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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2014读书】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25 18:54:28 2014, 美东)
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是瑞典汉学家,
马是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中唯一一位懂汉语的。曾在瑞典见过白发苍苍的马悦然
和他的银丝满鬓的学生罗多弼,两位老先生说起中国文史经典来令我这个中国人惭愧不
已。马聊现当代文学多,脾气似乎刚强一点;罗对古典文学如数家珍,性情似更柔和。
前两年回国时在我导师的书架上看到这本马悦然写高本汉的素颜书,好奇这位高祖师爷
会是什么样的?最近欣喜地在图书馆借到此书,还了一个心愿。
高本汉(1889—1978)从中学开始学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大学学俄语
、波兰语、冰岛语、汉语,后来又学日语,还会古瑞典语、数种瑞典方言和中国方言。
1957年他作为诺贝尔学会金色大厅颁奖宴会上的首席讲话人,向所有的诺奖获奖人
致贺词:对Daniel Bovet和Albert Camus讲法语,对Alexander Todd讲英语,对李政道
、杨振宁讲中文,真是顾盼生姿,好不潇洒。
在这么多语言中高本汉最终选择了中文,既出于现实考虑(欧洲语种学者多,难找工作
;汉学刚起步,易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有所开创),又有机缘巧合:碰到了好老师、好官
员,于1910-1911年到山西太原大学堂教书、学中文、调查方言,从此走上汉学之路。
前几天贴过他亲历辛亥革命写下的传真报道;1911年11月13日他离开太原、通过西伯利
亚铁路乘火车回国时,手持的护照是新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阎锡山签发的,日期是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阎将军好有幽默感。
高本汉回到欧洲后花十年时间写出了成名代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模拟构建了
中古和上古汉语的发音,这是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我以前就不明白古代发音是怎么模拟
出来的。书里说,他用西方的方言学,以《广韵》和宋朝的等韵图为依据,搜集中国30
种现代方言材料以及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特别是取自梵语和巴利语词语的
汉语译音,揉巴揉巴就揉出了上古、中古发音系统来。虽然不懂怎么揉的,但33种汉语
方言材料中,他亲自调查的有24种(其余9种使用已有材料):
北京、山西归化、大同、太原、文水、太谷、兴县、平阳、凤台、甘肃兰州、平凉、泾
州、陕西西安、三水、桑家镇、河南开封、怀庆、固始、江苏南京、上海、福建福州、
广东广州、日语汉音、安南汉音。
每一个地名都彰显出踏实严谨、不厌其烦的北欧学风。四大卷《中国音韵学研究》由罗常
培、赵元任和李芳桂三位语言学家历经十年译完(期间被抗日战争打断)。胡适称高本
汉把260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赞他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比中外过去任何音韵
学家还重要;马悦然把此书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皮尔的《语言里的语音
范例》和布隆菲尔德的《语言》这几本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扛鼎之作相提并论。高本汉
之后,古音研究又有推进;请听一段用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汉语朗诵的《诗经》,
太好玩了,上古发音真像俄语,or 鸟语……大舌音似乎是原始语音的一大特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ZSIvf-YCtA
当西方人汲汲探索古老的汉语这块新天地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国难压迫下走上庶
几相反的推翻古典之路。因此,高本汉与康有为、胡适等维新学人不时产生学术甚至道
德的冲突。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断言左传、周礼和其他古文经派作品都是刘歆伪
造的。高本汉撰文《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左传真伪考》,以为刘歆恢复名誉
为己任,用现代语言学标准批驳康有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并在结尾里说:
“这个调查的首要目的是证明《周礼》和《左传》这两部真的属于上古中国著作……此
事也有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学者的名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按照我的观点,学者是一
位当代杰出的西方国家的语言学教授,还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中国学者,都没有关系。
其中一方与另一方都需要公正对待。……我的最高愿望是,对(刘歆)这位曾经辛勤效
力自己国家的伟大学者,要施之公正。”
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学者都知道证伪需谨慎,有强有力的证据。高本汉对个人和学术的
尊重、谨慎和厚道值得赞美;而五四以来我国的学风、世风是否日益剥褫了道德的外衣
,以个性、求真、爱国等各种名义张扬凶戾之气?
高本汉反驳胡适的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胡适考证出红楼后40回出于高鹗之手;而
高本汉考评有直接对话的章节里的38个词(代词、否定词、疑问语气词、指示代词、副
词、名词词尾、句尾、从属连词和助动词)和某些典型问句,证明前80回与后40回绝对
一致。高本汉得出结论说要么它们出于同一个作家之手;要么高鹗与曹雪芹来自同一个
地区、讲相同的方言;又或者他是一位语言天才,有非凡的能力模仿榜样的风格。书中
还说1959年发现了新的手稿资料,似乎证明了后40回也是曹雪芹所作——什么材料?
我怎么一直以为高鹗续写的说法是红学主流啊?
除了以上音韵学、文字学等研究,高本汉同时致力于传道授业,广开教席:古文开四书
、春秋、左传课,小说选《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另讲解老庄、
陶潜、欧阳修。——好想听这些课。后两位的部分作品他译成瑞典语,并翻译《今古奇
观》数篇,取名《关于官员、阿飞和其他流氓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担任瑞典的远东博
物馆馆长兼东亚考古学教授,又研究起青铜器的年代来。
马悦然第一次见到高本汉就是在远东博物馆——当时马正备考拉丁文,业余读英、德、
法文版的《道德经》消遣(语言大牛们的消遣都那么酷),发现三种译本差别巨大,求
教于高本汉。高请他第二天他来博物馆办公室,告诉他:
“三种译本同样糟糕!这部作品唯一正确的译文是我自己的,但是还没出版。”
高把手抄的译本借给马。马一周后归还时,高问他有没有学中文的兴趣。受宠若惊的马
悦然说本来想当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但最近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小,所以很
犹豫——这依稀仿佛高本汉的自身经历啊。难怪高心有戚戚地追推:
“那先生为什么不学中文呢?”
高本汉和年轻学生谈话时总是用“先生”一词。深受鼓舞的马悦然结结巴巴地回答求之
不得,高本汉立刻敲钉钻脚让他9月份来上秋季课程。又一位汉学家就这样诞生了。马
悦然心悦诚服地回忆:
“没有机会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很难想象,听他讲课是多么大的享受。他从来不迁就我
们,不用填鸭式教学,从来不用考试来检查我们对他讲课理解的程度。他似乎完全相信
他的学生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
这些汉学家(包括英/美的史景迁)都这么误打误撞地进入中文,让人好生赞叹。高本
汉作为老师,其巨大的热情、霸气和强势是最好的推广中文的气质啊。
1954年,远东博物馆庆祝高本汉65岁生日,把他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厚厚的精装本出版。
高本汉激动地喊:“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马悦然说他勤勉无休,直到去世前几
周还在病床上用特大号的字写《庄子部分章节中不稳定的词》,此时他的微弱视力已经
无法看清常字。马悦然引用高本汉的一段话来表明一个学者献身研究的动力:
“科学家最神圣的特权是,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和权利去探寻,就像服从康德的“绝对
命令”。能不能,什么时候和怎样达到目标,他全然不知,可是他知道拼搏是必须的,
不停地努力是绝对的。……尽管我们大家非常清楚,不仅取得精神文明进步的外部条件
比上一代人恶化了,而且,也是最主要的,科研任务本身的要求与视角也高多了,与
1880年代科学潮流中的和谐与欢乐的日子相比较,能否解决问题更加不可知,然而科学
家的态度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奋勇前进,绝不回头。”
而高本汉为中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写的序言里说:
“一个西方人怎么敢梦想与他们(中国当代学者)竞争呢?这批新学者既谙熟中国古籍
,身边又拥有全部中国图书,他们能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一位西方人只能在这
个大范围里选择个别题材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自己热爱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或许能作出有益的贡献。”
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谦虚,让我既感动又高兴。有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的研究、又受着
天性的驱使将这份求知的热爱进行到底的学者先驱,我等学人正该孜孜以行,“奋勇前
进,绝不回头”。
马悦然在译本序里说,此书是瑞典学院委托他写的,收入学院的名家传记系列。传记的
学术性较强,音韵学、语音学、方言学等各种符号和分析看得我晕头转向。风格很严谨
,每个出现的人物都标明生卒年月。文学性相对弱,比如历数高本汉父母双方家族的祖
宗五六代之姓名、出生年月、子女若干,这在中国传记里很少见,有点枯燥。译者李之
义并非本行,Arthur Waley没有翻成标准的亚瑟韦利,而是有点怪的阿图尔•魏
礼。高本汉的家乡翻译成延雪平也有点怪,不像个地名。行文有时似乎断续拖沓、不容
易懂、缺乏亮点,不知是原文之憾还是翻译之瑕。不过翻译专业性强的文章实为硬骨头
,如此已属难得,我是骨头里挑鸡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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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是瑞典汉学家,
马是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中唯一一位懂汉语的。曾在瑞典见过白发苍苍的马悦然
和他的银丝满鬓的学生罗多弼,两位老先生说起中国文史经典来令我这个中国人惭愧不
已。马聊现当代文学多,脾气似乎刚强一点;罗对古典文学如数家珍,性情似更柔和。
前两年回国时在我导师的书架上看到这本马悦然写高本汉的素颜书,好奇这位高祖师爷
会是什么样的?最近欣喜地在图书馆借到此书,还了一个心愿。
高本汉(1889—1978)从中学开始学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大学学俄语
、波兰语、冰岛语、汉语,后来又学日语,还会古瑞典语、数种瑞典方言和中国方言。
1957年他作为诺贝尔学会金色大厅颁奖宴会上的首席讲话人,向所有的诺奖获奖人
致贺词:对Daniel Bovet和Albert Camus讲法语,对Alexander Todd讲英语,对李政道
、杨振宁讲中文,真是顾盼生姿,好不潇洒。
在这么多语言中高本汉最终选择了中文,既出于现实考虑(欧洲语种学者多,难找工作
;汉学刚起步,易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有所开创),又有机缘巧合:碰到了好老师、好官
员,于1910-1911年到山西太原大学堂教书、学中文、调查方言,从此走上汉学之路。
前几天贴过他亲历辛亥革命写下的传真报道;1911年11月13日他离开太原、通过西伯利
亚铁路乘火车回国时,手持的护照是新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阎锡山签发的,日期是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阎将军好有幽默感。
高本汉回到欧洲后花十年时间写出了成名代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模拟构建了
中古和上古汉语的发音,这是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我以前就不明白古代发音是怎么模拟
出来的。书里说,他用西方的方言学,以《广韵》和宋朝的等韵图为依据,搜集中国30
种现代方言材料以及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特别是取自梵语和巴利语词语的
汉语译音,揉巴揉巴就揉出了上古、中古发音系统来。虽然不懂怎么揉的,但33种汉语
方言材料中,他亲自调查的有24种(其余9种使用已有材料):
北京、山西归化、大同、太原、文水、太谷、兴县、平阳、凤台、甘肃兰州、平凉、泾
州、陕西西安、三水、桑家镇、河南开封、怀庆、固始、江苏南京、上海、福建福州、
广东广州、日语汉音、安南汉音。
每一个地名都彰显出踏实严谨、不厌其烦的北欧学风。四大卷《中国音韵学研究》由罗常
培、赵元任和李芳桂三位语言学家历经十年译完(期间被抗日战争打断)。胡适称高本
汉把260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赞他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比中外过去任何音韵
学家还重要;马悦然把此书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皮尔的《语言里的语音
范例》和布隆菲尔德的《语言》这几本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扛鼎之作相提并论。高本汉
之后,古音研究又有推进;请听一段用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汉语朗诵的《诗经》,
太好玩了,上古发音真像俄语,or 鸟语……大舌音似乎是原始语音的一大特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ZSIvf-YCtA
当西方人汲汲探索古老的汉语这块新天地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国难压迫下走上庶
几相反的推翻古典之路。因此,高本汉与康有为、胡适等维新学人不时产生学术甚至道
德的冲突。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断言左传、周礼和其他古文经派作品都是刘歆伪
造的。高本汉撰文《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左传真伪考》,以为刘歆恢复名誉
为己任,用现代语言学标准批驳康有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并在结尾里说:
“这个调查的首要目的是证明《周礼》和《左传》这两部真的属于上古中国著作……此
事也有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学者的名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按照我的观点,学者是一
位当代杰出的西方国家的语言学教授,还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中国学者,都没有关系。
其中一方与另一方都需要公正对待。……我的最高愿望是,对(刘歆)这位曾经辛勤效
力自己国家的伟大学者,要施之公正。”
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学者都知道证伪需谨慎,有强有力的证据。高本汉对个人和学术的
尊重、谨慎和厚道值得赞美;而五四以来我国的学风、世风是否日益剥褫了道德的外衣
,以个性、求真、爱国等各种名义张扬凶戾之气?
高本汉反驳胡适的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胡适考证出红楼后40回出于高鹗之手;而
高本汉考评有直接对话的章节里的38个词(代词、否定词、疑问语气词、指示代词、副
词、名词词尾、句尾、从属连词和助动词)和某些典型问句,证明前80回与后40回绝对
一致。高本汉得出结论说要么它们出于同一个作家之手;要么高鹗与曹雪芹来自同一个
地区、讲相同的方言;又或者他是一位语言天才,有非凡的能力模仿榜样的风格。书中
还说1959年发现了新的手稿资料,似乎证明了后40回也是曹雪芹所作——什么材料?
我怎么一直以为高鹗续写的说法是红学主流啊?
除了以上音韵学、文字学等研究,高本汉同时致力于传道授业,广开教席:古文开四书
、春秋、左传课,小说选《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另讲解老庄、
陶潜、欧阳修。——好想听这些课。后两位的部分作品他译成瑞典语,并翻译《今古奇
观》数篇,取名《关于官员、阿飞和其他流氓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担任瑞典的远东博
物馆馆长兼东亚考古学教授,又研究起青铜器的年代来。
马悦然第一次见到高本汉就是在远东博物馆——当时马正备考拉丁文,业余读英、德、
法文版的《道德经》消遣(语言大牛们的消遣都那么酷),发现三种译本差别巨大,求
教于高本汉。高请他第二天他来博物馆办公室,告诉他:
“三种译本同样糟糕!这部作品唯一正确的译文是我自己的,但是还没出版。”
高把手抄的译本借给马。马一周后归还时,高问他有没有学中文的兴趣。受宠若惊的马
悦然说本来想当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但最近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小,所以很
犹豫——这依稀仿佛高本汉的自身经历啊。难怪高心有戚戚地追推:
“那先生为什么不学中文呢?”
高本汉和年轻学生谈话时总是用“先生”一词。深受鼓舞的马悦然结结巴巴地回答求之
不得,高本汉立刻敲钉钻脚让他9月份来上秋季课程。又一位汉学家就这样诞生了。马
悦然心悦诚服地回忆:
“没有机会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很难想象,听他讲课是多么大的享受。他从来不迁就我
们,不用填鸭式教学,从来不用考试来检查我们对他讲课理解的程度。他似乎完全相信
他的学生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
这些汉学家(包括英/美的史景迁)都这么误打误撞地进入中文,让人好生赞叹。高本
汉作为老师,其巨大的热情、霸气和强势是最好的推广中文的气质啊。
1954年,远东博物馆庆祝高本汉65岁生日,把他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厚厚的精装本出版。
高本汉激动地喊:“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马悦然说他勤勉无休,直到去世前几
周还在病床上用特大号的字写《庄子部分章节中不稳定的词》,此时他的微弱视力已经
无法看清常字。马悦然引用高本汉的一段话来表明一个学者献身研究的动力:
“科学家最神圣的特权是,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和权利去探寻,就像服从康德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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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努力是绝对的。……尽管我们大家非常清楚,不仅取得精神文明进步的外部条件
比上一代人恶化了,而且,也是最主要的,科研任务本身的要求与视角也高多了,与
1880年代科学潮流中的和谐与欢乐的日子相比较,能否解决问题更加不可知,然而科学
家的态度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奋勇前进,绝不回头。”
而高本汉为中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写的序言里说:
“一个西方人怎么敢梦想与他们(中国当代学者)竞争呢?这批新学者既谙熟中国古籍
,身边又拥有全部中国图书,他们能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一位西方人只能在这
个大范围里选择个别题材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自己热爱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或许能作出有益的贡献。”
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谦虚,让我既感动又高兴。有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的研究、又受着
天性的驱使将这份求知的热爱进行到底的学者先驱,我等学人正该孜孜以行,“奋勇前
进,绝不回头”。
马悦然在译本序里说,此书是瑞典学院委托他写的,收入学院的名家传记系列。传记的
学术性较强,音韵学、语音学、方言学等各种符号和分析看得我晕头转向。风格很严谨
,每个出现的人物都标明生卒年月。文学性相对弱,比如历数高本汉父母双方家族的祖
宗五六代之姓名、出生年月、子女若干,这在中国传记里很少见,有点枯燥。译者李之
义并非本行,Arthur Waley没有翻成标准的亚瑟韦利,而是有点怪的阿图尔•魏
礼。高本汉的家乡翻译成延雪平也有点怪,不像个地名。行文有时似乎断续拖沓、不容
易懂、缺乏亮点,不知是原文之憾还是翻译之瑕。不过翻译专业性强的文章实为硬骨头
,如此已属难得,我是骨头里挑鸡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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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是瑞典汉学家,
马是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中唯一一位懂汉语的。曾在瑞典见过白发苍苍的马悦然
和他的银丝满鬓的学生罗多弼,两位老先生说起中国文史经典来令我这个中国人惭愧不
已。马聊现当代文学多,脾气似乎刚强一点;罗对古典文学如数家珍,性情似更柔和。
前两年回国时在我导师的书架上看到这本马悦然写高本汉的素颜书,好奇这位高祖师爷
会是什么样的?最近欣喜地在图书馆借到此书,还了一个心愿。
高本汉(1889—1978)从中学开始学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大学学俄语
、波兰语、冰岛语、汉语,后来又学日语,还会古瑞典语、数种瑞典方言和中国方言。
1957年他作为诺贝尔学会金色大厅颁奖宴会上的首席讲话人,向所有的诺奖获奖人
致贺词:对Daniel Bovet和Albert Camus讲法语,对Alexander Todd讲英语,对李政道
、杨振宁讲中文,真是顾盼生姿,好不潇洒。
在这么多语言中高本汉最终选择了中文,既出于现实考虑(欧洲语种学者多,难找工作
;汉学刚起步,易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有所开创),又有机缘巧合:碰到了好老师、好官
员,于1910-1911年到山西太原大学堂教书、学中文、调查方言,从此走上汉学之路。
前几天贴过他亲历辛亥革命写下的传真报道;1911年11月13日他离开太原、通过西伯利
亚铁路乘火车回国时,手持的护照是新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阎锡山签发的,日期是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阎将军好有幽默感。
高本汉回到欧洲后花十年时间写出了成名代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模拟构建了
中古和上古汉语的发音,这是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我以前就不明白古代发音是怎么模拟
出来的。书里说,他用西方的方言学,以《广韵》和宋朝的等韵图为依据,搜集中国30
种现代方言材料以及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特别是取自梵语和巴利语词语的
汉语译音,揉巴揉巴就揉出了上古、中古发音系统来。虽然不懂怎么揉的,但33种汉语
方言材料中,他亲自调查的有24种(其余9种使用已有材料):
北京、山西归化、大同、太原、文水、太谷、兴县、平阳、凤台、甘肃兰州、平凉、泾
州、陕西西安、三水、桑家镇、河南开封、怀庆、固始、江苏南京、上海、福建福州、
广东广州、日语汉音、安南汉音。
每一个地名都彰显出踏实严谨、不厌其烦的北欧学风。四大卷《中国音韵学研究》由罗常
培、赵元任和李芳桂三位语言学家历经十年译完(期间被抗日战争打断)。胡适称高本
汉把260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赞他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比中外过去任何音韵
学家还重要;马悦然把此书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皮尔的《语言里的语音
范例》和布隆菲尔德的《语言》这几本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扛鼎之作相提并论。高本汉
之后,古音研究又有推进;请听一段用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汉语朗诵的《诗经》,
太好玩了,上古发音真像俄语,or 鸟语……大舌音似乎是原始语音的一大特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ZSIvf-YCtA
当西方人汲汲探索古老的汉语这块新天地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国难压迫下走上庶
几相反的推翻古典之路。因此,高本汉与康有为、胡适等维新学人不时产生学术甚至道
德的冲突。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断言左传、周礼和其他古文经派作品都是刘歆伪
造的。高本汉撰文《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左传真伪考》,以为刘歆恢复名誉
为己任,用现代语言学标准批驳康有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并在结尾里说:
“这个调查的首要目的是证明《周礼》和《左传》这两部真的属于上古中国著作……此
事也有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学者的名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按照我的观点,学者是一
位当代杰出的西方国家的语言学教授,还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中国学者,都没有关系。
其中一方与另一方都需要公正对待。……我的最高愿望是,对(刘歆)这位曾经辛勤效
力自己国家的伟大学者,要施之公正。”
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学者都知道证伪需谨慎,有强有力的证据。高本汉对个人和学术的
尊重、谨慎和厚道值得赞美;而五四以来我国的学风、世风是否日益剥褫了道德的外衣
,以个性、求真、爱国等各种名义张扬凶戾之气?
高本汉反驳胡适的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胡适考证出红楼后40回出于高鹗之手;而
高本汉考评有直接对话的章节里的38个词(代词、否定词、疑问语气词、指示代词、副
词、名词词尾、句尾、从属连词和助动词)和某些典型问句,证明前80回与后40回绝对
一致。高本汉得出结论说要么它们出于同一个作家之手;要么高鹗与曹雪芹来自同一个
地区、讲相同的方言;又或者他是一位语言天才,有非凡的能力模仿榜样的风格。书中
还说1959年发现了新的手稿资料,似乎证明了后40回也是曹雪芹所作——什么材料?
我怎么一直以为高鹗续写的说法是红学主流啊?
除了以上音韵学、文字学等研究,高本汉同时致力于传道授业,广开教席:古文开四书
、春秋、左传课,小说选《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另讲解老庄、
陶潜、欧阳修。——好想听这些课。后两位的部分作品他译成瑞典语,并翻译《今古奇
观》数篇,取名《关于官员、阿飞和其他流氓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担任瑞典的远东博
物馆馆长兼东亚考古学教授,又研究起青铜器的年代来。
马悦然第一次见到高本汉就是在远东博物馆——当时马正备考拉丁文,业余读英、德、
法文版的《道德经》消遣(语言大牛们的消遣都那么酷),发现三种译本差别巨大,求
教于高本汉。高请他第二天他来博物馆办公室,告诉他:
“三种译本同样糟糕!这部作品唯一正确的译文是我自己的,但是还没出版。”
高把手抄的译本借给马。马一周后归还时,高问他有没有学中文的兴趣。受宠若惊的马
悦然说本来想当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但最近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小,所以很
犹豫——这依稀仿佛高本汉的自身经历啊。难怪高心有戚戚地追推:
“那先生为什么不学中文呢?”
高本汉和年轻学生谈话时总是用“先生”一词。深受鼓舞的马悦然结结巴巴地回答求之
不得,高本汉立刻敲钉钻脚让他9月份来上秋季课程。又一位汉学家就这样诞生了。马
悦然心悦诚服地回忆:
“没有机会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很难想象,听他讲课是多么大的享受。他从来不迁就我
们,不用填鸭式教学,从来不用考试来检查我们对他讲课理解的程度。他似乎完全相信
他的学生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
这些汉学家(包括英/美的史景迁)都这么误打误撞地进入中文,让人好生赞叹。高本
汉作为老师,其巨大的热情、霸气和强势是最好的推广中文的气质啊。
1954年,远东博物馆庆祝高本汉65岁生日,把他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厚厚的精装本出版。
高本汉激动地喊:“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马悦然说他勤勉无休,直到去世前几
周还在病床上用特大号的字写《庄子部分章节中不稳定的词》,此时他的微弱视力已经
无法看清常字。马悦然引用高本汉的一段话来表明一个学者献身研究的动力:
“科学家最神圣的特权是,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和权利去探寻,就像服从康德的“绝对
命令”。能不能,什么时候和怎样达到目标,他全然不知,可是他知道拼搏是必须的,
不停地努力是绝对的。……尽管我们大家非常清楚,不仅取得精神文明进步的外部条件
比上一代人恶化了,而且,也是最主要的,科研任务本身的要求与视角也高多了,与
1880年代科学潮流中的和谐与欢乐的日子相比较,能否解决问题更加不可知,然而科学
家的态度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奋勇前进,绝不回头。”
而高本汉为中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写的序言里说:
“一个西方人怎么敢梦想与他们(中国当代学者)竞争呢?这批新学者既谙熟中国古籍
,身边又拥有全部中国图书,他们能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一位西方人只能在这
个大范围里选择个别题材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自己热爱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或许能作出有益的贡献。”
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谦虚,让我既感动又高兴。有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的研究、又受着
天性的驱使将这份求知的热爱进行到底的学者先驱,我等学人正该孜孜以行,“奋勇前
进,绝不回头”。
马悦然在译本序里说,此书是瑞典学院委托他写的,收入学院的名家传记系列。传记的
学术性较强,音韵学、语音学、方言学等各种符号和分析看得我晕头转向。风格很严谨
,每个出现的人物都标明生卒年月。文学性相对弱,比如历数高本汉父母双方家族的祖
宗五六代之姓名、出生年月、子女若干,这在中国传记里很少见,有点枯燥。译者李之
义并非本行,Arthur Waley没有翻成标准的亚瑟韦利,而是有点怪的阿图尔•魏
礼。高本汉的家乡翻译成延雪平也有点怪,不像个地名。行文有时似乎断续拖沓、不容
易懂、缺乏亮点,不知是原文之憾还是翻译之瑕。不过翻译专业性强的文章实为硬骨头
,如此已属难得,我是骨头里挑鸡蛋了。
发信人: wh (wh), 信区: LeisureTime
标 题: 【2014读书】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25 18:54:28 2014, 美东)
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是瑞典汉学家,
马是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中唯一一位懂汉语的。曾在瑞典见过白发苍苍的马悦然
和他的银丝满鬓的学生罗多弼,两位老先生说起中国文史经典来令我这个中国人惭愧不
已。马聊现当代文学多,脾气似乎刚强一点;罗对古典文学如数家珍,性情似更柔和。
前两年回国时在我导师的书架上看到这本马悦然写高本汉的素颜书,好奇这位高祖师爷
会是什么样的?最近欣喜地在图书馆借到此书,还了一个心愿。
高本汉(1889—1978)从中学开始学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大学学俄语
、波兰语、冰岛语、汉语,后来又学日语,还会古瑞典语、数种瑞典方言和中国方言。
1957年他作为诺贝尔学会金色大厅颁奖宴会上的首席讲话人,向所有的诺奖获奖人
致贺词:对Daniel Bovet和Albert Camus讲法语,对Alexander Todd讲英语,对李政道
、杨振宁讲中文,真是顾盼生姿,好不潇洒。
在这么多语言中高本汉最终选择了中文,既出于现实考虑(欧洲语种学者多,难找工作
;汉学刚起步,易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有所开创),又有机缘巧合:碰到了好老师、好官
员,于1910-1911年到山西太原大学堂教书、学中文、调查方言,从此走上汉学之路。
前几天贴过他亲历辛亥革命写下的传真报道;1911年11月13日他离开太原、通过西伯利
亚铁路乘火车回国时,手持的护照是新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阎锡山签发的,日期是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阎将军好有幽默感。
高本汉回到欧洲后花十年时间写出了成名代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模拟构建了
中古和上古汉语的发音,这是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我以前就不明白古代发音是怎么模拟
出来的。书里说,他用西方的方言学,以《广韵》和宋朝的等韵图为依据,搜集中国30
种现代方言材料以及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特别是取自梵语和巴利语词语的
汉语译音,揉巴揉巴就揉出了上古、中古发音系统来。虽然不懂怎么揉的,但33种汉语
方言材料中,他亲自调查的有24种(其余9种使用已有材料):
北京、山西归化、大同、太原、文水、太谷、兴县、平阳、凤台、甘肃兰州、平凉、泾
州、陕西西安、三水、桑家镇、河南开封、怀庆、固始、江苏南京、上海、福建福州、
广东广州、日语汉音、安南汉音。
每一个地名都彰显出踏实严谨、不厌其烦的北欧学风。四大卷《中国音韵学研究》由罗常
培、赵元任和李芳桂三位语言学家历经十年译完(期间被抗日战争打断)。胡适称高本
汉把260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赞他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比中外过去任何音韵
学家还重要;马悦然把此书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皮尔的《语言里的语音
范例》和布隆菲尔德的《语言》这几本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扛鼎之作相提并论。高本汉
之后,古音研究又有推进;请听一段用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汉语朗诵的《诗经》,
太好玩了,上古发音真像俄语,or 鸟语……大舌音似乎是原始语音的一大特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ZSIvf-YCtA
当西方人汲汲探索古老的汉语这块新天地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国难压迫下走上庶
几相反的推翻古典之路。因此,高本汉与康有为、胡适等维新学人不时产生学术甚至道
德的冲突。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断言左传、周礼和其他古文经派作品都是刘歆伪
造的。高本汉撰文《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左传真伪考》,以为刘歆恢复名誉
为己任,用现代语言学标准批驳康有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并在结尾里说:
“这个调查的首要目的是证明《周礼》和《左传》这两部真的属于上古中国著作……此
事也有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学者的名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按照我的观点,学者是一
位当代杰出的西方国家的语言学教授,还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中国学者,都没有关系。
其中一方与另一方都需要公正对待。……我的最高愿望是,对(刘歆)这位曾经辛勤效
力自己国家的伟大学者,要施之公正。”
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学者都知道证伪需谨慎,有强有力的证据。高本汉对个人和学术的
尊重、谨慎和厚道值得赞美;而五四以来我国的学风、世风是否日益剥褫了道德的外衣
,以个性、求真、爱国等各种名义张扬凶戾之气?
高本汉反驳胡适的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胡适考证出红楼后40回出于高鹗之手;而
高本汉考评有直接对话的章节里的38个词(代词、否定词、疑问语气词、指示代词、副
词、名词词尾、句尾、从属连词和助动词)和某些典型问句,证明前80回与后40回绝对
一致。高本汉得出结论说要么它们出于同一个作家之手;要么高鹗与曹雪芹来自同一个
地区、讲相同的方言;又或者他是一位语言天才,有非凡的能力模仿榜样的风格。书中
还说1959年发现了新的手稿资料,似乎证明了后40回也是曹雪芹所作——什么材料?
我怎么一直以为高鹗续写的说法是红学主流啊?
除了以上音韵学、文字学等研究,高本汉同时致力于传道授业,广开教席:古文开四书
、春秋、左传课,小说选《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另讲解老庄、
陶潜、欧阳修。——好想听这些课。后两位的部分作品他译成瑞典语,并翻译《今古奇
观》数篇,取名《关于官员、阿飞和其他流氓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担任瑞典的远东博
物馆馆长兼东亚考古学教授,又研究起青铜器的年代来。
马悦然第一次见到高本汉就是在远东博物馆——当时马正备考拉丁文,业余读英、德、
法文版的《道德经》消遣(语言大牛们的消遣都那么酷),发现三种译本差别巨大,求
教于高本汉。高请他第二天他来博物馆办公室,告诉他:
“三种译本同样糟糕!这部作品唯一正确的译文是我自己的,但是还没出版。”
高把手抄的译本借给马。马一周后归还时,高问他有没有学中文的兴趣。受宠若惊的马
悦然说本来想当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但最近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小,所以很
犹豫——这依稀仿佛高本汉的自身经历啊。难怪高心有戚戚地追推:
“那先生为什么不学中文呢?”
高本汉和年轻学生谈话时总是用“先生”一词。深受鼓舞的马悦然结结巴巴地回答求之
不得,高本汉立刻敲钉钻脚让他9月份来上秋季课程。又一位汉学家就这样诞生了。马
悦然心悦诚服地回忆:
“没有机会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很难想象,听他讲课是多么大的享受。他从来不迁就我
们,不用填鸭式教学,从来不用考试来检查我们对他讲课理解的程度。他似乎完全相信
他的学生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
这些汉学家(包括英/美的史景迁)都这么误打误撞地进入中文,让人好生赞叹。高本
汉作为老师,其巨大的热情、霸气和强势是最好的推广中文的气质啊。
1954年,远东博物馆庆祝高本汉65岁生日,把他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厚厚的精装本出版。
高本汉激动地喊:“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马悦然说他勤勉无休,直到去世前几
周还在病床上用特大号的字写《庄子部分章节中不稳定的词》,此时他的微弱视力已经
无法看清常字。马悦然引用高本汉的一段话来表明一个学者献身研究的动力:
“科学家最神圣的特权是,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和权利去探寻,就像服从康德的“绝对
命令”。能不能,什么时候和怎样达到目标,他全然不知,可是他知道拼搏是必须的,
不停地努力是绝对的。……尽管我们大家非常清楚,不仅取得精神文明进步的外部条件
比上一代人恶化了,而且,也是最主要的,科研任务本身的要求与视角也高多了,与
1880年代科学潮流中的和谐与欢乐的日子相比较,能否解决问题更加不可知,然而科学
家的态度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奋勇前进,绝不回头。”
而高本汉为中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写的序言里说:
“一个西方人怎么敢梦想与他们(中国当代学者)竞争呢?这批新学者既谙熟中国古籍
,身边又拥有全部中国图书,他们能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一位西方人只能在这
个大范围里选择个别题材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自己热爱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或许能作出有益的贡献。”
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谦虚,让我既感动又高兴。有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的研究、又受着
天性的驱使将这份求知的热爱进行到底的学者先驱,我等学人正该孜孜以行,“奋勇前
进,绝不回头”。
马悦然在译本序里说,此书是瑞典学院委托他写的,收入学院的名家传记系列。传记的
学术性较强,音韵学、语音学、方言学等各种符号和分析看得我晕头转向。风格很严谨
,每个出现的人物都标明生卒年月。文学性相对弱,比如历数高本汉父母双方家族的祖
宗五六代之姓名、出生年月、子女若干,这在中国传记里很少见,有点枯燥。译者李之
义并非本行,Arthur Waley没有翻成标准的亚瑟韦利,而是有点怪的阿图尔•魏
礼。高本汉的家乡翻译成延雪平也有点怪,不像个地名。行文有时似乎断续拖沓、不容
易懂、缺乏亮点,不知是原文之憾还是翻译之瑕。不过翻译专业性强的文章实为硬骨头
,如此已属难得,我是骨头里挑鸡蛋了。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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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长学问!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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