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磐 1 童年时光
谨以此文， 献给我的
父亲和母亲
自题小像 – 鲁迅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题记：
人生如梦。
好像仅仅是一转眼之间， 却已经进入古稀之年， 懒散如我者， 竟然也名正言顺地开始写回忆录了。
风雨如磐， 往事如烟。 其实， 往事并不如烟， 恰如三千六百部声光皆备的电影大片， 齐奔眼前。 我没有那么幸运， 无法生在红旗下， 更不幸的， 却又不得不长在红旗下。 这大半生的日子， 与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一起， 坎坷前行， 尝遍了酸甜苦辣， 苦苦求索， 参透了人生真谛。 在烈火中烧过三次， 在冰水里浸过三次， 在铁砧上锤过三次， 在蜜罐里泡过三次。 所幸如今全身而退， 安享晚年。 然而环顾亲朋好友， 却有不少人已经凋零， 思之念之， 岂不痛哉！
说起来， 我们这一代， 比起我们的父母， 已经是幸福得多了。 我们的父辈， 经历过外侮入侵， 经历过内战连连， 又经历过如虎苛政。 他们的一生， 实在是浸透了血泪， 却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幸福的日子。 只希望在我收集到足够的资料以后， 能够另写一文， 记叙父母坎坷而又坚强的一生， 以慰他们在天之灵。 当然， 现在写自己的回忆录， 必然也会时时写到父母， 写他们的奋斗和苦闷， 更写他们对子女的舔犊之情， 这些， 都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自忖乃一介寒士， 身无长物， 所能够留给后人而有些价值的， 可能也就是这篇回忆录了。 再环顾当今天朝， 民智缺失， 尤其是年轻一代， 囿于墙内的洗脑政策， 造成历史的虚无， 很多人竟然对反右， 大跃进， 反右倾， 大饥荒， 文革， 8964， 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一无所知， 甚至听信谬误， 坐井观天。 更加上一群老而益坏的政治僵尸， 还有为虎作伥的毛粉五毛， 这几年兴风作浪， 颠倒黑白， 把本来已经雾霾重重的天空， 搅得越发乌烟瘴气。 那么， 把我亲身的经历， 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以正视听， 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同时也希望， 与我同辈的朋友们， 也能把历史的真实， 亲身的经历， 写出来， 传下去， 则民族幸甚， 祖国幸甚！
风雨如磐 1 童年时光
1948年12月， 我出生在四川重庆的沙坪坝医院， 属鼠， 射手座。 那时， 父亲是大渡口铁厂的工程师， 母亲是沙坪坝医院的医生。 我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再上面， 还曾经有过一个姐姐。 但是这个姐姐在很小的时候患肺炎去世了， 后来听母亲说， 如果有几支盘尼西林， 就能够救这个姐姐一命， 可是那时家里买不起这种进口药， 于是我就没有姐姐了。 再后来， 我又陆续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父亲和母亲就一直叫我 “三三”， 直到我上小学。
沙坪坝与磁器口比邻， 东临著名的嘉陵江， 与江北区及渝北区隔江相望， 再北边是北碚区， 西面枕着歌乐山， 那是一片秀丽的丘陵。 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 日夜呜咽着， 蜿蜒地向东南流去， 到了朝天门， 碧绿的嘉陵江水汇入金黄色的长江， 一直奔流入海。 我， 就是嘉陵江的儿子， 是个四川人， 我的笔名也来源于此。 可是，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完全没有关于重庆和嘉陵江的任何印象。 那是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 不到两周岁， 1950年， 父母亲就带着全家， 搬到了东北辽宁的鞍山， 一直住到 1960 年。 我的童年是在那里成长和渡过的， 所以， 我又可以算是半个东北人了。
其实， 我能够回忆到自己生命中最早的事情， 是一次搬家， 可能那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吧。 一家人 （当时还没有妹妹呢） 坐在一个有车厢的大马车里， 还拉着一些行李， 从鞍山市铁西区的一个什么地方， 搬到了一个新家， 铁东区东山街北红楼（共有三层）， 多少号我却不记得了， 反正是挺大的一套房子， 我家在一楼， 家里共有四间卧室。 除了厨房， 厕所， 和洗澡间之外， 所有的房间都铺着地板。 东北的冬天很冷， 不过窗户都是双层玻璃的， 暖气也烧得很足， 所以即使严冬时节， 在家里也几乎连毛衣都穿不住。 在北红楼， 我度过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一段美好时光。
当时父亲是鞍钢的冶金工程师， 后来升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 母亲是鞍钢职工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他们每天忙于工作， 在那个年代， 我家就已经装了电话，父母亲经常在夜里和周日接到工作的召唤。 我只记得那个电话号码只有四位， 前两位是 23， 后两位不记得了。 这意味着当时的鞍山几十万人口中， 居民电话装机量不超过一万台。 北红楼边上， 还有两个红楼， 一个是南红楼， 另一个是山红楼， 都是三层的。 旁边的住宅区， 是一些两层楼的房子， 外墙抹着水泥， 是灰颜色的。 我们家所在的楼房， 天花板比较高， 一色的红砖露在外面， 所以被称为红楼。 据说， 这三个红楼， 在日占时期是鬼子宪兵队的所在， 也不知真假。 那时， 红楼里边的住户， 都是在鞍钢工作的工程师和医生们， 来自天南海北， 南方人居多。 我们兄弟很快就认识了好多邻居们的孩子， 在一起上幼儿园， 一起上小学， 一起游玩嬉戏， 我们和其中一些人的友谊， 后来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那些年刚解放不久， 正值鞍钢的重建时期， 父母亲的工作都非常繁忙， 无暇照顾我们。 大哥已经上小学了， 就在斜对面的鞍山市实验小学， 我和二哥就被送到鞍钢第一幼儿园， 那里是长托， 每周只有周六晚上被接回家， 周一早上再被送回去。 弟弟还小， 长托不收， 其他家也有类似的情形， 于是北红楼一些不上班的家长们 （我们喊他们周妈妈许妈妈孙妈妈李妈妈刘妈妈） 就在楼里自己办了个托儿所小小班， 弟弟就到那儿去了， 每天都可以回家。 而我和二哥所在的鞍钢第一幼儿园， 坐落在美丽的 “二一九” 公园门口， 在当时的鞍山是很好的幼儿园。 鞍山解放的日期， 是 1948 年 2 月 19 日， 所以公园被命名为 “二一九”。 （后来有一个著名的电影“雷锋”， 好多外景就是在二一九公园拍的， 因为抚顺没有这么好的公园。） 公园很美， 阿姨很好， 但是我的幼儿园生活却是苦乐参半。
游玩
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穿统一的制服， 是深蓝色的布料， 尺码挺全， 裁剪得很合身。 袖口， 裤子两侧， 和披肩的边上， 各有两条白色的装饰， 穿在身上， 显得很神气。 每个班都有固定的阿姨负责照看我们，很和蔼， 我们不会害怕。 伙食比较丰盛， 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喜欢吃水果和面包， 在面包上还要抹黄油和果酱， 这些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 幼儿园里每天的生活是很规律的， 按时起床， 按时吃饭， 按时锻炼， 按时游戏。 天气好的时候， 阿姨会带我们， 手拉手排着队， 到 “二一九” 公园去玩，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光。 公园里有动物园， 里面有好多种动物。 我们最喜欢看的， 是猴子们在假山上追来追去， 翻跟头， 做鬼脸， 打秋千， 走铁索。 如果猴子们打起群架来， 连声尖叫， 那就是最好看的节目了。 当然， 劳动湖边的林荫路， 花园里的各种鲜花， 儿童乐园里的秋千和滑梯， 也都让我们流连忘返， 总觉得在公园里的时间过得好快， 还没玩够呢， 只一会儿就得回幼儿园了。 我在幼儿园时， 没有男生女生的概念， 吃喝玩乐， 打打闹闹， 都在一起。 只是后来上了小学了， 男生们就突然都不和女生们说话了， 挺奇怪的哈。
演剧
我不记得在幼儿园里是不是要学认字和数数了， 但是有一件事却印象很深， 那就是阿姨教孩子们自己演剧。 当时一切都学苏联， 演的剧就是从苏联拿来的， 列宁打破了花瓶的故事。 说的是列宁在和兄弟姐妹们捉迷藏时， 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花瓶， 于是花瓶被打碎了。 妈妈查问时， 列宁撒了谎， 说不知道是谁打破的。 后来妈妈教育大家， 做人要诚实， 撒谎的不是好孩子。 列宁于是勇敢地承认， 花瓶是自己打破的， 他得到了妈妈的表扬， 列宁以后就再也不撒谎了。 （！！！） 阿姨指派我演童年的列宁， 我二话没说就演了。 到底演得怎么样， 现在完全不记得， 只记得我后来曾经为这事自豪了好久。
午睡
小时候我精力过剩， 有点儿淘气， 尤其不爱睡午觉， 这就跟幼儿园的规矩有点儿抵触了。 别人到点时都能躺在床上乖乖地睡午觉， 我却瞪着眼睡不着， 于是会搞点儿小动作， 发些怪声音出来， 吵到了别的小朋友们。 这样， 有好几次被阿姨捉到了， 就被罚。 惩罚不算大， 就是不给我吃午睡后的小点心。 不吃就不吃呗， 我也不在乎， 反正也饿不着。 不爱睡午觉这个坏毛病， 我很长时间都改不掉。 一直到后来上大学， 才学会了睡午觉这个好毛病， 再后来到美国洋插队， 又被迫戒掉了睡午觉这个好毛病。 这事的演变， 兜了这样一个大圈子， 说起来像绕口令一样， 还真挺奇怪的哈。
生病
住长托的幼儿园， 难免会碰到一件非常难受的事， 那就是感冒生病。 小孩子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 东北的冬天又是冰雪严寒。 如果是日托的孩子感冒了， 为了避免互相传染， 都是留在家里， 等病好了再回去。 我们上长托的孩子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时我只要感冒了， 就会被送到幼儿园马路对面的隔离病房去，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 也没有别的小朋友来一起玩。 夜里发起烧来， 就会做些非常奇怪， 非常可怕， 非常不舒服的梦。 梦醒之后， 一身大汗， 仍然不舒服， 就想家想得要命。 一直到退烧病好之后， 才能又回到正常的生活。
转园
上幼儿园时， 另一件记忆很深的事， 是一次转园， 虽然只有几个月， 却一直忘不掉。 有一年， 第一幼儿园要做房屋维修， 孩子们就被分别转到其它几个幼儿园去， 暂住几个月。 我挺幸运， 被分到一个当时鞍山最好的幼儿园， 具体名字我却不记得了。 这个幼儿园， 房子大， 阿姨多， 孩子少， 玩具多。 现在想来， 那应当是为当年鞍钢和鞍山市的高级干部们的子女开办的幼儿园了。 整栋建筑不是很大， 但是天花板很高， 每个单独的房间也都很大。 尤其特别的是， 建筑的中部， 有一个很大的半圆形的阳光室， 足有两层楼高， 从底到顶都是玻璃窗， 孩子们轮班在这里做游戏。 里面的玩具很多， 我印象最深的有大积木和小汽车， 这是男孩子们的最爱。 彩色的大积木， 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每一块的尺寸都接近我们的身高， 却很轻， 大家可以用这些积木， 随心所欲地搭出各种想象得到的东西。 最受欢迎的是小汽车， 需要排着队轮换着玩。 小汽车没有蓬， 足够大， 能坐进四个孩子。 车里有脚踏板， 有方向盘， 踩起脚踏板就可以满屋子转了。 这一切， 我想， 应该是按照苏联的高级幼儿园标准配置的了。 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又转回第一幼儿园， 仍然会时时留恋这里。
想家
幼儿园， 千般好， 还是不如自己家。 上幼儿园的那几年里， 最高兴的时光， 是星期六下午， 等妈妈来接我的时候， 那心情， 就像小鸟要飞出去似的。 最不高兴的时光， 不用说， 是星期一的早晨。 满脸的哭丧相， 浑身的不自在， 全是因为又要离开温暖的家， 再回幼儿园去。 家里有父母， 家里有兄弟。 家里有无尽的温馨， 家里有无价的自由。 跟着父母出去， 无论哪里， 都是天堂。 父母不但满足我们不过分的物质要求， 还满足我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 父母的慈爱真是没有任何替代物的。 而跟着哥哥们出去， 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会受欺负。 在男孩子的世界里， 有哥哥是很大的幸福， 打架时有人撑着你， 游玩时有人领着你， 想淘气， 有人带你， 想学新玩意儿， 有人教你， 天下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事啊， 这是当今的独生子女们想都想不到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 无论如何， 幼儿园的那几年， 在我的生命中， 确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我也一天天地长大， 没有忧愁， 没有饥饿， 没有恐惧， 只有幸福。 当时北红楼里有一对夫妇， 孙伯伯和孙妈妈， 跟我的父母相熟， 常来家里做客聊天。 他们没有孩子， 所以常跟父母开玩笑， 想把我要去当儿子。 母亲就问我， 三三， 想不想去给孙伯伯做儿子。 我立刻坚决地说， 不去不去， 我才不去呢。 当时可能急得脸都红了， 惹得他们哈哈大笑。 我哪儿知道他们是在开玩笑呢， 父母亲疼爱每一个子女， 才不会把我送人的。 后来，孙伯伯和孙妈妈调动工作， 离开鞍山， 去吉林市了。 他们还真的领养了一个小女娃， 用他们各自的姓， 给女娃儿取了个名字， 叫孙杨。 后来还寄了张照片来， 已经是个清清秀秀的小姑娘了。 再后来， 我就不知道他们一家的消息了。 那时候， 人们之间的关系， 真是友好而又融洽， 令人无限怀念。
还有一件我记忆中的事值得一说，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了。 在北红楼的家外面玩的时候， 看到有人背着喷雾器在往墙上， 地上， 和树干上打药。 听大人们说， 这是在消毒。 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据说美帝国主义对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发动了细菌战。 不过我们倒是没有听说鞍山地区有什么瘟疫发生， 情况到底怎么样， 这段公案可能是需要历史学家研究一番的。
几年幼儿园的生活结束了， 我也背上书包， 踏着大哥二哥的足迹， 进入鞍山市实验小学， 开始了崭新的小学生活。 在小学里， 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歌， 并不是东方红什么的， 而是一首欢快优美的儿童歌曲， 歌名是 “快乐的节日”， 由管桦作词， 李群作曲。 相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小学的朋友们， 都会唱：
小鸟在前面带路
风儿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鲜艳的红领巾
美丽的衣裳
像许多花儿开放
跳啊跳啊跳啊
跳啊跳啊跳啊
亲爱的叔叔阿姨
同我们一齐过呀过这快乐的节日
花儿向我们点头
白杨树哗啦啦地响
它们象美丽的小鸟
向我们祝福向我们歌唱
它们都说世界上
有我们更美丽
世界上有我们就更美丽
跳啊跳啊跳啊
跳啊跳啊跳啊
亲爱的叔叔阿姨
同我们一齐过呀过这快乐的节日
感谢亲爱的祖国
让我们自由地成长
我们像小鸟一样
等身上的羽毛长得丰满
就勇敢地向着高空去飞翔
飞向我们的理想
跳啊跳啊跳啊
跳啊跳啊跳啊
亲爱的叔叔阿姨
同我们一齐过呀过这快乐的节日
那么， 中国五十年代小学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让我在下一篇里详细写吧。
随想录：
我们这一代人， 曾经被称为“祖国的花朵”， 备受关爱。 在五十年代初， 好像真是这样。现在看来， “快乐的节日”这首歌， 尤其是歌词， 带有明显的苏联味道， 同时也描绘出刚解放以后， 百业待兴， 蒸蒸日上的气象。 那时， 不光是孩子们感觉到幸福， 大人们也都非常兴奋， 努力工作， 要为祖国的建设， 出一把力气。 农民有田种， 工人有活干， 商人有买卖， 学生有书读， 大家安居乐业， 休养生息， 看来确实有一片新气象。 可是有谁会想得到， 仅仅几年之后， 会有巨大的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