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化疗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一直不见有太大的缓解。三年多了，估计也就这样了，反正也算退休了，渐渐习惯于这种回头就忘的生活，只要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就成。可惜了我以前的记忆力，年轻时我是不用电话本、记事本的，重要的事情都在脑子里装着，包括各种数字。

然而，久远的记忆好像开始回来了。有些童年的记忆，反而有被加强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上了年纪的人对儿时的真实回忆，还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幻觉中编故事。只是那很久远的记忆似乎挺清晰、还有点温馨，能让我在脑子里播放那儿时的4K全真画面，有着《城南旧事》的色彩。

我不清楚别人的儿时记忆从何时开始。我的起码是从3岁开始，因为那时文革还没有开始呢。也许看官觉得我的记忆有点早，但如果你看完我的童年的故事，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我那么早的记忆一直没有忘却。

先来一段音乐，这是与我脑海中的儿时画面共鸣的旋律：【童年的记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0fLc8dfb8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下面就聊一下我在七岁之前的记忆。看官权当是一个老顽童的儿童梦幻，关于一个儿童感受到的那时的世界。估计会有一些时空错位、张冠李戴的现象，但故事的内容绝非臆想杜撰，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有些人名地名，为了避忌亲友，就先隐去或假借。

（一）早期的碎片记忆

我是地道的东北人，家住市郊的曲辰大学。父母来自南方，都是建国前大学毕业的，那时称为旧知识分子。我儿时一家八口人：除了父母和我们姐弟五个，还有姥姥。

我能追溯到的最早记忆画面是母亲怀抱着我在屋里来回走着，悠我睡觉。而我则好奇那放在桌子上的铁皮水瓶，两眼一直不离那水瓶上的国画彩绘：浅黄色的背景下两只五颜六色的花鹦鹉站在一根树枝上。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估计是周日（因为母亲平时是要上班的），阳光从南窗户洒入，屋里暖洋洋的。印象中儿时的东北就没有太热的时候，这种温暖非常舒服。我很享受那种感觉，后来也非常期待再能回到妈妈的怀抱，可惜这次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大概是我长大了。这应该是我的第一份记忆，没头没尾。这也是被母亲怀抱的最后的记忆，在这之后没有母亲抱我的印象，她总是鼓励我自己走，在任何时候，哪怕是我累得苦苦哀求。

记忆中，我从小就不爱睡午觉，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幼儿园。被逼着睡午觉的时候就睁着两眼数数，或者被逼着闭上双眼数数。数数这一招是我的大姐教我的，但从来就没有在睡觉上管用过，只是增加了我的对数字概念的启蒙----我差一点就一辈子搞数学了。大姐大我十四岁，在家里是老大，很有老大的样子。她宽厚朴实而能干，又为人善良，还有点英姿飒爽的样子。

再往后，就是三、四岁的记忆，次序不是很清晰，但情节基本完整。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父亲用竹子做的儿童推车，推着我去几里地外的公园去玩。那次是我坐推车的第一个记忆，也是最后一个记忆。因为在那之后，就没人推我出来玩了。父亲在他四十二岁时才有了我这个老五----我属于误增。那时反正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我的父母也没有多计较，把我留了下来。我和老四之间差九岁，后来听说我们之间还有几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不过他们没有熬到见天日的那天。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父亲喜欢用胡子扎我，我当时很不喜欢；但后来我也同样地用胡子扎我的儿子，他也很不爽；现在儿子好像也开始要用胡子扎他的儿子了。那天父亲把我推得一耸一耸的，逗得我哈哈笑个不停。他边推边自嘲，老了老了，推不动了。那个公园其实是个陵园，到了里面发现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特别是再往里走还要爬阶梯，父亲推着我不方便，所以我们在那里转一圈就回家了。

一个秋日的傍晚，我爬上了家门口小学校的大铁门一半高处，下不来了。我既不敢往下跳（估计有接近一米高），也不敢喊（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眼看着天渐渐黑下来，我急得快哭出来了。不远处有一帮人围成一圈在下棋，我既盼着别人发现我好帮我下来，又担心被别人看到我的窘态，心里七上八下，就那么挺着。天终于黑下来了，那边的棋摊也收了，人们开始散伙了。在我的纠结中，有人发现了我，把我抱了下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为什么不敢（或不愿）喊人帮忙？这次让我懂得了上去容易下来难的道理，以后我再也不敢往高处爬了。

那个家门口的小学校里一层就是一个托儿所。我也曾经入住过一段时间，但印象不深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吃午饭时，菜是放在饭碗上面的。有一天的菜是两块红烧肉，这在那时可是好东西，但我不吃肥肉，更不吃肉皮，所以偷偷地把肉都扔到小桌子底下。当时我就知道这样做很不妥，弄脏了地板。只是那时有点不敢告诉阿姨，也不知怕什么，但负罪感还是有的。罪过罪过。

还有，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母亲带我去单位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带着家里的一个薄铁皮大盆，洗澡时把我放到里面。让我先自己洗，其实就是玩水，然后她过来帮我洗。把我洗完后，让别人帮忙先把我送回家，她继续洗。还记得送我回家的阿姨那被热汽蒸得红扑扑的脸，把我领到我家的楼附近就走了，我自己走回家。那时真是安全啊。这是个美好的记忆，视觉盛宴的细节就不多说了，可惜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之后平时都是在家里洗澡，还是用那个大铁盆。直到十年之后，我又一次进了公共浴池，自己一个人去的，是男浴池。

一次母亲带我去商店买线。她把钱给了售货员，售货员也把一轴线给放到了柜台上。这时她还在和一个熟人聊天，没有注意那轴线。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只大黑手，一把就把线轴拿走了。我的记忆中的确是黑色的手，而且没有看到这手主人的脸。我那时没有柜台高，只能仰视，眼睛反应也慢。母亲回头和售货员要线，售货员说已经给了。我太小，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们，干着急。后来母亲只好说算了。

一天家里来客人了，是我的表姐一家从遥远的大庆过来。她儿子叫海波，比我大两岁，长得很英俊，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海波还有一个妹妹，叫海燕，长得像洋娃娃，羊毛卷的头发发黄，和她妈很像，与我同岁。我二哥犯坏，鼓动我和海波打架：据说海波正在练武术，说我打不过他。我那时没有多少接触外面的机会，不懂该如何对待那个小家伙。而那个小家伙也明显不怀好意，用他那大眼睛死死地瞪着我，就像要把我刺穿一样。他那犀利的眼神让我有点受不了，本能反应似的照他的腿上就踢了过去。而他反手一巴掌，就把我打得嚎啕大哭。他妈妈和我妈妈都过来问怎么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先动手的，踢了他。而这时我那闯了祸的二哥早就溜得没影了。

这是我和表姐一家见面的唯一一次。这个表姐和我同属兔，大我两轮，曾在我们家生活了许多年，因为她爸爸带着她姐姐逃去了台湾，她妈妈（我的二姨）再婚，就把十一、二岁的她放在我妈妈这里，并在这里上中学。刚解放时户口和学籍管理可能不严，才可以这样“借读”。她后来上了卫校，毕业后又在本地做了护士，碰巧护理了一个军官（她母亲一婚的也是一个军官，不过是国民党的），就在那困难时期随军去了。那时还没有我呢，这都是我听来的故事。因为我们家的出身不好，文革开始后，她就不再和我家联系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年代属于正常，都是平头百姓被大潮裹挟着。大概只有我的姥姥偷偷地伤心。姥姥只有两个女儿，表姐的妈妈是她亲生的大女儿，多才多艺，是学美术的。表姐也是漂亮懂事早熟，在我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从小就瘦弱多病，经常感冒，导致哮喘，特别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那时都以为是我的气管不好，被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我是因为过敏性体质，对很多东西过敏导致哮喘，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儿时经常莫名其妙地浑身长大红包，有点像蚊虫叮咬的包，奇痒无比，严重时包都再变成水泡，一次要持续好多天，痊愈后也会在身上留下类似金钱豹的图案，有时没等上一次的图案变浅，新一轮的包就又起来了。所以哥哥姐姐们开玩笑说我是花丽豹，这是东北土话。那时猜测是食物过敏，但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一直不清楚是对什么过敏，也没有联想到哮喘问题上。因为往往起大包时没有哮喘伴随。

大概在我三、四岁时，举世闻名的“鸡血疗法”流行到了我们那里。我的体弱特征正好适用打鸡血的治疗。于是，家里多了一只大公鸡，白色的，大概就是著名的来航鸡。每周一次，有时还让我自己抱着大公鸡，去医务所找护士抽鸡血注射到我的小屁股上。抽鸡血是在鸡的翅膀根处抽，大公鸡被针扎得拼命挣扎嚎叫，我看着也很同情。唉，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知道抗议也没用，只能凝视着大公鸡，感叹同命相怜。打了好多次，每次还要排队，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受害者。那场景也是颇为“壮观”，一大排人，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每家身边一只大公鸡（鸡血疗法只用公鸡血，而且据说纯色的最好，花公鸡不好）。在等待时的感受就不多说了，我都练出来了。主要的收获是不晕针了，而且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打针时哭鼻子。这个表现会经常会被排在后面的家长用来做为鼓励他们孩子的榜样，而这样反过来又激励我以后更要在打针时保持风度。后来大概上面有新精神不建议鸡血疗法了，我方才脱困。记得鸡血疗法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都基本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