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期在重庆当过”伪“警察， 后期参加过青年军，一天仗都没打过，胜利后到上海当过小职员， 对现实不满，而回老家参加了地下党，公开职业还只是个小职员，家父问他：”你是共产党吧“， 他笑笑。
临解放那阵， 忙的很， 辞了工作专心从事革命工作， 一解放， 背把手枪在镇上晃来晃去， 还是很忙。
底子不够亮，所以最大的官就是人民银行在该镇的办事处主任， 管几个人， 不知行政二十几级。
文革时， 所有四川地下党没一个滑掉，表哥外加又是国民党警察又是青年军，”偷着乐“被整被关被斗被打了七八年，挂了起来。
毛主席死后四人帮被抓，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 翻了身，继续当了很短时间的， 还是银行镇办事处主任， 不过此刻管的人多达十余位了。
重点在于很快就离了休，此刻才算是好日子来到了， 十三个月工资， 医疗费全报。
我家两边的地下党都有。。。
一个长辈，抗日时据说国军的情报人员，以做小生意为伪装。光复以后做老百姓。到五七年的时候被挖出来关了20年，跟双城记里的医生一样，话都不大会说了。
另几个是共方的，49年以后日子过得不错，没有因为这段历史惹麻烦。文革的时候有外调没找到什么污点。他们当时的同事也没有因此妨碍升迁。所以我认为什么16字方针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只限制在军队里。
加入了共军。
早早转了业到南汽，当个调度，科员啥的，文革也没啥事。
最后也算离休。
80年代开始有大批离休的时候，解放战争12个月，抗战13个月，红军14个月。中间还有42年的13个半月。
前几年，各类都增加了一个月。
你这种想法根本就是国民党污七八糟的那一套，也是封建市侩思维的作祟，和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思想觉悟，格格不入，要不得！
要是驻军的军长师长受命，去和地方领导合作、配合工作，那是绝对尊重对方的。至于对方来自地上还是地下，根本就和部队无关，且都是革命同志。那个时候部队的同志都是被要求尊重地方同志的领导。这个在美帝我们和客户打交道的思想状态，也是一致的，是文明礼仪起码的要求和习惯。
再说要有军长师长被要求脱离部队，就地担任地方领导工作，那也是上级机关的任命，由不着自己像你这般的想法。军长师长到地方的，好像不多。我知道有军政委一级的，到上海担任某些部门领导工作的，比如刚解放转入地方接管上海文艺出版领域工作的，就曾是三野七兵团22军政委的三八式山东人王一平。
华朋友是不是受了某朋友本坛的系列共匪军坦克兵故事的影响，把当年的革命队伍和解放军，真的看作土匪军队以及小市民的勾心斗角了？
以43年1月1日为界。
王“接管上海文艺出版领域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是常委组织部长。毛在《人民日报》在胡风的信的注释中以断然的口吻说，彭柏山是“胡风集团分子”。作为上海处理彭案的副组长，他不同意，下不了手，去离职休息。兼任过上海博物馆长 ，但这不是“文艺出版领域”。
但经米军中途岛战役的胜利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43年时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那时中国的正面战场基本上还是一塌糊涂。
潘汉年任副市长，实际对稳定上海所起的作用， 才是比谁都大
王原本从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调华东军区任职，陈毅让他转业到上海当组织部长，人所共知。你有与此不同的秘密资料，可以证明他“接管上海出版文艺领域工作”？
资料出于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