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不是坐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里打赢的

经常有人问我，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竞争格局下，某互联网公司/消费公司/影视公司/天知道什么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做出什么样的战略调整，从而赢得竞争、巩固市场地位。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一贯是“不知道”。第一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第二是我不相信任何一场战争是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战略打赢的。也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单纯依靠统帅的明断明决、谋士的高瞻远瞩打赢的。

简而言之，我的态度一直就是：战争不是坐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里打赢的，哪怕大本营里的那个人是神。过去我就是这么想的，前一段时间读了大卫·格兰茨的《巴巴罗萨脱轨》第一卷，更加坚定了我的上述想法。

大卫·格兰茨是当代公认的苏德战争史第一学者。《巴巴罗萨脱轨》最大的优点是直接引述了大批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苏军最高统帅部与各方面军之间的通信，以及方面军与旗下各集团军之间的通信。这些鲜活的记录可以让我们脱离“上帝视角”，从当事人的视角看待问题。

阅读1941年6-8月，“巴巴罗萨计划”初期的苏军内部命令和汇报，我的第一印象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冥顽不灵，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完全高估了苏军的战斗力，也对德军惯用的机动合围战术缺乏深入认识。最高统帅斯大林下达的大部分命令都不切实际，例如在1941年7月就要求展开大规模反击，将及时撤退的将领斥为怯懦，拒绝以空间换取时间。由于斯大林严重自我高估、过度乐观，各方面军、集团军指挥官不得不竭力迎合，报喜不报忧、隐瞒德军进攻的实际效果，导致了更严重的失败。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初期，德军的钳形攻势尚未成型，苏军大批有生力量是可以及时撤出的；若能重整兵力，甚至可以对德军过度延伸的装甲矛头给予沉重打击。然而，斯大林要求死守斯摩棱斯克，拒绝主动后退，而且完全不知道德军装甲集群的实际位置。他非常努力地将大批预备队送上战场，组建、重建了几十个集团军，可是在错误的战略战术下，只是给如日中天的德军送去更多战绩而已。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期间，日后的苏军名将开始崭露头角：一度接管西方面军的朱可夫，担任集团军司令的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卢金，都打出过不错的战果。在大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勉强维持着完整的战线，从斯摩棱斯克包围圈当中撤出了可观的兵力，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造成了足够的消耗。冥顽不灵的斯大林也逐渐意识到了敌我的真实力量对比，开始允许更具弹性的防御措施。

不过学费还没交够，要继续交到1942年下半年。幸亏苏联的家底足够厚实，交得起这么多学费，否则也无非是早一年或晚一年仆街的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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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卢金这些在逆风形势下能打出不错战绩的人，具备一些共同的素质：

1. 具备顽强的意志，能承受压力不垮掉，而且能够激励下属。
2. 高度务实，重视第一线走访和调查，绝不盲目乐观。
3. 能够委婉而高效地说服上级接受自己的观点、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指挥官的一大作用在于激励，他必须稳住阵脚；在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的情况下，坚强镇定是一项必要的心理素质。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都曾经陷入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也都通过艰苦战斗成建制地逃出来了。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惊恐，传染给全军，那就会万劫不复。能从战争第一年幸存并升职的苏军将领，大部分是具备钢铁意志、能够与部下一起面对枪林弹雨而不变色的。

问题在于，只具备顽强意志而罔顾现实条件的指挥官，也不过是莽夫而已。苏军老资格将领布琼尼、铁木辛哥、叶廖缅科等人也很顽强，可是缺乏对敌我力量的正确认识，缺乏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态度，这一点倒是与最高统帅斯大林很般配。如果朱可夫等人对第一线的情况没有清晰的理解，肯定会把主力部队全部葬送在斯摩棱斯克以北的包围圈里，那么后来有没有莫斯科保卫战就很难说了。

 

最后，统帅部再怎么认不清形势，部下也要努力说服之。朱可夫的幸运之处在于，斯大林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他也拿出了足够的论据；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卢金则通过艰苦卓绝的阻击战，说服了上级相信他们并非怯懦之辈，而是迫于形势必须撤退。毫不夸张地说，若不是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没有彻底达到目标，德军完全可以在1941年8-9月直接进攻莫斯科，而苏军将缺乏起码的防御力量。

在一个月后打响的基辅包围战当中，苏军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统帅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对形势缺乏认识，战区指挥官布琼尼、叶廖缅科等人极端鲁莽，结果就是葬送了至少70万军队。再过一个月，类似的惨剧还会上演一次：初次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科涅夫错误判断了德军的主攻方向，又葬送了至少70万军队。在接连遭受两次歼灭战之后，斯大林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喊出了那句著名的“斯大林同志不是叛徒”。

科涅夫在苏德战争初期的表现很值得玩味：1941年7-8月，作为集团军司令，他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表现出色，尤其是战役末期的突围和反击堪称经典；9-10月，作为西方面军司令，他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导致莫斯科前方几乎被德军一波打穿；11-12月，调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后，他的表现中规中矩，阻止了德军对莫斯科的大包围，但是莫斯科保卫战的重点不在他的防区。

1943-45年的经验证明，科涅夫还是一个不错的方面军指挥官，虽然付出伤亡一直很大，但是总能完成战役目标。最大的问题是，他与其他大部分苏军将领一样，在战争初期缺乏循序渐进、攒经验升级的条件，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只能用无尽的鲜血去交学费。同样是交学费升级，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的天才就学的快一点，科涅夫、瓦图京学的算是正常速度，叶廖缅科、梅列茨科夫学的就很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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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打赢战争的最大功臣毫无疑问是朱可夫。朱可夫比一般指挥官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经常去第一线，像普通士兵那样了解实际情况，作出最符合实际的判断。1941年11月，他在莫斯科前方一个一个走访师指挥部乃至团指挥部，就地撤换不称职的指挥官，目送预备队和物资抵达前线；1943年1月，他在列宁格勒城下亲眼目睹苏军两个方面军会师，打通与列宁格勒的陆地联系；1945年1月，他亲自向麾下的集团军司令和参谋人员演示为何要在进攻中使用探照灯。

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一员，朱可夫大部分时候是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两个或多个方面军的行动，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染上官僚习气。这一点尤其难得。在1944年8月以后，朱可夫重返方面军指挥员的岗位，也打出了不错的战役。（反观华西列夫斯基的运气就差很多，直到1945年3月才有机会亲临前线。）

战争中苏军的第二名将罗科索夫斯基是这样形容朱可夫的：

“有顽强的意志。富有决心而且坚定。经常展现出主动性，并且能够熟练地执行。有纪律性。要求很高，而且对自己的要求十分坚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不知感恩、比较缺乏同情心的人。非常顽固。令人痛苦地自大。在专业方面训练有素。作为军事领袖经验丰富。他绝对不应负担参谋或教学角色，因为他发自心底地痛恨这些角色。”

看到最后一句话我不禁想笑——这显然不太公正，因为朱可夫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部的多个要职，还担任过总参谋长，在此期间表现出色。不过，从顽强的性格和高度务实的工作作风看，他确实更适合战区指挥官的角色。归根结底，战争不是坐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里打赢的；战争不是任何人坐着就能打赢的。

战争不是在几千人面前发表一通演讲就能打赢的。战争不是发出几封精心编写的公开信就能打赢的。战争不是图上作业万无一失就能打赢的。战争不是在一群参谋军官的簇拥之下洋洋得意地阅读电报就能打赢的。战争不是在喝了大量咖啡和烈酒之后灵光一闪就打赢了的。

那么战争到底是怎么打赢的呢？当然是依靠顽强的意志、高度务实的作风以及说服上级的圆滑手段，三者共同打赢的。

当然还需要运气，很多很多的运气，很多、很多、很多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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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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