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九）
在父亲母亲相识到结婚这段时间，新中国一边在抗美援朝，一边在抓紧恢复性建设，同时还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
母亲回忆说，镇压反革命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事，并没波及到别的部门，只是号召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街上也出现很多镇压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的反革命主要就是国民党埋伏下来的特务和潜藏的土匪叛徒以及与国民党勾结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具体沈阳抓了多少反革命，枪毙了多少人母亲也不清楚，只知道那时枪毙反革命都是在沙山体育场，而她所在的沈阳农委系统没有发现一个反革命。
刚解放时，东北地区国民党特务的活动非常猖獗的，尤其沈阳是东北最后解放的城市，很多没来得及逃跑的各种反动分子都滞留在沈阳，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和叛徒都隐姓埋名潜伏下来，有的还混入政府和军政机关。据网上的资料，仅沈阳地区，在抗美援朝之前国民党特务破坏铁路交通的案件就发生几百起，抗美援朝后对沈阳到丹东线的铁路线的破坏就更频繁了。电影《铁道卫士》就是以这个历史背景拍摄的。其实一直到七十年代，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还很频繁，我大院的一个在吉林某基地守卫部队当兵的发小就说过，他在吉林山里当兵时经常半夜出动去抓特务，因为总有特务半夜发信号弹。
母亲说，很多潜伏的叛徒和伪满时期的敌伪人员都是在镇压反革命时期被抓捕的。比如出卖杨靖宇的叛徒韩斌和杀害赵一曼的凶手吴树贵都是镇反时被群众举报抓住的。
后来我得知，共产党在大陆对反革命分子搞红色恐怖的同时，跑到台湾的老蒋和小蒋父子俩也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只不过一个叫镇压反革命，一个叫肃清匪谍。其实那时国共两党还处在战争时期，一个要解放台湾，一个要反攻大陆。肃清内部也是战争的需要。
与镇反同时进行的是“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及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群众运动。据母亲回忆说，“三反五反”主要是抗美援朝时发现了一些资本家给志愿军供应的物质很多都是偷工减料，劣质不合格的产品，比如罐头打开后都腐烂了；绷带和脱脂棉有的没有消毒就送到前线。
三反主要针对的是国家机关里出现的问题。那时沈阳的国家机关里有很多国民党留用人员，他们把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些坏的风气也带进了共产党的机关里，加上共产党进城后一些人也滋生出贪图享乐，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毛病，比如高岗就是典型，进城后就开始大吃大喝，和国民党看齐了。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回来路过沈阳时，就对高岗招待他的豪华酒席十分不满，在酒桌上沉着脸一言不发，只吃了几口附近的菜就提前离席了，弄得高岗很是尴尬。第二天毛泽东与沈阳各级干部见面时就大谈艰苦奋斗，戒骄戒躁。
“三反五反”时，母亲单位发生了一件轰动沈阳的惨案。
母亲单位有一个会计股股长，是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他为了给老婆买首饰，挪用了公款，换了俩金元宝，用这俩金元宝给他老婆打了了金镏子。“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是先动员有问题的人自己交待问题。这个股长是第一个交待的，交待完问题的当天就被扣在单位审查。他一连几天没回家，他老婆就有点慌了，问了单位的同志知道老公被审查后，把她吓坏了。母亲说，这个女人是从农村刚进城不久，已经有一儿一女俩孩子，她没见过世面，也没文化。镇压反革命弄得这些国民党留用人员十分紧张，她以为老公要被枪毙，自己带俩孩子咋活啊。越想越绝望，最后实在想不开，竟然在半夜将自己的两个孩子用菜刀砍死后，自己也抹了脖子。这个惨案轰动了沈阳市，惊动了沈阳市委。市委立即宣布撤销对该股长的审查，市委领导也纷纷到其家里表示慰问，并安排单位妥善处理后事。母亲说，如果当初组织上有人去他家里解释和安慰一下他老婆，这个惨案也不会发生，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这么刚烈决绝想不开。母亲说起这个事就叹气: 这个女的真是又蛮又狠啊，怎么就下得了狠心把自己的孩子给剁了呢。
其实，她老公后来啥事没有，只是给了个行政处分。可惜了这个女人和孩子，白白死了。母亲的单位觉得这个男的怪可怜的，后来还帮他介绍了个对象，再婚后生了好几个孩子。
母亲说，“三反五反”那时其实很少有人贪污，尤其像母亲这些年青人从来都没有那个想法。那时大家都觉得共产主义不久就要实现了，中国人很快就会过上苏联那样的日子，没人觉得多几个钱有什么用。可”三反五反”是一场政治运动，单位那时都不办公，三天两头去农委开会斗大老虎。其实根本没抓到什么大老虎，只怀疑几个资本家出身的采购员有贪污行为，就把他们几个当作审查和批斗对象给斗了一阵，后来没审查出什么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革命的时代，这种出身歧视是理直气壮的，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有出身不好的才觉得倍受歧视。
一九五四年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司合营和政府机构改革开始了。王柏秋被调到省商业厅工作，父亲也在那时被调到省级机关。那段时间，父亲母亲正准备把老姑户口办到市里，好让她中学。同时也想把奶奶和三奶的户口也迁到城里，这样父亲就没什么牵挂了。那时农转非非常容易，加上母亲为单位的外地和农村来的同事办户口经常跑派出所，和派出所的人很熟悉，办户口这事对母亲来说是轻车熟路。可那时，父母只有一间房，老姑和奶奶都来没法住，后来四姑离婚后也要过来住，就更没地方了。所以母亲就向单位申请换个两间的房子。正好这个时候，王柏秋调走了，临走前交待他在小东门果品批发站的两间半房给母亲住。我们家在他调走后就搬到了果品批发站里。
那是一排五间的房子，中间是厨房，两边两间住两家人，以前是王柏秋和副主任一人住一半。王柏秋家人口也多，他的资本家小姐太太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当时孩子还小住两间房也足够了。我父母搬进去的时候，母亲觉得屋子空荡荡的，感觉房子太大了。其实是没什么家具，除了床就是一个吃饭的八仙桌，家具都是公家的，每月要交租金。房间里还留下王柏秋的电话，不过那时也没啥用，因为除了单位和大领导家，谁家都没电话。打电话也只能往单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