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聋人王生全重回母校：当一名特教老师是我的理想

澎湃新闻记者 张依琳

高原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一间不足十人的教室里。教室很安静，台上的老师用夸张的动作表情与舞动着的双手讲解课文。讲到和敌人近身作战，老师的手语变得快而急，表情里带着严肃，示范着课文中的人物神态和动作，学生也跟着进行角色扮演和模仿。

这是2018年春发生在青海山脚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的场景。八年级的语文课，正在讲授着《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这节特殊的课上，老师和学生都是聋人，1996年出生的王生全是这节无声课堂的老师。

8岁那年，一场疾病让王生全陷入了完全安静的世界。2004年，王生全进入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读书，2010年升学到西宁市聋哑学校后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学，成为当时西宁聋校首位考入大学的聋生。

王生全在学校讲课。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根据教育部2022年3月发布的数据，截止2021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288所，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14.91万人，在校生91.98万人，共有特殊教育专任教师6.94万人。王生全曾是其中一位重返故乡的特殊教育老师。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母校实习，又到大凉山支教，2021年，他重返母校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任教，成为一名特校的聋人教师。

9月10日教师节前，王生全用线上打字的方式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他的回复很及时，文字也很细腻。提到聋人教师的身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回复道：“像教过我的老师们一样做一名特殊教育教师是我的理想，聋人教师自身的特点能在聋教育中发挥出价值，学业有成回到母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以下是王生全的自述】

因病致聋，启蒙老师带我走上教师道路

我出生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一个名为极乐乡的小村庄，8岁时一场高烧得了脑膜炎，医生给我打了链霉素，我的双耳从那时候就永远地关闭了。庆幸的是我在失聪之前有了语言基础，而且也上过学，因此我的口语能力没有受损。

2004年，我进入大通县职业技术学校里的特教班（该班于2010年独立建校，后更名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那时学校除了特教班，其余都是各种职业技术的班级，特教班大概有40多个聋生。课余时间我经常和其他班级的哥哥姐姐一起玩，不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他们用笔纸和我们交流，慢慢我的汉语水平提升了很多。

母校里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我的启蒙老师何老师，她现在是学校校长。受到她的影响，我一直把做一名教师当作自己的理想。小时候何老师带我去学校图书馆，教我写日记和作文，告诉我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书可以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后来她把我写的作文推荐到校刊首刊上，告诉我：“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一直对何老师心怀感激。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除了老师，我们无法跟其他人有过多的交流沟通，甚至家人。只有老师和我们有一样的语言，我也梦想可以站在三尺讲台，和那些老师一样教书育人，看着学生从孩童成为少年。

小学母校独立建校时的开学典礼。

2015年，我靠自学普高课程，从青海考到河南，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原中州大学）就读特殊教育专业，成为西宁聋校首位考入大学的聋生。郑工有自己培养的手语翻译团队，上课都配有手语翻译。在郑工的三年里，我遇到了很多有思想的老师，其中也不乏聋人老师，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毕业后在小学母校实习，我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青海西宁的特殊教育与发达地区相比各方面都有些落后，小的时候学校条件简陋，取暖需要烧煤，吃饭就在校园找个角落席地而蹲。一路求学，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更需要建设家乡，我要回去做一名特教老师——聋教育老师。

重返母校任教，手语是聋生的母语

2018年毕业实习，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何老师。再次回到母校，看到校园已经一改过去破旧的面貌，也建起了新的食堂。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老师还是过去的老师。

那段时间，面对和我一样的聋生，同样的语言能够拉近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我每天都和孩子们“混”在一起玩耍学习，那段时间，我慢慢体会到了曾经教过我们这群聋生老师的幸福与苦楚。

重返母校，看到新的校园环境。

聋教育和其他特殊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语言的使用。普校、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其他障别的学生（盲生、培智生等）都使用汉语进行学习，但是聋生是手语作母语来学习。手语不是简简单单比手划脚，更不是建立在汉语上面的附属品，而是有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词汇、语法等都有单独的语言结构。

一些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的手语不能达到精通，大多采用手势汉语教学，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惑，老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不理解。新入学的聋生没有语言基础，在特校手语和汉语同步进行学习，难度很大。长此以往，容易造成聋生文化水平较低的现象。

手语和汉语的区别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比如，课文中出现的一些词汇，没有相应的手语打法，学生也很难理解。就好比汉语和英语的区别，英语词汇找不到对应的汉语词汇就需要意译，手语也是一样的。我教语文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如“甚至”“究竟”等一些副词，需要结合上下文内容解释，他们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些象声词，也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学生没有听过这些声音，所以只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比如“哗哗哗”是下雨声，“轰隆隆”是打雷声，“噼里啪啦”是鞭炮声。

平时课堂上我会和学生进行很多的互动，每一篇课文我都会提前编成手语故事版本。上课首先用手语故事让他们对整篇课文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激发学习的动力，然后分层对课文进行逐步学习。

这个环节要注意手语和汉语的转换。每个词语都会解析相应的手语打法，以及什么情况下使用这样的词语，句子和段落也会详细解析。用手语讲课，然后将相应的内容书写在黑板上，一边学习手语，一边学习汉语，这样效果会很明显。每个学生都会看到不同程度的进步，课堂也很活跃热闹。

在母校实习期间给学生上课。

聋生最理想的教学模式是设立手语课，把手语课和语文课分开。特别是对新入学没有任何语言基础的低龄学生，首先需要对他们进行手语教学。2-3年之后有了手语基础，再进行语文课（汉语）教学。其实在聋童语言学习黄金期就应该进行手语教学（家庭、幼儿园等），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对聋生来说，手语作为母语是需要系统学习的。明确了解手语和汉语的区别之后，同步进行学习不会受到干扰，这就是双语教学。语文课和手语课是不一样的，语文课的基础是汉语，不能和手语课混为一谈。

特教比普校老师更难

实习结束，我因其他工作没能留在母校，但回去从事特殊教育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心。2020年，我辞职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支教。支教结束后的2021年，终于以公益岗位人员的身份回到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任教。

从实习到支教再到重返母校讲台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不少经验，也让我感受到，老师没有那么好当，而做特殊教育老师比普校老师更加艰难。

支教期间和学生在一起。

如今，全国范围内很多聋校因为聋生人数减少，逐渐转型为聋生、培智（智力障碍）学生共存的特教学校。整个大方向朝着“医教结合”“康复为主”而行，教聋生的老师也转型教培智学生。

2021年在母校任教期间，因工作需要，学校除了给我安排聋生班的课以外，还给我安排了两个培智班的课。聋生班虽然学生人数少，水平差距大，但是我有一些教学经验，语言方面也不存在障碍，教学没有太大问题。让我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培智班的教学。

做特教老师，要经常面对学生发生各种情况，而且时刻注意避免意外发生。培智班的学生情况更复杂。我负责培智班的绘画和手工课程，第一次上课我发现他们好像听不懂我的话，班主任老师帮我翻译了一节课，他们才半懂不懂的对着我笑。

聋人老师教培智学生，老师讲的学生不明白，学生的反馈老师听不见。于是我就想是否可以在课堂中适当对他们进行一些手语教学，以此缓解尴尬，也有助于他们手部的灵活使用。

2021年在母校担任培智班手工课老师，和学生做的手工月饼。

下一堂课我就尝试说完一句话后给学生打手语，他们开始盯着我一脸懵，后来就跟着有模有样地比划着。这样一来他们能用简单的手语跟我沟通，我也能通过他们的口型知道在说什么。只是教起来颇显吃力，他们涂色的时候满纸都是，剪的时候横竖一顿剪，粘的时候胶水洒一地，一堂课下来脑瓜子嗡嗡的。

做特教老师比普校老师辛苦，因为要面对的是和他们不一样的群体，要付出的不只是全部精力，更是超于常人的耐心、爱心和细心，还有长久的坚持。

用我的经历激励学生，聋人也可以做教师

一个好的聋人教师，给特殊教育学校的聋生带来的不只是语言上的相通，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认同和影响。对聋生来说，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需要榜样让他们看到可能。

有些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只有给聋生上课的时候，课余时间被他们围着“交谈”的时候，才会感到慰藉。成长于聋人环境和特殊教育校园，亲身经历过聋生现在的情况，所以知道孩子们内心所渴望的东西。一旦特殊教育环境成为封闭状态，没有办法去接触外面的事物，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同龄人相处，孩子们多多少少会遭受另眼相待，会产生自卑。那时最大的渴望就是校园以外的事物，希望能不被当成“特殊”的存在。

在母校任教期间的一次升旗仪式。

我一直觉得，聋生不应该被划分到封闭的环境里。因为聋生的特殊性并不明显，除了听力，其他与常人无异。康复对聋生来说并不是首要的，他们更需要的是平等的教育机会。

我教学的时候会给他们讲一些校园以外的事物，他们都是瞪大眼睛看着我，满眼都是期盼。而且我相信榜样的作用能带来一些激励，和他们一样的聋人可以站在讲台上教书，从老师的言行举止中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觉得老师可以做到，他们也可以，就能看到希望。特殊教育学校班级人数不多，最大的要求就是要用心用情。我始终相信遇到一个好老师，能改变学生的一生。

实习时教语文课，给孩子介绍不同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

2018年在母校实习的时候，一个班只有8个学生，其中一位同学很好学，说以后要成为和我一样的人。后来他毕业去西宁读高中，高考的时候还问我该如何选择，我跟他说了个人经验。虽然只教了他一个学期，但是他一直都和我保持联系，今年他考上大学，也第一时间给我分享了喜讯。

我还记得在凉山支教的时候，期末结束孩子们知道我要走，一直问我“留下来好不好”，给我写卡片送礼物。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有个学生把我叫到走廊，让我伸出手塞了一块糖给我，说这是别的老师给他的，他舍不得吃，让我以后有时间一定要来看他们，然后含着眼泪一溜小跑回到教室。我握着那颗糖，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那颗糖我没舍得吃，一直放在抽屉里。

每次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双双眼睛，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把每一节课讲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当他们脸上不再有疑惑，双眼变的有神的时候，就会感到很有成就感，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的价值。

如今，尽管聋人普通话考试、教师资格证申请等诸多政策给聋人提供支持，但在融合教育、医疗和科技的发展中，特殊教育学校聋生逐渐减少。再加上一些部门设限，聋人教师很难拥有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机会。做特殊教育教师是我从小的理想，三尺讲台是我的人生舞台，那些聋生是我最爱的人。

---

本期编辑 周鑫

推荐阅读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