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让的疫情时代（5）
五
刚出来的新移民就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在异国他乡的土壤里，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要赶紧适应坏境，把根扎住，才能好好活下去。
姚谦一家租住的公寓在一所好学区，虽然租金比别的地方要贵，可是孩子上学方便，步行也不过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省去不少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麻烦。好学区周围的公寓自然也是信奉教育为王的华人家庭扎堆的热门地方。以娃会友，是新移民拓展交际圈融入当地生活最快最直接的方式。用不了多久，华人家长们彼此就熟悉了起来。
刚到埃德蒙顿的薛铭，因为没有在加拿大的工作的经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虽然靠姚谦养活全家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薛铭却不这么想。她本来在娘家的时候就没什么地位，如果再在小家里沦为家庭妇女，那将来在父母面前就更抬不起头来了。她当初那么苦着自己，发奋读书考上名牌大学，就是想着父母应该会更多的喜欢那个有能力有本事的自己。也正是因为姐姐和弟弟上的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好大学，才让她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好不容易挣得的娘家的地位，于她而言，就像没头发的人的帽子，是要死死护住，绝不能平白无故的让风给吹跑了。
小区里跟鑫鑫读同一个年级的Henry的妈妈周冬冬相对来说是来了有四、五年的老移民了，她问薛铭要不要去她刚来时打过工的酒店做小时工过渡一下，任务就是每天清洁整理客人退房后的房间。薛铭刚听到的时候，简直觉得是奇耻大辱，心想，她在国内好歹也做到了银行一级部门的主管，跑到这里来做这种在国内她正眼都不会瞧的劳力工，有什么价值脸面可言。
想都不用想，薛铭一口就把周冬冬的好意给回绝了。
周冬冬见怪不怪，劝薛铭说这是国外，真没人在乎你在国内是干什么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她凑近薛铭的耳朵，声音的分贝忽然低了下来，尽管周围也并没有忽然多出一个要刻意偷听的旁人。
周冬冬说：“你知不知道，我有一天去中国超市，发现肉案板那边挥着大砍刀剁骨头的那个人看着好生面熟，我上前一看，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居然是我以前的一位熟人。早就听说他移民了，但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你说巧不巧？这世界真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过，这倒不算稀奇的，你猜——他在国内是干什么的吗？”
周冬冬在说第一个“你猜”的时候，饶过了薛铭，但在第二个“你猜”这里停顿了下来——好像颁奖典礼上接下来要开个出人意料的奖项的主持人，把话堵在嘴边，冲击得上下牙关都寒颤似的抖动。
薛铭只好摇摇头表示猜不出来，因为根本无从猜起——又不是她的熟人。
“他在国内可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呢。”
这句话一出口周冬冬的脸随即就笑成了一颗炸裂的爆米花。薛铭却松了一口气，好像本来以为是一个天大的见不得人的秘密，结果却还好，只是一个不好笑的笑话。
看薛铭不以为意的样子，周冬冬追问道：“你不觉得好笑吗？”
薛铭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不明白这笑点到底在哪儿。周冬冬就一边用手作砍刀状，一边说：“外科医生剁骨头，算不算专业对口呀？”
这样一说，薛铭才觉得有些好笑，可又觉得周冬冬对着她讲这笑话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
薛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不疼不痒地过着。可每天老公上了班，孩子上了学，她只能一遍一遍地把地板拖得光可鉴人，把家里的桌子也抹得快要起漆皮了——这呆在家里空出来的大把的时间让在国内忙碌惯了的薛铭好像被抛到了一个巨大的街区，周围车水马龙，可只有她站着的地方是个盲点，所有的秩序、热闹都在距离之外，与她没有任何关联，连丈夫也在这盲区之外，不能完全理解她的感受。他能说的就是：“你想呆家里就呆家里，你想出去找事做就出去找事做，我都同意。”就连姚谦这中规中矩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实在话，也会惹得薛铭大为光火，莫名有一种被冒犯到的感觉。有时候态度太过正确的表态对人也是一种刺激，因为，正确就只能把不正确反衬得更为彻底和决绝。看着姚谦一脸无辜莫名的样子，薛铭觉得自己要是再不找点事情做，估计就不是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了，而是正不正常的问题了。
姚谦一个朋友的妻子咏梅介绍说还有一家西人餐馆也在招小时工。在餐馆打工的好处就是有额外的小费可以拿，而且西人餐馆的小费会比华人餐馆的小费丰厚不少，另外还可以顺便练一下口语，对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实践机会。咏梅问薛铭有没有兴趣去试一试？
薛铭这个时候的心气也渐渐的被磨灭了不少，她表示如果没有别的选择的话她宁愿到酒店去换床单，也绝不会到餐馆去端盘子。咏梅疑惑不解，不知道这当中有什么区别。想来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同样是服务于人，一个是迎来，要与被服务的对象面面相照；一个是送往，只是客人离开后的人走房空。相应来说，对服务情绪输出的强弱有着不同的要求，可以略微拉出一点心理上的等级高下，后者多少让薛铭觉得好受一些。
终于，薛铭答应去周冬冬推荐的酒店里试一试。周冬冬说，只要是工作，赚的就是加币，有钱就不丢人。薛铭在心里换算了一遍，觉得就算是小时工，一个月下来，比国内拿人民币的白领也不差，只多不少。
刚出国的新移民，甚至已经呆了很久的华人，都会落下一个毛病，就是一到用钱的时候，脑子里仿佛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计算器，会不自觉的把要花出去的金额乘上与人民币的即时汇率，那得出来的数字搁在脑子里不能想，一想就觉得肉疼。这种数学思维的负面效应不免让人生出一种平白亏钱的淡淡的懊恼。
自然在很多老外眼里，华人数学好仿佛是有祖传秘方加持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中国的小商小贩最常见不过的找钱方式在这儿就莫名变得高深起来：买的7块钱的东西，递上一张10元后，接着递上2元硬币，肤色白皙、长着小雀斑的胖妞收银员就会僵一会儿，明显感觉计算题变成了应用题，华人也正好可以给他们上一堂小小的算数课。姚谦刚来的时候，就喜欢干这种事，权当找点小乐子。
当然，数学思维，也有数学思维的好处。比方说现在，薛铭这样算了算，心里就觉得冲着钱，似乎勉强也可以接受，赚个菜钱兼具贴补一下家里的其他开销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家酒店客房的席梦思床垫，厚得恨不得把睡觉的人供在半空中。所以换床单的时候，就算只是把床垫的一角搬起来，也好像在挪动一个喝醉了酒的死沉的壮汉，需要一把子力气才行。薛铭负责九个房间的清理，新来乍到，再加上她自己本身就是爱干净的人，所以工作起来自然格外的认真，下班回到家里，也免不了会在腰酸背痛之际抱怨发泄一番。姚谦过意不去，便时不时献个殷勤，帮老婆大人揉捏按摩一番，薛铭心里也舒坦了不少。
好歹，生活渐渐有了走上正轨的模样。
之前，薛铭对姚谦千叮咛万嘱咐，她在酒店打工的事情千万不要传回国内。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说漏了嘴，家里人问起来，就说她现在还在英语学校补习英语。
可姚谦没有顶住母亲胡心枝的追问，觉得为这些芝麻大小的事情没有编瞎话的必要，况且是至亲之人，又有什么不可以体谅的呢。姚谦就简单的提及了一下，并且把薛铭强调的保密原则原话转述了一遍：“妈，薛铭说她在酒店换床单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知道就行了。”
胡心枝马上保证：“你还不放心你妈，我谁都不会说，你爸我都不会说的。”
她当然不会跟姚直春说，姚直春一向对婆婆妈妈的事情有听力障碍，所以，她说给了姚让听。
姚让对胡心枝解释说：“新移民刚开始在国外打劳力工是很正常的，国外跟国内对工作的概念不大一样，没什么不好的，比呆在家里强，我觉得大嫂这个转型还挺了不起的。”
胡心枝悻悻道：“我也没说不好，就是觉得也没啥好的。”
姚让因为打小就跟哥哥姚谦感情深厚，所以还是有些担心婆媳这种天敌的关系会给姚谦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薛铭刚嫁过来的时候姚让就叮嘱过胡心枝在处理婆媳关系中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表现出对薛铭比对大哥更好的样子。”
胡心枝不大乐意听这样的话：“我怎么对薛铭不好啦？”
姚谦解释道：“没说您对薛铭不好，我说的是要是薛铭和大哥有矛盾的时候，您当着薛铭的面，要站在薛铭这边，这才是真正的对哥好，对你儿子好！”
母亲听没听进去她的意见，姚让不知道，但她自己就是这样对待薛铭的，所以一直以来姑嫂关系都还维持的不错。
姚让在30岁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移民的。因为哥嫂都移民了，那她理所因当应该呆在国内肩负起给父母尽责尽孝的任务，可没想到自己的婚姻后来也没有保住。下海经商的老公陈子达钱越赚越多的同时呆在家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直至整晚整晚的夜不归宿。开始的时候，她还会抱着家里的电话机不敢松手，幻想着电话铃声会在不期然的深夜响起，带给她一个可以踏实入睡的口信。可墙上的时钟一圈一圈的转动，疲惫着也拉扯着，碾过衰弱的神经，是她一次次由浅转深再由深转浅的夜与无眠。
终于，有一天，她睡着了，睡得还挺好。
这天的午后，阳光淡淡的，微风淡淡的，不过是寻常而普通的一天，那个曾经答应要护她一辈子的男人，在他早就放飞了自己之后，也过了她这一关，她松手了。
作为一个离异的中年单身还带着个孩子的女人，国内的舆论环境显然没有国外的环境宽松，何况从父母对亲戚朋友们绝口不提她离婚这件事的态度，她就已然知晓，父母不会认为她的离婚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至少对他们自认为的诗书传家的家风，多少是颜面有损的。
前夫陈子达拍着胸脯说：“放心，我说过，我会照顾你和淼淼一辈子的。”
他给她办了美国的投资移民，她是他孩子的妈，她在国外抚养照看他的孩子，没有比这更稳妥的安排了。再说，他是不愿意离婚的，但，她坚持，他也就只能遂了她的意。只要他的钱给的足，她带着个孩子，出了婚姻的笼子，也得进钱的笼子，她还是要靠他的钱，这个是他笃定的。所以他说：“有个条件，就是如果你再婚了，从我这里就拿不到这么多抚养费支持你在国外的生活了。”
姚让一咬牙，用离婚分得的钱在美国买了两处不大的房子。一处用来自住，一处用来出租，又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她对陈子达说：“你该给的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多出来的钱我一分也不要。”
认识Mark后，Mark身上最打动姚让的一点就是，对接受鑫鑫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心理障碍。这一点，对大多数有根深蒂固血统情结的中国男人来说，基本相当于一道要命题。
Mark在波特兰一家本地的软件公式当IT部门的经理，离过一次婚，花完了所有的积蓄也没打赢离婚官司，两个孩子还是被前妻全部带走，一个都没有留给他。从此，对他前妻和两个孩子来说，他存在的价值大致相当于一台可以每月支付可观抚养费的ATM自动取款机。
虽然姚让还有另外一个挑选对象Rick。Rick不仅比Mark年轻，经济条件也显然要比Mark好很多。他两三岁的时候与做外交官的父母在亚洲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长大后对东方文化有一种遥远故乡式的遐想和怀念。但Rick年过四十却还没有一次像样的婚姻经历，这点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个优势——毕竟没有上段婚姻破裂遗留的废墟需要善后，但对于姚让来说，就算结过婚生养过孩子的男人，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牺牲自己的男式儿童属性去服务迁就另外一个真正的小孩儿，如何能寄希望于一个人无拘无束惯了的老大不小的单身男人呢？能不能全然接受她的孩子才是当时中年失婚、稚子尚幼、背井离乡的姚让需要考虑的重点，至于自己能不能再找到一个心仪的伴侣，对姚让来说似乎连多花一点心思去想都是一种消耗和浪费。
离乡去国的时候，最让姚让犯难的一点就是哥哥姚谦一家已经移民了，如果她再一走，就只剩下父母留在了国内。姚谦让姚让放心，不用考虑这些，他计划着马上就启动给父母的移民申请。美国跟加拿大这么近，他们还是可以像小时候一样经常来往，跟一家人在一起也没什么分别。
姚让问：“真的吗？”
姚谦说：“你还不相信我吗？”
姚让心下一阵松快。当姚谦对姚让说着没有什么分别的时候，姚让的心中有一种无以言喻的欢喜。小时候的那个家，属于他们一家四口的家，会在大洋彼岸以另外一种方式一直延续下去，梦幻得仿佛拥有一个过不完的童年。
但有时候人们以为的没分别，却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一种幻觉，甚或是一种错觉，会以为人力可以在命运行驶的道路上有着自主减慢或者提速改向的功能，似乎一切都可以跟随自我的意志或者愿望驯服得像骡子拉车一样可控。人们容易忽略或者不愿相信的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细细打量，那个被命运拉着、拖着的，却是被摆布、被驱遣的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