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晓芳

编辑 | 周航

一切都是必要的吗？

手机本身没什么好坏可言，主要是你怎么样去用手机。

有一次我工作到特别晚，回家差不多是晚上11点了，我观察了一下地铁上周围人的表情，大家都很累，眼睛都快闭上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但手里一定会拽着手机在那里翻。他们不一定是在回工作消息，其实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机械地划，划某条资讯，划某个公众号的文章，划视频，就是不愿意去休息。

我后来就在地铁上问了一个人，为什么那么累了还要不停地刷手机？他当时给了我一个答案，比起获得休息，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可以自由支配下班后的时间。所以有个词叫报复性熬夜嘛。

我挺理解地铁上那位路人的选择的。每个人在面对情绪问题，或者是工作后的疲惫，很多时候我们的默认选项好像只有手机，因为这也是一个最便捷的选项。

我之前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不算特别长，日均4小时。但我“数字不健康”的症状，已经有表现了，比如通勤时我听心爱乐队的新专辑，感觉只是为了屏蔽外界声音，从来没有用心留意歌曲给了我怎样的共鸣；下班放松时，我点开 YouTube 订阅流，以为自己能学习些皮毛，但疲惫的我很少能消化观看的内容；我以前做科技记者，在发布会间隙可能随手刷一下信息，等红绿灯拿出手机看一个邮件，但这些举动其实从来不会给我增添任何真正的效率。

在所有与科技的交互中，类似高效、多任务的理念，真的是我需要的吗？每时每刻的娱乐消费、移动办公、虚拟社交和高速运转，真的必要吗？为什么科技本来是便捷生活的，我反而感觉好像更累了？

做这个试验也是我想问自己，我应该如何去和这些技术相处？

我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停用智能手机的。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博士卡尔·纽波特在他的书里介绍过“数字断舍离”实践，先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一个月后，再将必要的功能逐一引回生活，谨慎判断它们的必要性。

我给自己设置了几条数字断舍离界限，比如除白名单内的工作软件和网页，停用电脑的其他功能；只在早晨9点和下午6点从电脑端使用10分钟微信。

需要说明的是，我给自己的界限，是基于几项前提设立的，首先是工作消息不具备强即时性。开始前要和亲朋好友们沟通好，这个月的联系就用电话还有短信来代替。还有要找到各种城市服务的适老化替代品，毕竟不用智能机的老人们，他们也必须能够正常生活。

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推荐大家都去尝试不用智能手机，因为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这里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或时间成本。你如果想在脱离智能手机后顺利地生活下去，需要提前做功课，需要体验者对技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弄清楚是不是有其他的技术途径可以替代智能手机。

所以如果没有智能手机，怎么活下去呢？

●Leon拍摄的小区照片。

停用智能手机以后

第一个月，我确定了我是不需要出差的，这次尝试可以在我生活的城市上海展开。

我购买了一台美国科技公司出品的手机做替代。这台手机的设计让我非常心动，但它没有任何可玩性，不像以前的诺基亚，可能还有贪吃蛇之类的小游戏。它对我来说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偶尔当闹钟，闹钟还只能设置一个。还有一些基础的音乐播放器、地图导航、手机热点功能。

但熬完第一个月我就把它换了。它虽然设计很好，续航能力却不行，铃声太小，震动也很弱，我在第一个月经常漏接电话。后面就换了一台瑞士公司出品的手机，一直用到现在。

这些产品都被称为“数字极简主义手机”，它们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鼓励用户偶尔放下智能机，去体验身边的美好。

第一个月我感觉还好，跟别人聊到我不用智能手机，还会有种“我好酷”的感觉。而且上海的各种适老化服务确实做得不错，要外出叫车，一些老社区或地铁站前有电召出租车的信息牌，一按呼叫按钮，车就来了。我基本不叫外卖，如果一定要点，电脑上可以完成的。

会存在一些小问题，特别是到第二周，有些情况会很难受。比如我一个东西掉到床底下去了，家里又没手电筒，以前有智能机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个功能就行，现在就会让人很头痛。

有一次我在楼下吃饭，最后结账提出刷卡，饭馆老板说不好意思，还没有装POS机，因为手续费好贵。我说可以付现金，结果老板说他们现金不够，没法找钱。那天我跟老板进行了一番对话，关于我为什么不用智能手机，老板就觉得很好玩。他后面就说没关系，你下次来再把钱带过来就行。

停用智能手机后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我们面对的是人而不是机器，你是可以去沟通的。

很多人好奇，你核酸怎么办？健康码怎么弄？我通常就是登记身份证，打印纸质核酸码。遇到特殊情况，跟人友好地沟通，最后还是得到一张臭脸，这种情况有没有？当然有，但真的很少，一年加起来可能就两到三次，我也记不清了。

一次我去湖南常德出差，那个地方机场很小。到了要查验核酸，我说我没有智能手机，能不能刷身份证？工作人员的回复也坦诚得很可爱，认真地跟我说，我们机场比较落后，还没有安装相关的机器，但是您可以在这个表上面填一下信息。然后给了我一张旅客信息登记卡。

停用智能手机的一年多里也有调整和变化。在回复工作信息上，我一开始定的是两个时间段，现在一天可能是回4到6次，但也不一定，比如有工作就需要来回沟通，也不可能为了规定不管别人。但微信这个东西现在不会对我造成影响，我不看朋友圈，完全不在乎别人发了什么。工作完，到了下班的点，我把电脑一合，它就跟我没关系了。

没有同事抱怨过联系不上我，因为我的手机肯定是可以联系到我的，真有紧急的事情，凌晨打我电话我也是会接的。

我后面还引入了第三个设备做补充：一台iPod touch，相当于一台不能插卡的iPhone。停用智能手机，主要是麻烦别人的时候很痛苦。之前提到的一些小商家没装POS机，也没有零钱。机场、高铁出站，人工通道等着查验健康码的人很多，很多老年人聚集，我就没必要浪费工作人员时间，把手机热点打开，iPod连上，扫个码，用完就关机放回包里，也不困难。

去外地出差，我约车也会用上iPod。美中不足的是，它定位很不准，很多时候会需要一个辅助，就是你要用嘴去问别人自己到底在哪。这当然麻烦，会多耗费一点时间，但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完全停用智能手机，意味着我必须选用更多实体工具弥补缺失。我出门会用到的工具包括现金、银行卡、手电筒、替代健康码的身份证、记事用的口袋笔记本，有时候还有相机等等。有人问过我，舍弃了智能机，每天带那么多东西出门，不累吗？当然累。

但也正是因为累，才会去思考，到底哪些工具、功能是当下的你所真正需要的。回到智能机上，那些应用当然带来了便利，但也不是所有便利，每一丝效率，都是我每时每刻所必要的。

●Leon家中的数字极简角落，除了一盏小灯外，其他一切通电设备都不得带入其中。

逃离算法和信息流

2018年，我在丹麦读书，也进行过为期一个月的数字断舍离，停用了Facebook等软件应用，体验和国内很不同。那时，丹麦的数字化进程跟中国已经是差不多了，移动支付、缴费之类的功能都能在手机上完成。每个人都有个电子邮箱，会有一个对应的电子ID，类似于身份证。

我记得当时我们门口有条小路，某天出现了裂纹。然后政府会给你发一个邮件，还会寄一封信，里面就说路上的裂纹要修补一下，维修可能会持续半天左右的时间，政府计划在接下来三周内把它修好。然后请你投票，选哪天修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而投票可以选电子邮件回复，也可以打印出来，投递到离你最近的一个邮筒，还可以尝试去市政厅，直接将投票交给议员。

一个投票修路的问题，它就会给你提供除了数字化外，好多个其他选项。数字化只是他们工具中的一种，但不是唯一手段。

我在丹麦读的专业是数字社会学，它研究的就是人们和数字技术的关系。有天，我导师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说是介绍中国的WeChat，他说这本书好棒。我记得那本书真贵，好小一个册子，花了我将近100欧。书里讲微信是一个超级平台，什么功能都有，用户黏性超级大。我当时看完就觉得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我导师推荐它？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因为海外的大多数软件只有一个功能，它设计用来干嘛的就是只完成那一个功能。比如外卖软件，就是下单点餐，给你配送，结束了。

所以数字断舍离实践里，第一条“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计算机科学家卡尔·纽波特给出的界定标准是，“以娱乐、通知、通讯为目的，且排除后不会严重干扰生活与工作秩序的科技，都算是‘不必要的科技‘”，这在国外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而我们的很多主流应用都是“必要科技”和“非必要科技”的集合体，除了支付、通勤与检疫等必要功能，还会添加购物、娱乐、通讯等非必要功能。

我刚回国的时候，真的觉得我在手机上干一个事情好困难。我想点个外卖，软件会先给我一个开屏大广告，再送我一个红包，问你要不要再加点东西凑满减，最后结算还要问要不要开会员，就很头疼。然后外卖软件还会有直播，直播后厨卫生情况我还能理解，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外卖软件上看一些卖货直播。

这还算好的。我之前用打车软件，它会问我要不要借贷？问我要不要买菜？就是毫不相干的功能可以聚集到一个APP上，所有软件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夺手机面前的这个人。

我前几天去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主持人还跟我说，手机上的各种推送、通知都可以关掉。确实可以关掉，我也知道怎么关，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关。问题的根源是这些软件的设计本身就是很不道德的，我可以解决好我的问题，但这些软件公司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两码事。

很多人会说，软件都是这样的。但其实软件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技术的核心其实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去使用技术，最后却是越来越不开心。而我选择不用智能手机，并不是怀疑前沿科技，只是我想尝试从算法，还有推荐的信息流里找回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Leon使用的功能机。

你数字健康吗？

很惭愧，这一年多里，我觉得自己的时间多了，但我没有去赚更多的钱，或者专门做更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待着，享受无聊。为什么一定要干些什么？

在这些“无聊”的时光里，我尝试过很多无所谓效率、意义，甚至完成与否都不重要的活动，比如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买了一台打字机，自己动手把它修好了；提前半小时到了机场，就看一看大家的表情，看看大家都在干嘛；或者在窗台上喂喂麻雀。

定期或不定期的离线、切断媒体和讯息的输入后，我发现自己会对观察周遭的人与事更有兴趣。其实每次说起这个话题我也觉得很好玩，因为听起来，周末出去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反而成了很罕见的事情。

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说，他有一天去酒吧，每个人都在谈论当时一个热门的海外政治人物，在手机上埋头看直播，全程没有面对面交流。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还请我朋友讲述了一下她到底干了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真的有那么多需要你关心的事吗？你关心了之后，这个事情会有进一步你想要的发展吗？

那该怎么评估自己的数字健康状况？可以思考两个问题：我选用的各种科技产品，真的有给我带来应有的便捷、快乐、幸福与满足感吗？数字技术给我带来以上的情绪和感受，符合我使用前的预期吗？

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为公司提供一些品牌策划，包括如何本地化，软件应该怎样去适配等。我们去给一家海外通讯公司做咨询类服务，这项工作里很看重的一点叫做质性分析。比如说用户去使用一个智能设备，他们有感到满足感吗？他们有感到爱吗？他们会感到幸福吗？他们会感到喜悦、快乐吗？

现在每个新手机发布，都会去聊自己的相机像素是多少。外卖软件会说，他们的平均配送速度比以前快多少。某个地区会说经济增长了百分之多少。这些在聊的是什么？一个数字，是一个量化的指标。但外卖配送速度比以前快50%，我们就比以前幸福50%吗？如果不看质性的指标，忽略人们的感受，很有可能技术发展到最后，看起来很先进，但每个人都不开心。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你的使用行为和意图，是不是匹配的？你最后有没有满足感？如果你没有感觉到，那你就是数字不健康的。它是一个非常（个人）自信的评判标准，它跟量并不是直接挂钩的。

但我不会去推荐别人也去尝试数字断舍离，因为每个人的职业状态都很不一样，数字不健康不是一个一刀切能解决的问题。

停用智能手机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社恐的人从此爱上天天和人线下交流，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

我本身一个比较宅的人，但过去的一年多里，我跟朋友、邻居在现实中的连接确实更紧密了。我不觉得这和我停用智能机有直接关联。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跟他们更熟络其实是因为疫情。

●Leon做志愿者时拍的邻居照片。

上海封控的时候，我去做志愿者，然后我认得了周边几乎所有人。以前每天傍晚，6点多钟，我会去买两个菠萝包，然后回家。但有一天，我就靠在小区的铁门旁边，看到门口的街道是有梧桐树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好多人，好多下班的人们，手里捧着鲜花的人们，遛狗的人们，我过去都会把他们叫做人们。

但那天我发现当中好多人我都认识，我都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都是在疫情期间见过的，有给我开过玩笑的人，有在我的相机面前摆过pose的人，给我讲过八卦的阿姨等等。这些都不是停用了手机后才做的。

我觉得停用手机只是一个契机，而且这个契机甚至不是从停止这个动作开始的，更多的是从你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反思自己和技术的关系开始，是从反思这一刻就开始了。

如果真的想实验，或者觉得自己遇到了问题，大家可以先找个周末去试试，把手机放在一边，去看看没了手机你会去做什么。

但说实话，我下一台想换回智能手机了，因为我很清楚，现在给我一个智能手机，我大概也就是用几个生活必备功能。只是我现在没有特别喜欢的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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