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童话”任溶溶：在爱中滋养的孩子，长大后运气都不会差

66年前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咖啡厅，一位男子要来了一杯咖啡，铺开稿纸，开始奋笔直书。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仅靠一张纸和一支笔，他就在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中，创造出了“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两个经典人物形象。

自此以后，做事马虎、总会丢三落四的“没头脑”，以及别别扭扭、让他往东他偏往西的“不高兴”，就和一个个诙谐幽默的故事，成为了一代代孩子心中的珍藏。

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1962）画面

66年后，赋予这两位童话人物艺术生命的大师，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泰斗、著名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9月22日凌晨在上海的家中安详去世，享年100岁。

任溶溶先生 图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任老离开，我的童话也散场了。”听到任溶溶去世的消息，一位和“没头脑”与“不高兴”共同成长的读者，内心不免感伤。

以灵动的想象力为纸笔，这位百岁老人为我们描绘出了妙趣横生的童话世界，带给我们太多温馨的回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最早把迪士尼介绍到中国、“一生快乐”的任溶溶，却并非真的一生顺遂，他也曾在百年历史的洪流中，历经风雨、上下沉浮。

有人或许会在接二连三的挫折中阴郁消沉，但对任溶溶来说，这些困境反而促成了他自学俄、意、日等多国语言的契机，最终“误打误撞”，在儿童文学的世界中闯出一番新天地。

哪怕是身处逆境，依旧保持乐观诙谐；置身低谷，却仍能充满学习的激情。任溶溶的这份诙谐和洒脱，不正是我们时下所说，向上生长的勃勃韧性吗？

回顾任溶溶漫长却又快活的一生，外滩君发现，他骨子里的侠义和幽默，离不开古典文学的熏陶，更离不开父母对他甜蜜的“宠溺”。正是童年时期所获得的爱和自由，让他将自己的人生，也过成了永不褪色的绚烂童话。

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啼传来，上海虹口闵行路一处沿街住宅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这个脸蛋憋得发紫的新生儿，仿佛在降生的瞬间，就同医生和家人开起了玩笑——他不愿意哭着来到这个世界。

最后，还是接生的医生用最简单的方法，把他像兔子一样倒提起来，小在屁股上挨了几下，终于，小孩不情不愿地哭出声来，脸色也很快变得红润了。

“我的人生是从挨打开始的。”任溶溶曾这样调侃。妈妈第一眼瞧见他，顿时产生了怜惜之情：这孩子身子骨太弱了。爸爸也给这第三个儿子起了个大名——任根鎏，这个原名也陪伴着任溶溶，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图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儿童诗集《怎么都快乐》《如果我是国王》配插图，插画师：大面包插画

出生后，任溶溶因弱得福，全家人都对他呵护备至。因为父亲有三个妻子，所以任溶溶也有三个妈妈。在他的记忆中，大妈妈会在他小时，天天在他身上挠痒痒、讲故事，陪他睡觉。

而亲妈妈杨惠琼，也爱他到了“偏心”的地步：每当到了晚上十点，任溶溶准备吃宵夜的时候，她总会悄悄端上一盆冬菇炖甲鱼，坐在一旁看着任溶溶尽情享受。晚年时的任溶溶，常有朋友来拜访。每当朋友当着妈妈的面前夸奖儿子时，任妈妈总会看着满头白发的儿子，笑着说：“你们别这么称赞他，他会翘尾巴的。”

尽管90多岁高龄，任妈妈还很揪心这个从小就饭来张口的儿子：“如果我不在了，你不会烧饭怎么办呀！”为了让妈妈放心，70多岁的任溶溶，还特意学会了烧菜。任溶溶曾无限感慨道：“在妈妈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

任溶溶与母亲杨惠琼

妈妈的温柔呵护，也沿袭到了任溶溶的学习上。4岁时，任溶溶刚入私塾便主动“弃学”，妈妈听闻一笑便依了孩子的请求。

幼时，任溶溶和家人搬了几次家，也换了三个私塾。可能是旧日里更偏重长子的习俗，任家大人对于幼子任溶溶的学业，却没有更高的要求。

父母在学业上的“松弛”，也让任溶溶的“顽童”心气一发不可收拾：平日里，任溶溶每日看着连环画、学者画公仔，快乐地玩无锡阿福；到了周六，他还会和四叔公一起，在广州吃茶楼、玩观音山；周日更是自由活动的换了时间：看电影、逛书店，甚至自创电影说明书、跟风创作长篇小说……几乎是任溶溶怎么快活，就怎么来。

任溶溶少年时期广州留影 从左至右：1929年刚到广州；1935年读小学四年级；1937年6月小学即将毕业，拍照时特意在头上抹了发蜡

这是一段非常“散漫”的童年生活。“无人管教”的任溶溶，读了大量的杂书，尤其喜欢“人物打来打去”的旧式武侠小说、滑稽搞笑的《济公传》，以及张天翼的《奇怪的地方》。在欢快明艳的日子里，任溶溶几乎做了所有小孩能做的事情，直到战争的到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轰炸机很快飞往广州。年幼的任溶溶，只能蜷缩在红木八仙桌下，躲避数次空袭。轰炸结束后，任溶溶发现，以往热闹的市区成了一大片空地，到处都是火光和黑烟。

半个多世纪后，在回忆散文《在南海过暑假》中，任溶溶难免留下了只言片语：“那爆竹声也先是尖锐的呜呜声，最后是沉重的噼啪声、轰隆声。这些喜庆的声音却让我想到过去悲惨的日子，我想想实在难过。”

日军轰炸广州

在任溶溶最为惊恐和不安的时候，爸爸任翰臣却用笨拙深沉的爱意，尽力抚平着儿子的创伤。

顾不得惶恐和感叹，来到上海的第二天，年轻的任溶溶就带着全新的行头和希望，去新学校上学了。

虽然任爸爸保留着“老式”的作风，从来没有亲手抱过儿子，但这位从小就从广东老家出洋谋生，后白手起家在上海闵行路开了家洋纸行和木器行的任爸爸，用自己的担当，为儿子撑起了一片天。

任爸爸买的这两套西装，任溶溶只有一套穿过一次，另一套根本就没穿过，但任溶溶却始终记得：“爸爸就是这样爱我的”。

图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儿童诗集《怎么都快乐》《如果我是国王》配插图，插画师：大面包插画

滋养在父母的爱意下，陪伴任溶溶百年记忆的，不再是战争的苦难，更多是家人轻松愉快地相处。这不仅成了任溶溶创作的沃土，也使得今后哪怕遇到再大的风浪，他都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渡过。

苏霍姆林斯基说：“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这不是对未来生活的准备时期，而是真正的、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

尽管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已经难以体会到那段艰苦岁月，但是温馨的家庭氛围、以及美好的童年回忆，对于人一生的成长来说，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恐怕也是任溶溶在红尘之中，得以修炼出不老童心的根本所在。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曾中断学业，但是在广州崇文尊古的社会环境中，年幼的任溶溶，还是早早迎来了蒙学生涯。

在连续换了两家私塾后，作为最后一批读私塾的学生，幼年时的任溶溶在也开始了规律正常的作息：每天清早四五点，还在睡梦中的任溶溶，就被家人从床上托起来，头上盖着一块包袱皮，由着他堂兄，把他抱到老师家里去。

先是向孔老夫子叩头，再向老师叩头。接着，这些小萝卜头们，就一个个轮流站到老师桌旁，背诵前一天教授的新书。

接着，老师们再教授没有标点符号的经文，一面教一面在书上用朱砂点句。私塾的老师们，并不一句句解释，只要求孩子们能认识和读得出每个字。

春去夏来，孩子们很快就能和老师学者对对子了，甚至还能跟着平仄，凑合几句“歪诗”。尽管不赞成私塾刻板的启蒙方式，但任溶溶不得不承认，这门功课，也是他最为感激的课程，因为这让他“一辈子喜欢唐诗，享受到读唐诗的乐趣。”

图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儿童诗集《怎么都快乐》《如果我是国王》配插图，插画师：大面包插画

三年私塾读下来，等任溶溶再转到正规小学读一年级时，他已经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了。显然，这段文言文的学习生活，让任溶溶“幼小衔接”的功底非常扎实，小学六年，就连任了六年的班长。

得益于古典文化的熏陶，任溶溶对语言和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进入大夏大学中文系学习时，任溶溶在老师的授课中，很快明白了汉语词汇可分可合的黏合作用，并在之后推动文字改革的工作中，尝试编写广州话词汇、也出过广州话拼音方案。

大夏大学旧照

他对中文钻研越深，也越发助益他对其他语种的学习。“你学会一门语言，你再去学其它外语，就会容易得多。”没有走出国门的任溶溶，在之后的岁月里，还成功自学了英、俄、意、日等四种文字。任溶溶觉得，语言学习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是用心去记，用心去悟，“学习是没有底的”。

让他影响最深的，还是意大利语的学习。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还在牛棚中的任溶溶，就通过一本意大利语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反复诵读。白天他在艰苦劳动间隙抢时间休息，晚上就抢时间在家里学意大利文，把生字和语法规则抄在薄纸上，留待白天边劳作边背诵。在这幽暗的岁月中，他学会了意大利语，甚至还有闲暇，开始了日语的学习。

“摔倒了就从地上抓把沙子”，这句广东谚语对任溶溶影响颇深。不确定的时代，尽可能抓住自己擅长且感兴趣的东西，这样不管身处怎样的境遇，人们都能有所收获。

在翻译了国外诸多经典儿童文学故事后，任溶溶越发觉得语言的博大精深。身为编辑，他更明白儿童读物的特殊性——既要有趣味，同时也负有对儿童进行语文教育的任务。每当翻译到儿童故事中，最常见的文字游戏或某字语义双关时，任溶溶都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在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

在《写在译稿背面的诗》中，任溶溶把自己翻译创作的过程，形象比喻成了打仗：

任溶溶觉得，“译者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作者，要务使外国作家有味的文字不变成无味的文字。这不是件容易事。”

肩负育人的使命感，从23岁翻译第一部儿童作品开始, 任溶溶做了一辈子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中，全国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作有426种，而任老一人就独当30多种。像《彼得潘》、《木偶奇遇记》、《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等经典童话背后，都有任老辛勤工作的身影。

翻译的文字多了，任溶溶难免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在《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的散文中，他如实记录下了内心的想法：“我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时感到很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有时一面翻译，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心想，要是让我写，我一定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们更喜欢。”

于是，他用小本子记下生活中的片段并尝试自己写些活泼的故事。他还试着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融入童年时热爱的戏剧、音律，以儿童的视角，说些儿童的日常。

因为当时刚有了女儿，心生欢喜，所以当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时，他也会写上女儿的大名“任溶溶”。自此，那个从小就喜欢读闲书的小男孩，顺理成章地打开了文学的大门。

余生中，他写了《我是个美国黑孩子》、《丁丁探案》等小说，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还写有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等，也荣获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亚洲儿童文学奖等诸多重量级荣誉。

最后，“任溶溶”也成为他和女儿共有的名字。

可以说，他用自己的创作，践行着半个世纪前，写给自己的小诗：“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

纵观任溶溶一生成就，不难发现，正是从小打下了坚实的中文根基，让他敏于语言的学习，在学无止境的追求中，促成了他和儿童文学的幸运相遇。

不管有没有看过“没头脑”和“不高兴”，但人们总对这两个名字，耳熟能详。

那些年，“没头脑”设计的“没电梯的摩天大楼”，“不高兴”扮演的“打不死的老虎”，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大呼好笑过瘾。但这简洁的故事背后，却并不仅是简单的戏谑和热闹。

连环画《没头脑和不高兴》

深究其中，“没头脑”和“不高兴”其实就是“考虑不周”和“情绪化”这两类问题的具象化，但故事中，任溶溶却并采用说教的方式，而是把这些小缺点写成了人物，运用幽默的方式进行善意的批评嘲讽，这或许也是任溶溶，给总嚷着“不开心”的孩子们，开出的心理药方。

“批评他们吧，他们总是不服气，认为这是小事，我就想干脆让他们带着他们的缺点就变成大人去做大事，出点大洋相。”任溶溶回忆起《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由来，也不乏他一以贯之的豁达。

为了引起孩子的兴趣，任溶溶将幽默就变成了一种柔化剂，让小读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沉浸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中，去学习和观察。这样，孩子们既能从中照见自己身上的毛病缺点，又能在笑声中愉快地受到启发和教育。

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1962）画面

“让他们自己看、自己想”，注重生活体验，却又循循善诱，成为任溶溶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曾被世界温柔以待的他，又希望能让孩子们，感受这些美好的，既现实又非现实的故事，满怀希望地去遥想未来。

而这也恰好符合了儿童心理学的观点：幼儿期的许多记忆容易被置换、遗忘、但幼年时形成的儿童想象力，以及与想象力有关的审美习惯等，都将作为一种思维结构或形式，保留到他们成年之后。

因而，任溶溶坚信：“儿童文学当然要给儿童快乐，同时又是一种陶冶。儿童要长大，长大了也不会忘记小时候读过的好东西的。”用童话“骗”小孩一时是故事会，“骗”大孩一世才是艺术家。

2017年任溶溶先生手写卡片

为此，他始终坚持“一张纸，一支笔，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页一页‘爬格子’。”时光荏苒、笔耕不息。即便是晚年翻译创作时，任溶溶的手头都总放着一本字典，经常翻阅。他以一生所爱，传递给孩子们最好的文化浸染。

笔耕不辍的任溶溶先生

有人说，任溶溶是孩子最合格的导引者，是儿童的好朋友。他使我国的儿童文学变得不再勉强负载教育意蕴的沉重，通过文学给孩子以快活。

曾担任任溶溶专栏的助理编辑陈丹燕，还记得90年代初，她和任溶溶一起去一个地方开会。当时大家都坐在《儿童时代》派出的小汽车上。车子路过一个乱纷纷的街道，任溶溶看着窗外，突然感慨说时代是变化的，每个时代都会有受益者和失意者。“他有一种接受自己命运的坦然，但也不丧失对这个世界的爱。”陈丹燕回忆说。

这或许正是任溶溶为我们传达的信念：坦然面对命运，乐观去生活。一个人能拥有一颗童真的心态，是生命的幸运与豁达的馈赠。岁月能带走少时的年华，却带不走永远年轻的心。

作家梅子涵曾赞扬任溶溶：“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便是写成了他自己的百岁童话。他真像安徒生笔下的老月亮，看他一眼，心里便明亮。”

无忧无虑、着迷读书，愿意尝试各类新鲜事物，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怨天尤人。在童年爱的滋养下，任溶溶一生浑然纯粹。

而答案，可能就是不吝外溢的爱意表达，以及对幸福的简单认定。虽然如今，任溶溶已然远去，但他身上的纯粹明净，却依旧在生动地告诉着我们，被爱深深滋养过的孩子，命运不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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