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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岁月和难忘的往事，如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在看惯民族的伤痛和历史的阴霾后，依旧要满怀对历史的温情和期许。这就是记录的意义吧。

高山子往事十二

小偷小摸

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小偷小摸是少不了的，我也上过贼船。

做枪

我们那排房靠西边的有一家，有个独生子叫大伟，在小学和我同级不同班，但他比我大几岁，据说是他妈怕他上学早人太小，在学校会吃亏。他平时和我们东边几家的孩子玩不到一起，所以常常是自己玩自己的，有点特立独行，也叫自立吧，不像我，傻乎乎的跟谁玩都行。

这样，大伟有时就也会找我玩，我们也打架，但经常是我吃亏。记得一次在水井边上，忘了是什么原因，他踹了我一脚，我拿压水井的铁头砸了他一下，都是小打小闹。然后他还会羞辱我，“你看看你身上的脚印是谁的”。但我们俩打完了还会在一起玩儿，并没有多少间隙。但他和别人就不一样了，比如和隔壁的王哥王弟打起来有点马拉松大战的意思，会持续超过一年，不知为什么。

那时小男孩都喜欢做枪（被各方面教育出来的）。一次他和我一起在他家玩火药枪，就是用一根细铁管做的火药枪。枪药就是从鞭炮里扒出来的，需要倒灌进枪筒。为了能用纸炮撞击发射，灌进去的火药必须夯实，就是用一根筷子往里磓（dǔi）。

不料擦枪走火了。有一次我傻乎乎地把枪放在腿上，拿一根筷子往枪管里磓火药，结果用力太猛，一下就炸了，好在里面只有火药，没有枪砂。一股火喷出来，正中我的左眉，把外侧半边的眉毛都给烧没了，好险。

如图的车链子火柴枪我也做过。

[危险的游戏]

偷木头

胆小的我就不太敢玩了，改做枪模型。这就需要木头，最好是松木，软硬合适，不走形。大伟那次大概也吓到了，虽然他没有被伤到，但也和我一起转行了。正在我找不到合适的木头时，他告诉我在东边的厢房里有一个上锁的门里有好东西，扒外窗户就能看见。

我和他去一看，果然里面有好多桌椅，都是比较破旧的。不过，那桌面都是厚厚的上好木板子，那可是做模型的好材料。当时脑袋一热，没有想到进去偷东西的后果，就找了窗户上有一根比较松的铁栏杆，下面插入的木头已经有点腐烂，我们晃动一会就给掰开了。

我们俩跳了进去，找到那个早已看中的桌子，两人一起用力摇晃掰扯，最后终于把那桌子给弄散架了。我们俩各挑了一块板子就走了。临走把那根铁栏杆又复位，从外面看上去好像一切正常一样。

[我做的手工和这个差不多]

我回去就着手刻了一把驳壳枪，非常像，惟妙惟肖的，连枪管都是我把煤炉用的火钎子烧红后烫出一个空心的枪管。整个枪体是用一块木头抠出来的，用墨汁涂上黑漆，再涂一层亮油，成了我的第一个艺术品。那时看《小兵张嘎》一类的电影，就喜欢里面的驳壳枪这类东西。

可惜，不知那几天是累着了还是怎么，我接着就病倒了，发高烧。大概是干坏事的报应吧。那天我正在家里炕上躺着，烧得迷迷糊糊的，有两天没有上学了。我妈妈突然严厉地质问我，是不是偷东西了。我借着发烧的劲哼哼呀呀的装糊涂，结果我妈说，“大伟都招了，和他妈全都说了，你抵赖不了”。我在心里骂那个独秧子，怎么什么都和他妈说。同时继续装烧得糊涂了，闭着眼睛只是哼哼。

这时我妈妈开始越说越严厉，说别以为有病发烧就可以蒙混过关，警察马上就会调查过来的，这叫盗窃，不是小事儿，马上老实交待；你再这样发展下去，就得坐牢、枪毙，等等。我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一声不吭，借着病装傻。不过，也就真的迷迷糊糊地混过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那个大伟不知为什么都告诉他妈妈了，他妈妈又告诉了我妈妈，从来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偷窃行为，甚至不知道有东西丢了。那些破桌椅就像是没有人要的一样，没人关心。我很幸运，那次被吓坏了，以后就再也不敢了。

我也被冤枉过，那是去同桌柴权家玩军旗。记得他那有点像座山雕的老爹有点阴沉沉的，带得他家都阴沉沉的。玩了一会，发现少了一个“排长”，那柴权就赖我，非要翻我的兜，把我气坏了。但为了自证清白，也只能把兜都翻过来让他看，不过以后再也不去他家了，没意思。

那时还有几起小偷小摸，就不那么幸运了。

商店窃案

一个是商店盗窃案。有人馋得急眼了，撬了商店，在里面偷了一些东西，包括罐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家伙实在是太馋太饿了，在商店里当时就造了两盒午餐肉罐头。就是这个色调的包装，自带一个小起子，沿着盒子上方就可以把上面锌皮拧一圈取下来。

[回忆中的香就是这个味道的]

那时没有破不了的案子。都是本地人做的，他在开罐头的时候太匆忙，不小心把手剌破了。后来破案的人一看到有血迹，很快就定位到一个二劳改，因为他第二天上班手上有伤，被别人发现了。然后，他就从二劳改荣升为（大）劳改了。

拿家里的钱也是偷

另一起盗窃案就是我们小学的学生。这小子偷了他妈准备买粮的钱，记得好像是5元的“大票”。那时二劳改家里缺这5元钱可能就会买不起粮食饿肚子，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他妈就报案了。这里很多破案高手，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不过破案后，大家都傻了，居然是这小子干的，他的嘴比我还严，他妈报警了他都不说。

原来，这小子也是被馋坏了。那天看他妈把钱藏在一本书里，就动了歪脑筋，偷了出来。他还挺仗义，叫上两个同学好友，一起去商店买了一瓶红烧肉罐头（1元零几分），两盒午餐肉罐头（好像是7、8角钱），一瓶水果罐头（5、6角钱），还打了一点酒（地瓜酒也是7角钱一斤），买了一包江米条，最后还剩了一点钱。

三个小子躲到车站旁边的货场里，那里有等待装石头的空火车皮，他们就在那里开造，过了一把瘾。当然，也就是几个小孩去商店买这么奢侈的东西才引起怀疑，并破了案。注意小孩打酒并没有什么，因为常有大人让自己孩子去打酒的。买罐头就太过奢侈了，还一次买三四个，那得家里来了多尊贵的戚（qiě，东北话：亲戚）儿呀？

破了案发现是小孩干的事儿，警察就不管了，由学校接手处理。那时也不管什么保护未成年人，直接批判，我们“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那三个小子一起揪出来，都是“同案犯”。再扣上一顶大帽子，什么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去，都饿得像个猴子了，正在发育中的孩子个个营养不良，还靠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他们比起我的遭遇还是好太多了，就是批一轮就完事儿，也没有被冤枉。

食堂窃案

小孩子犯事儿就这样“轻拿轻放”了。但多大算是“小孩子”的上限呢？有一个中学刚刚毕业，比我二姐还小一届的哥们就肯定不是小孩子了。

他大概也是饿急眼了，发现了一个填饱肚子的妙法。我们那里有一个大食堂，好像只有中午供饭。买东西需要用饭票，就是用蜡纸刻印的，油印出来，最后滚印上那“滚戳”标志才能生效。而那个最后使之生效的“滚戳”，就放在食堂办公室的抽屉里锁着，估计是他偶然发现的：食堂的饭票是“印”出来的，我也可以印！

他不知在哪里搞到了没有加戳的饭票，估计也不难搞，反正就是印刷品，而那时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油版刻字印刷，因为各种运动都靠着这个媒介工具进行宣传呢。

有一天晚上，这小子破窗而入，偷偷地进了食堂的办公室，撬开了那个抽屉。把他自己的那些空白饭票都给滚上了油戳。第二天，食堂的人发现门被撬了，但是没有丢东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食堂里可少不了好东西，被撬了不丢东西不正常，马上报案。警察来了，发现了他跳窗户时留下的42号解放鞋印。不过，那时都穿着一样的鞋，穿42号鞋码的人也多得是。就得慢慢来了。

很快，这哥们开始使用他的饭票了。这一下就露馅了，他的“滚戳”手艺不精，也是比较匆忙，使得他的版本和正常的有差异，马上就被锁定。再有42号解放鞋佐证，立刻拿下，然后就是强大的公检法一番轰炸，他就交代了。

那天，我们那里开批斗大会，就在食堂里。他被拉到一个桌子上站着，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盗窃犯XXX”，和文革斗走资派的情形差不多。他低着头，就像是在看那个大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我也不记得有什么具体的批判程序，只记得那就是一个羞辱过程。他往后在这里是没法做人了，而他离开这里是要等几年以后的事。好在家庭出身可能不错，不属于臭老九，所以好像没有刑事处理。那天少年的我在下面看得心惊肉跳，想到我也差一点就上了那桌子，可不能干那些违法的事了。

都是不幸的人

那几年我知道的三起小偷小摸都是为了一口吃的，有小孩，有青年人，有成年人。嗯，加上我那起没有犯事的事儿，是四起，那也是唯一一次不是因为吃的。

[粮食不够吃，就连伟大领袖也得关照一下吃饭的问题]

除了小偷小摸，还有节约节出事来的。

有曲辰大学下放来的一家姓高，两个男孩哥哥叫昆，弟弟叫仑。哥哥大我四五岁、弟弟大我两三岁，刚下乡在三江口时我还和那个弟弟打过架。那个哥哥很自立，去离我们那里一站地的大虎山镇上不坐火车，就为了省两毛钱车票，走着去。那是20多里地的直线距离啊。

去那里公路有点绕，他就顺着火车铁道线走。去时没事儿，回来的时候在铁道上走，听到火车鸣笛，抬头看到对面来了火车，就闪到另一侧的轨道上了，因为我们那条线路是双轨的。哪知道那条轨道上同时也有一辆列车从他的背后飞驶而来，而列车产生的噪声和鸣笛都被他认为是对面火车的，结果悲剧发生了，昆仑从此塌了一半。

还有一个小孩在钻火车时火车开动了，就被卷到车轮里面去了。那时我们经常钻火车，有的是停着准备装卸的货车，有的是刚刚进站的客车。因为有时赶时间，就直接从下面钻过去。火车一移动就会慌神了。

其实那时交通事故并不多，有很多小孩干了不少危险的事儿，都侥幸过关了，就他俩倒霉。有很多小孩学会扒火车，就是趁火车进站速度减慢时，跳到火车上偷东西。我就分到过别人偷来的花生饼，就是花生轧油后的大圆饼，和豆饼有点像，现在就只是做鱼饵了。

这东西很香，就是非常硬，嚼不动，只能砸成小块，在嘴里含着慢慢来，像吃硬糖块一样。

还有的小孩把锯条、铜钱等东西拿到铁轨上去等火车来轧，好做刀一类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