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家里的趣事

爸爸妈妈从三江口搬到高山子，我感受最大的就是他们从“特别忙”变成“特别闲”。在九十年代上大学的很多人都有军训的经历，估计我的父母也一样：在三江口军训了几个月，然后到高山子来正式上学了。

母亲开始还被分配到这里唯一的商店工作一段时间，卖副食品。她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包装点心，就是用牛皮纸把吃的东西包好，上面再放一小块红纸，然后用纸绳给绑好，带蝴蝶结的那种。可惜我没有学会。那时工作的效率不论，工作时间却是不可妥协的：一周六天，每天八小时。只是那商店除了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别的很少有人买。另外，虽然店员每天八小时上班，但商店可不是天天开门。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说商店是：一三五学习，二四六点货，星期天休息。

没过多久，妈妈就离开了商店。那时商店可是一个肥缺，也是重地，估计知识分子是不太够格的。在那之后，父母就更闲了，基本上就是天天学习，学什么《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他们开玩笑称“费劲巴拉”），他们总说这些，连我都能记住这些名字了。老九们在一起，总得给找点事儿干，不然会出幺蛾子的。

有了时间，妈妈就盯着我练字或学点什么，我玩的时间也就受影响了。我妈妈甚至指导我织过一双毛袜子，给自己穿的。

家里主要还是妈妈操劳，去赶集买菜，做饭洗衣，准备过冬的毛衣棉衣，种菜等等。她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熬夜，把我也拐带得喜欢熬夜。她说，白天忙碌一天，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她自己的时间，看看书报、写写东西。

那时经常停电，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常规停电，就像每月节约一斤粮一样，每周节约一天电：星期三停电。这时晚上就要靠油灯照明了。她那时就算是停电也要熬到超过晚11点。那时定期擦油灯是一项家务活，因为玻璃罩子很快就会被熏黑。

爸爸每天就是看看报纸。他的腰疼病越来越严重了，开始导致手抖。去医院检查，说是患上了共济失调症。他从下乡开始就不正常，干农活常是打狼的（锄地进度最后的一个）。这时已经五十岁了，毛病开始失控。

姥姥也是每天看报纸，有时在入冬前帮我妈妈准备做棉衣、衲鞋底、做鞋垫。

大姐在机修厂当钳工，我可是沾了光了。那时我们冬天都滑冰车，最时髦的就是单轨蹲式的小车，需要好钢做刃，也被称为单腿驴、独轮。这种冰车滑得飞快，而且很灵活，不像双轨的，就是这个范儿的：

我就让大姐帮我做了一个我设计的冰车刃。结果我画的不好，她理解错了，把刃的前端搞低了。但就是这样也是很时髦的东西了，因为是开刃的，就是在下面划有一道沟，和现在的花样冰鞋很像。隔壁王哥跑来求我拿烟纸和我换，我正好让我大姐再给我做一个前后一样高的刃。结果又被王哥发现了我的新车，又来拿烟纸外加原来那个车和我换。我就再次求大姐给我加工一个前面高、后面低的刃，看上去更拉风。隔壁王哥又受不了了，老一套，再次拿冰车加烟纸来换。我这时正好发现那个前高后低的冰车虽然拉风，但不实用，我就再次换了。不过，王哥换了后就后悔了，也发现真滑起来还是前后一样的好，就还是故伎重演，拿烟纸加冰车往回换。这来来往往的，我滑冰滑的不怎么样，烟纸却赚了不少。那时冬天里玩烟纸也是一大乐趣。

大姐在机修厂的师傅也是一个女的，姓孙，家里的孩子比我还小。一次去她家，正好她家在吃晚饭，吃的菜就是刚刚从地里摘得野菜，苣荬菜（曲麻菜），洗一下就蘸大酱吃。这还不是劳改家庭呢。

机修厂里有一个能人，叫朱大巍，外号喂大猪。他那时三十几岁，身高一米八几，长得仪表堂堂，不过身份是二劳改。他的拿手技术就是钳工，记得陈强/陈佩斯父子的喜剧里有一个镜头，就是把一张纸盖在手表上，老陈强可以用锤子砸下去，就在距离手表几毫米的位置上停住再上扬，可以把那张纸带起来。据说这个朱大巍也有这个本事。别的不说，他自己带的手表就是他自己攒的。我曾经看到他打篮球，在三分线外投篮相当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家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虎落平阳。十几年后，我大姐曾在市里碰到过他，说他后来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只是青春不再了。

不到两年，大姐就抽调走了，对她是好事，可是我却失去了依靠。这时我的两个哥哥也已经比大姐提前一年抽调进了工厂。二姐也很快就毕业了，下乡去里边的营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力搬土石方。她娇小的身体干这个重体力活，没多久就把腰给闪了，需要回家养病。

大姐走后我的第一项新任务就是挑水，就是用图中这么大的水桶。我最开始试着挑水的时候也就是八、九岁，瘦弱的我别说是挑满桶水，就是挑十分之一都被压得跌跌撞撞、气喘吁吁、肩膀生疼的。可是大姐走后家里没有别人可以承担这项工作，我只能顶上去。

挑水有几大难点：挑不动、控制不住前后平衡；压得肩膀痛；到家后提不动水桶往水缸里倒水（那水缸估计有个八十几公分高）。

我就从两桶底的水开始练，每天多跑几次，慢慢升级打怪，到1/4、1/3、1/2、3/4，满桶。前后估计有一年吧，就像练少林武功一样，时间长了就见效了。院中的压井有时会干枯或坏掉，就需要去二百多米外的车站去挑水，距离远了又是另一种意志的磨练。到了春天，需要浇地，每天需要挑不少水，我的肩膀也就慢慢地练出来了。后来看电影《少林寺》里的和尚靠提水练习武功，深以为然。

家里早早地就有了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我爸爸的还是一款老式瑞士鹦哥，在我上大学时给了我)，和收音机。除了缝纫机是新买的，其他都是下乡前就有的。那台二八永久自行车我一直骑到上大学前 – 这也是有意思，我们家里现在的几个人只有我会/能骑车，从“掏裆式”开始学的。

大概是因为胆小吧，我学骑自行车没有被摔过。第一次是二姐在后面扶着，让我学着骑，后面就试着自己来。有一天突然发现自行车可以平衡地自己走了，真的是“自”行车，好爽。下一次有类似感觉的是游泳，发现能在水上飘起了而不必瞎扑腾的时候。

记得那天是在那个伟人雕塑下的广场里，突然就可以自己骑着走了，可是还不会控制方向，心里的喜悦和不安并存。当时周围人不多，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小女孩儿，看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从我的车前侧方悠闲地走过，可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她要是万一停下来，她就惨了，我也就惨了，那可是二八大铁架子的车。我赶快练习如何控制方向，一会就可以了，也就安全了。

很快，我就可以骑在自行车座上畅游了。

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叫“随时”，好像比我大一点。他有一个绝技，可以慢慢地撒把骑自行车。特别是可以在过一个一米宽的小门时稳稳当当的。我很羡慕他的车技，我直到几年后上中学时才练得差不多。

记得学校开运动会时，要求我们穿白衬衣蓝裤子。这在当时是一个挺不靠谱的要求，很多人是凑不齐的，比如我就没有蓝裤子。同样大的孩子就算有蓝裤子也不会借给我，因为他自己也需要。

我很认真，找到了火车站边上住的一个孩子，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不记得是怎么认识的。他比我稍大一点，并不很熟，但没有拒绝我，把一条干干净净叠好的蓝色裤子借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借东西，而且是不太熟悉的人，很暖心，所以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以及他朦朦胧胧的样子和那条蓝裤子的颜色。他长得干干净净的，家里肯定不是干农活的。

那时中学毕业就下乡劳动，甚至去边远地区修理地球，是所有学生对未来发展的基本认知。为了少受苦遭罪，都希望留城参军进工厂，即便下乡也希望能干点俏活。但想不下乡需要有家里的“后门”，不是一般人可以期盼的，所以大多数家庭都鼓励孩子学一技之长，以免到时遭罪。

当时可能的两大选项一是工匠手艺，一是文艺特长。在知识分子堆里，当然文艺特长更有吸引力。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邻居强哥。他大概和我二姐差不多大，毕业后留在了家里，因为他是独子。那时的规定是独生子可以不下乡，多子女的可以留着最小的不下乡。我二姐就因为我的存在而必须下乡了。不过，那时家都在劳改农场了，不下乡又能干什么？

强哥家就住在我们这排房子的西头，靠近知青那边，他家里是不养鸡的，在我看是属于没有生机、冷冷清清的那一类。

我家下乡时买了许多劈柴级别的木头，还剩不少，就希望废物利用，打两个柜子。这时强哥正在和另一个邻居八级木匠王师傅学徒，正好可以拿我们家的劈柴练手。强哥长得五大三粗，为人看着也很憨厚，又有点内秀，还真是这块料。在王师傅的指导下，他从劈材备料一步步地真的给我们家打了两个大立柜，纯木头的榫卯结构，连油工的活都包了，后来用了几十年，几次搬家都完好无损。记得他至少花了两个月的夏日时光。那时也没有什么手工费的说法，我妈好像是买了不少东西送他和王师傅以示感谢。

王师傅的儿子就是我到这个家门前第一眼看到在沙堆上翻跟头的小孩，见（三）。

周围的孩子们不少都开始学习“一技之长”了。有弹“中阮”（我们读成“中圆儿”）弹琵琶的，有拉小提琴拉二胡的，也许都希望着将来毕业了不至于去搬冻土块儿吧，大家都有毕业的压力。

这就是中阮，据说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经“竹林七贤”的阮咸改装定型的。是地道的民族乐器。在梨形琵琶传入中原之前，它是称为琵琶的。我曾经蹭小五的中阮弹了好一阵子。

我家里没有别的，只有大姐留下的口琴和笛子，也算乐器。那笛子吹的嘴干了也没有吹出一个像样的调，很快就翻篇了。口琴还是有点意思，但我总感觉口琴不能算是乐器，所以有时和别的孩子蹭别的琴玩儿。我玩这些东西完全是凭兴趣，那时我还小，家里也没有想过安排我多少年后毕业的事儿。没成想我十几年后还真的专业研究乐器了，不过是手风琴，那是后话了。

那时我也第一次见识了吉他。那是在我们那排房子的西侧的一家，也是一个独生子，中学都毕业了，在家无聊，因为独生子不用下乡，但找工作也不容易。他家好像就是属于那种没有生气的、不养鸡的。他常抱着一把吉他坐在墙根下“薅”那几根弦，看上去很潇洒，我以为是耍酷，后来自己学的时候才知道那是正确的弹拨方式。吉他是我那时看到弦乐里唯一不用拨弹组件的，直接用手弹：比如中阮有拨片、二胡/小提琴有琴弓。

学乐器，首先得识谱。那时根本没有老师教，只能瞎摸索。当时时髦的只有革命现代样板戏，不是很适合口琴的风格，我跟着吹也吹不明白。

那一阵子有很多的信用卡片大小的样板戏唱词，就像这幅图片那样，正面是照片，反面就是歌谱，都是印刷质量很高的精品，质地和现在的银行卡差不多，我们小孩拿到简直是爱不释手。

我不仅没有老师教，连吹的好的曲子都没有听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人吹口琴。整天对着那卡片吹也没用。这时我的启蒙老师出现了，就是隔壁的张伯伯。这是一个多才多艺，既幽默又有涵养的老头，和我爸爸同岁，他们也是同事。

张伯伯有一儿一女，但和我的大哥大姐一样，都已经离家了。老伴儿艾阿姨又常年在外教书。所以他在这里大多时间也是孤身一人。

【注】曲辰大学一分为五，按不同科系搬迁到不同的地方。但有很多家庭，夫妻并不在同一个系，可能就要分开了，只能两地跑。专业人员不像行政人员，可以随意调动。张伯伯家就是这种情况，艾阿姨所在的系在几百里之外。最搞笑的是东边的邻居王家，两口子都不在本地的系，不知道为什么把家安到这里了。他们家经常是“家中无老父，孩子称霸王”。

那天我去了张伯伯家，他说你把口琴拿来，应该这么吹。我这才第一次听到口琴可以用舌头打拍子，吹起来音色丰满多了。他把口琴在水里涮了一下还给我。然后又教我如何识谱，当然那时只是简谱，但也够用了。那时的流行曲子都是简谱的。

他平时也会给我讲一些故事，像是什么东周列国志里的人物；也会讲一些智力游戏，像财主分马（可搜索“分马定律”）等。老爷子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少欢乐和异趣。他是一个大块头，连他的自行车都焊有双梁双后座支架，怕折了。

一次，看到他在磨豆腐，应该是工作性质的，他磨了很多。我就在一旁看着，觉得挺有意思，特别是摇豆腐渣时，用那个大纱布网子晃来晃去的。他给我一碗豆浆让我喝，可是我不喜欢那个味。

有一天半夜，我们突然被他的喊叫声惊醒。那喊声很凄惨，但不是呼救，啊啊的，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从小声到大声，然后又从大声到小声，渐渐平息下来。把我们一家都吓坏了。我趴墙听一下，又好像有打呼噜的声音。那是冬天，我也没敢出去看。等到第二天一早，过去敲门，他居然什么事都没有。我问他昨晚怎么了，他说是梦到了着大火，他的衣服都烧着了，他急着脱也脱不下来。等他醒过来时，衣服都已经脱光了，是冻醒的。

要知道，我们这院里前一排房子就住着死囚，也经常有临时犯人在这里住，还有几次越狱事件，不是那么平安的。

下面说一个有趣的故事，从中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怪现状。

我们正常出入这个大院都该走南边的正门。可是不管是上学、买菜还是其他出行，大多数都是需要向北走的，用南边的正门也实在是太绕了，所以我们住户就需要另辟蹊径。

可选的有三个：跳东面的大铁门；跳东边的男厕所、跳西边的女厕所。后两项因为有性别限制，还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去异性厕所，所以有时一家人走还要兵分两路。而且，这个“跳”是要真的越过过房顶，从厕所上面的天窗（被打破的）跳过去，年纪大的还真有点不方便，虽然我们小孩儿不太在乎。

[那个真正的大铁门就是这个类型的，不过没有这么花哨，铁筋也略粗，间隙略宽，中间只横有一条铁筋，爬铁门时可以踩]

这样，主意就主要打在那扇大铁门上了。现在我也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锁那扇大铁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看成罪犯了。

首先是爬过去。原来的铁丝网已经没有了，但上面还是有锋利的铁枪头似的尖刺，不小心也挺危险的，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人。后来不知是哪位义士，把大铁门的下面一根铁筋给掰开了一些，让瘦子可钻过去 — 反正那时基本没有胖子。

刚开始没人注意，这个宽点的口子就成了我们的临时出口了。但总有“领导”看着不爽，又把铁筋给正了回来，但不久有人又把铁筋再给掰开，这样来回拉锯。我们经常会发现又钻不过去了，反正那时我就去跳男厕所。

经过一番较量，我们发现宽口子被拧上了一根铁丝网，上面都是铁蒺藜。这时再钻的话要冒被扎的风险。但是有需要就会有人做：开始是我们这些小孩犯险，用手推着铁丝慢慢地钻过去。后来，大人也跟着钻。时间长了，那个铁丝被掰得靠边站了，铁筋也开得更大了一点，大家就又能钻过去了。

长话短说，我在那里住了五年，大概有85%的情况是钻/爬这个大铁门出院子，有5%是跳男厕所，还有10%是走正门。不论有什么阻碍，最后都有办法对付，但就是没有想办法彻底打开这扇没有用的大铁门。也许大人们有过争取，但不成功。

现在我可以把国内许多社会现象和这扇大铁门的故事联系到一起，不知看官是否有同感。

这个大铁门前的空地就是这个院子的活动中心。在夏天的傍晚，一些人就会聚集在这里乘凉、闲聊，有时周末在这里互相理发。我那五年的头都是在这里剃的，主要是我母亲的技术。我父亲就做了一次，还把我的耳朵剪出了血，以后他就不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