法将因公司而异，全球化不是非此即彼的提议，而是一个有多个选项的完整菜单。

哈斯克尔和韦斯特莱克表明，无形投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与技术逻辑的进步基本一致。

以美国经济为例，涉及机械、设备和房屋土地方面的普通投资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无形投资却在稳步上升，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近年来，无形投资已经开始超过传统的资本投资。无形投资通常被视为损益表上的费用，而资本投资则被视为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因此，大量投资于无形资产的企业看起来会有较低的盈利和较低的账面价值，而不投资于无形投资的企业的盈利和账面价值则相对较高。

假设一家企业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战略性无形投资，并且市场认为其颇具价值，当这家企业被另一家企业收购时，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收购方将支付超过账面价值的溢价，其差额将被归入合并报表中的“商誉”。

正是在购买的那一刻，市场对累积的无形投资价值的估计才得以具体化。相比之下，那些自己悄悄投资无形资产但从未被收购的企业可能表现得非常好，通常人们会认为企业的发展像一个谜。

除了指出投资者常用的一些典型的企业业绩衡量标准以及国家统计人员常用的投资和生产力衡量标准的不足之处，有些观察者还指出了企业在应对新技术时面临的困难。

如果投资者不承认无形投资对企业的价值，企业就更难站出来部署新技术。换言之，市场关注短期业绩可能也是造成近年来企业资本投资率低，倾向于股票回购而非有机增长的部分原因。

在我看来，只有超透明、标准化的会计方法才能抵消这种趋势。

无形资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使大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这与有形资产（如机器）只能在单个工厂中使用形成鲜明对比。

例如，一家在其品牌上投入巨资的企业可以将该投资的获益扩展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业务中。对研发、专利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的投资也是如此。正如上一节所述，这也适用于对风险管理能力的投资。

无形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强了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趋势。这在技术型企业中最为明显，仅一项创新就足以让技术型企业的规模和市场价值呈爆炸性增长。

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规模会不断扩大，甚至形成垄断占据整个市场份额。可以想想微软的操作系统对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个人计算机的影响。

历史上，成长为市场主宰的企业会引起两种政策反应：强迫企业解体或封闭式监管。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银行、电力供应商和电信企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变得越庞大，就可以赚取越高的回报率。

当政府强迫企业解体或对其实施大规模监管，结果往往是市场被少数大企业瓜分，这些企业均有很大的市场力量。这种情况被称为寡头垄断，加拿大的银行系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市场力量意味着高利润，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应该削减这类企业的规模，才能促使更多的竞争，从而降低对消费者的定价，并降低利润率。

另一些人则看重寡头垄断带来的稳定性，虽然较少的市场竞争会给消费者带来较高成本，但对整体经济可能存在好处。

现代经济正在走向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增长的主导权已经从有形经济转向无形经济，从商品转向服务，并且有自然力导致企业规模化和市场高度集中。

这更可能致使下一波技术进步仅让少数人受益，并让收入分配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俨然将成为干预主义政治的沃土，并为已然动荡的商业环境引入又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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