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痛史（六）
（三）
自被抄家，各种苦难开始络绎不断地降临到我们头上。
首先是房子。我家自被镇上商业红卫兵抄家后，房子被封掉。只留门口十一、二个平方左右的一小间房让我家人居住。不算在外工作或读书的三姐、四姐和我，单我母亲和三个妹妹，就有四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有好几个月。没有床，寒冬腊月也只好打地铺睡。后来终于解封了，却同时宣布房子已被没收。镇房管所的人来说：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一，你们可以继续住在这里，但每月要交八元房租（是八元还是十元我已记不清）；二，如你们嫌贵，也可以自己去找房子住。可自己找房子，去哪里找？再说，母亲也希望着有朝一日这房子能还给我们，如果今天搬出去，那就是“扫地出门”，今后要回来希望就更渺茫了。无奈之下，母亲咬着牙答应付每月八元的房租，继续住在老家。当时的八元人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在我们小镇上，一般职工工资三十多、四十元左右。我们对门的张阿姨做清洁工，天天早起倒马桶，一个月工资只有八元。我那时当临时工，每月工资也只有二十八元。那时我父亲每二个月从银行寄一次钱回来给母亲作家用，每次三百元港币。当时汇率是一百元港币兑人民币四十二元七角，平均每月人民币六十多元。这六十多元除了供母亲和三个妹妹的生活费和读书费用，还包括还在读书的三姐的部分生活费用。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个人的生活费也就是十三、四元。所以每月交八元多房租，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自被抄家，我们全家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最苦的是母亲。文革前，母亲做过街道小组长。这个微不足道的职务当然不足以证明母亲就是政府信任的人了，但至少可证明当时政府没有将她当敌人看待，否则是不可能让她当街道小组长的。但抄家后，母亲就开始被街道列入地、富、反、坏、右等“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行列，一度被罚每天扫街。因此，抄家成了我家属于“人民”还是人民“敌人”的一个分水岭。街道每次开大批判会，不论是批刘少奇还是批林彪，她都要被“上批下联”批一下，常常被人指着鼻子斥骂。一次我问母亲：街道开会批判你，批判些什么呢？母亲说：“也批不出什么来。我是做手业人家出身，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能有什么可批的！”“那他们怎么批呀？”母亲有些苦涩也有些轻蔑地说：“他们要我站起来，不准坐，指着我叫：‘你是资产阶级，剥削分子’，‘你们有海外关系’，‘你男人在香港’。我有时忍不住就顶几句：‘我男人是在香港，但那是政府批准去的，不是自己跑出去的。’主持会议的人见我顶他们，但也无法驳我，只好骂我态度嚣张，要我老实点。”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是宁折不弯的人。
文革中，学校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即不上课，高中、大学不招新生，小学生到了应该毕业那一年自动升级成为初中生。到一九六八年底，全国已经积累了六六、六七、六八三届至少上千万的、城镇居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升学无望，就职无门，游荡在社会上成为中共担心的“不安定分子”。在社会秩序正常时，工矿企业和城市商业至少可吸收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但那时因为文革加上武斗，生产不正常，根本就无力吸收新人。那时毛泽东正急于结束文革，解决这批学生的出路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这位“伟大领袖”心生一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动了一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于农村户口的毕业生，那里来，那里去，无条件地回自己的生产队当农民。）无特殊原因基本上城里一个不留，当时叫做“一片红”。 而“上山下乡”又分两条去路：一条去农场，当农场工人；一条去农村“插队落户”，即落户农村生产队，与普通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养活自己。那时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不缺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是与当地农民争食。所以这个政策实际是将应由国家负担的“包袱”甩给了农民。当时，我两个妹妹一个是六六届初中，一个是六八届初中，在这种形势下当然也只能随大流去“上山下乡”。但由于她们的家庭出身，即使“上山下乡”也要受到比一般人更差的待遇。
那时农场都是国家办的，去农场也算是当了国家职工，有最低工资保障；而插队落户靠劳动挣工分吃饭，什么保障也没有。因此，“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很多人认为与其去农村“插队落户”，还不如去农场好，都争着要去农场。我两个妹妹当然也想去农场。但是被学校管分配的老师断然拒绝。一个老师轻蔑地对她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去农场，只能去“插队”。什么原因呢，后来听人说才明白，原来农场大多设在边疆地区。当时上海地区学生去的农场主要有云南、黑龙江、内蒙三个地方的军垦农场。中共怕有人叛国投敌，因此对去边疆农场的人要进行政治审查，其中内部有特别的一条规定是有海外关系的学生不准去。既然边疆农场不准去，那就本地插队吧。当时学校说：本地插队的有本公社和邻近的小蒸、蒸淀两个公社，共三个地方可选择。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原因，都选本公社的。因为离家近，照顾家庭方便。我两个妹妹当然也选本公社。但学校公布的分配方案是我两个妹妹都去小蒸公社。她们很失望，商量后向学校提出，说母亲身体不好，否能一个去小蒸，一个留在本公社插队，这样离家近一点方便照顾。结果也被学校拒绝。开始她们想不通，既然是有三个公社可供选择，怎么她们就没有选择权而必须服从分配？同样是“插队”，只不过要求一个插在本公社照顾母亲方便一点，怎么连这一点也不能通融？她们不服气，想再去向学校反映。结果有人提醒她们，说这是有人专门在刁难你们，难道你们还看不明白？虽然要求留本公社的人比较多，可能名额上分配不过来，但你们两姐妹有一个去小蒸也交代得过了，为什么两个都要去小蒸？还不是因为你们好欺负。所以你们再去说也没有用。话说回来，即使你们有一个留在本公社了，若他们专门挑一个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分配水平最差的生产队让你们去，岂不是以后日子更难过？小蒸虽远一点，但不属他们管，说不定你们处境反而会更好一点。这才解了她们的心结。
两年后，我最小的妹妹七〇届初中毕业也开始面临上山下乡问题，但这时的去向“行情”已起了变化。边疆农场都不肯去了。原因是边疆农场地处荒僻，物资稀缺，生活艰苦，农场低微的工资常常还养活不了自己，需要家中不时接济；而且交通不便，回家探亲路远迢迢，路费就不是一笔小数。算起来家有一个子女在边疆农场，整个家庭在财力上就会感到吃紧，若有两三个子女在边疆，那简直要倾家荡产。所以后来很多家长宁愿选择子女当地插队。而当当地插队成了“香饽饽”后，眼看着我最小的妹妹也是当地插队，学校管分配的一些人心里又不平衡了。或许他们想：你们这种剥削阶级家庭，怎么在这一点反倒被你们占了便宜？于是他们不知用了什么手法，硬把我小妹妹分到了去内蒙农场的名单中。我小妹妹不肯去内蒙，以有风湿病不宜去内蒙这种苦寒地区为由推搪，还给他们看了医生证明。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强横地说不去也得去。他们自己说服不了我妹妹，就要驻校军宣队上门来逼。一天，一个军宣队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不服从分配不肯去内蒙？我母亲突然想起两年前两个女儿想去边疆农场不准去的往事，就想试一试是否现在政策变了，就主动对那位军宣队代表说：“我女儿她父亲在香港，而且身体不好……。”那个军宣队代表一听香港两字，立刻追问：“她父亲在香港？”母亲回答说：“是的”。那个军代表听到我母亲肯定的回答后，立刻拉下脸来，气呼呼地一言不发就转身走了。大概他也明白上了学校的当了。从此学校再也不说要我妹妹去内蒙的话了。最后，我小妹妹也被分配去了小蒸公社。
这件事后来母亲告诉了我，我突然悟到任何事物真的有两面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人诚不我欺。 “海外关系”在当时几乎就是“特务关系”、“里通外国”的代名词，人人望而生畏，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一种对我们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铠甲，是一种可以用来以“毒”攻毒的武器。我还悟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想改变家庭成分或改变中共的阶级路线都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件事，再联想到文革前中共的某些政策，如大饥荒时期街道街长陪着笑脸上门要求我们海外亲人多汇外汇回来支援国家建设，以及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县委统战部每年要召开一次侨眷联谊会活动等动作，说明中共对“海外关系”，除了利用，还是有一些忌讳的。由此看来，有“海外关系”的人家比起其他地、富、反、坏、右、资等全部被中共控制了的人家，其实还是多了一条活路，多了一个希望。如下围棋一样，我们这种人家若断了海外关系，被对方团团围住没了通“气”口，那就真正的成了一盘死棋，可以任由人鱼肉。因此，当社会上几乎人人畏惧与“海外关系”沾边时，我却希望保持这种关系。
那时候，不管有理无理，几乎什么人都可肆无忌惮地来欺负我们一通。有一次星期天，那时已经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了，我正好回家休息，有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骂上门来。什么原因呢？说来可笑。我最小的妹妹——那时学校停课几年，她小学也没有毕业却已算是初中生了——她有个女同学，因为天热就在街边的市河里游泳。我妹妹和其他几个女同学正巧经过，就站在岸边看，取笑了她几句，说她不会游，像狗爬；又说她一个女孩子也学男孩子在市河里游泳，不知羞。这女同学回去向她母亲哭诉。一起看游泳的女孩有几个，这个女人不找别人，就单找上我家，满口污言秽语骂人。我向我妹妹问明原因后，觉得妹妹笑这个女同学在市河里游泳不知羞，确实不对，也是脑筋守旧；但这个女人为这一点小事就上门来闹，也太过分。我猜她来闹，大约是以为我们家被抄过，已是低他们一等的“贱民”了，所以别人取笑她女儿可以，我们就不行，于是就骂上门来。我叫妹妹不要怕，然后对这个女人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小姑娘在河里游泳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在青浦的游泳池里，男的女的还都在一起游泳。旁边也有好多人看，游得不好也会有人笑他，但没有人说连看也不准看，笑也不准笑的。不信，你也可去青浦看看。所以你这是少见多怪了。为这一点小事，你根本就用不着这么来闹的！”我这么一说，她就答不上话来，嘴里虽还在哆囔，却已经讪讪地往回走了。不料刚走出了我家门几步，这个女人突然又回身指着我骂：“你父亲在香港！”她终于忍不住露出了敢来吵闹的“底牌”。我也不肯示弱，立即高声地回答她：“我父亲是在香港，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她根本没有道理，我的气势又压倒了她，她气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就灰溜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