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一然

去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河北的一个名叫怀来的小县城，一家麦当劳里，意大利人ale打开了七年前自己写的那篇，关于南京青奥会志愿者的故事。他回忆起那时遇见的年轻人们，有人在外语学院读大二，想去法国，有人热情地教外籍运动员简单的中文，还有人享受“玩拼图”一样和人交流的乐趣，许多年不见，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否实现了拥抱世界的愿望呢？

他也想起了二十出头的自己，一个人在法兰克福机场，手里是汉莎航空的乘务员倒的啤酒，和一张去中国的机票。他无比兴奋——相信国籍身份不会成为人们一起上学、谈恋爱、做朋友、共享价值观的障碍，想到这些，他流下了眼泪。

那是ale第一次来中国，当时他还在米兰读传媒和社会学专业，学习之余协助一名意大利记者来青奥会报道射击项目。也是那次“地球村”一般的美好体验，成为他后来留在中国的理由。

疫情爆发后，他经历过学校的封闭管理时期，也碰上了今年上海和海南的封控，有过住不了酒店、只能在快餐店或是公园的雕塑里对付一宿的意外状况，也曾因为关在家买不到鸡蛋而头疼。

他开始用中文写作，把这些日子记录下来。他更关心真实的人——酒店前台的阿姨，想去山西转一转的食堂打菜的小哥，维修大叔关于一颗苹果的心愿，他们不再是“功能化”的角色，在一个意大利作者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

你大概很少见到一个外国人如此流畅和沉浸式的中文写作，那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和故事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也因此吸引了豆瓣上六千多名读者的关注。

在当下，还能如七年前所期待的那样，拥抱一种开放性吗？当这个问题抛给ale的时候，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也这样实践着，游历更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坐绿皮火车出行，组织线下写作俱乐部，和真实的人建立更多的连接。他说，可能会变得更难，但你需要有意识地去找、去保护、去滋养它们。

我们和ale就以上话题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讲述，部分内容结合他的写作整理。

住在雕塑里的夜晚

（今年）8月一个周六的深夜，在北京读书时候的室友给我打来一通电话。他是英国人，2020年1月底放寒假离开的，很多个人物品、穿的衣服都没有带走。想的是2月份就回来，约好了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鼓楼那边的胡同拍一个东西，他是摄影师，没想到一回去就已经快三年了。

我们偶尔会打一个很长的电话聊聊彼此的生活，电话这头，我刚从海南回上海，住在隔离酒店里——2021年我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一次离不开自己的家门（即使上海封控的时候，住在老小区也是可以下楼的）。

那一个星期是很独特的，送盒饭的大爷会贴心地给你一个苹果，但你又被限制活动，是有点奇妙的一种中间（状态）。

一两句很难（向他）解释最近这三年国内发生的变化。我没有一个笃定的词汇形容它，（这三年有很多）新的东西，在我们经历的生活范围之外，需要重新组织甚至发明新的语言去形容它，可能真的要在这里生活才能体会到。

上海刚解封的时候，大家聚在滨江打鼓，唱歌、跳舞、喝酒，想把这两三个月的情绪发泄出去。有天晚上一个朋友说她要回安徽凤阳老家，要不你也来？

在上海你会碰到挺多安徽人，但我对凤阳了解比较少。我想那好吧，封控之后出来透透气。对我来说夏天去转一转还是挺正常的，疫情之前我也会这么做，顺便解决了行程码带星号的问题。

我去的时候，凤阳是为数不多这两年来没经历过疫情的城市。（因为行程码带星）我没有能进入当地最大的商场，每天就在一条河边散步。走在河边，突然觉得很安静，（好像）上海这两个月的事情离我很遥远了。

晚上去一个烧烤店吃点东西，加入当地人的酒局。人们过来和我一个外国面孔自拍，他们知道我从上海来，说留在凤阳这里挺好的。一个没有疫情的地方，人好像会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我离开后他们还是出现了疫情。

今年夏天，我去了北京，久违地在线下的酒吧喝了酒；去海南遇上疫情，我在一个看火箭发射闻名的小镇龙楼，过了两周每天喝老爸茶、看海的生活；也去了金华、义乌。现在别说出国，出省也很开心，在上海变成小区不被封也很开心。

●ale今年拍摄的义乌街头。讲述者供图

最近几年我已经有这样的心理感触，如果能住上酒店就还不错，我不能把它当作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刚到金华的时候，我的健康码虽然是绿的，当地的行程码用红色的字体说，你路过有风险的城市。酒店非常害怕，不愿意接待（后续跟防疫人员沟通是可以接待的，涉及酒店对政策的误解）。

那个晚上我是在附近的公园度过的。那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公园，有17个小型的公共建筑，我钻进一个雕塑的洞里，睡了几个小时。当你没法被接纳的时候它还能容纳你，挺有趣的。我不觉得多惨，就把它当成一种经历。

除了“你的头发是自然卷吗”，“你能吃辣吗”，最近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留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封控的第二个月。第一个月大家还有心情做一些线上活动，玩一玩，到5月可能大家就觉得解封遥遥无期，心情变得负面。

大家不理解外国人在这里建立的生活，不可能说走就走的。你可能有一个家庭，建立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作关系，那两个月的难受意味着你愿意离开吗？可能不愿意，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对我来说也有不确定的时刻，但我留下来的理由很简单，可能就是继续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深入交流，我甚至觉得我才刚刚开始跟这里的人交流啊。

我把这些观察和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前段时间有人给我分享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片段，讲战后人们在不同国家自由流动的变化，甚至需要为自己在他国的存在提供一堆证明材料——茨威格的工作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我也是一样的，讲述给同样在经历的人、未来的人，都有可能。

一个苹果

2020年初艰难的时候，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因为封闭管理住在学校里。拿我们宿舍楼来说，有段时间住的学生可能就十三个，加上宿舍前台，负责维修的大叔，打扫的，一共就这么些人。长期待在一起，让我第一次打破疫情之前“功能化”看待别人的感觉。

食堂打菜的小哥不穿制服，换上了休闲装，让人觉得陌生。他年前从河北老家来食堂打工，然后就封校了，他说运气真差，那天他准备走了，去山西“做艾灸的生意，转一转”；瘦瘦的保洁阿姨是河南人，做饭的时候碰见，她关心我的学业和感情状况，我们也聊起油菜、回家的车票价格贵不贵。

现在还比较有印象的是前台维修的大叔，他口音很重，有一天我却突然很清楚地听到他说，“好想吃苹果，很久很久没有吃苹果”，我问他怎么一直没叫外卖，“外卖太贵了”，我偷偷在前台给他留下了一个。

疫情之前你很忙，从宿舍到教学楼，到食堂再到宿舍，一直跑来跑去，遇到保洁阿姨可能也就是一瞬间，顶多打个招呼。学校封闭这几个月让我们失去了本来的身份——谁是学生，谁是保洁阿姨，都是生活在这边的一群人而已，某种意义下我们变得“平等”了。

●ale今年在上海排队做核酸。讲述者供图

比较频繁的中文写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学校那几个月，宿舍房间里我是一个人。我比较习惯现实中跟别人交流，那段时间基本没有机会。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想要去分享，想要重新跟外面的世界连接的这样一个冲动。

写作的大方向，就是去找日常中人的真实感受和状态。像我在金华遇到的酒店前台阿姨，拒绝我上楼把行李放到朋友房间，又客气地招呼我在客栈的大堂休息，“你坐吧”；像有人在方舱观察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起初看不清谁是谁，慢慢你会发现他们各自的特征，有人送饭的时候，会听到他唱歌。

我对这种个性的东西感兴趣。在一个集体化、功能化的社会，人在完成他的社会身份的同时，会突然暴露出一点点个性，保有自己的表达，至少是表达的欲望，你会觉得很有趣。

在上海封控的两个月，我写了住在11号楼的邻居的故事，后来在一个非虚构写作的比赛上拿了短故事一等奖。11号楼在上海的一个老小区，我的楼下有一对上海老夫妇，原本彼此相当客气，直到封城，邻居之间的交谈逐渐成为惯性，成为生活。

老太太关心邻居们的吃饭问题、做核酸问题，还给我送来一小包杀蟑螂粉，兴奋地关心有没有蟑螂出来，即使我们之前没聊到过这个问题。为了共享一顿肯德基，我和邻居加了微信，看到他的朋友圈——“当初为了不吃泡面来上海，现在泡面都要没的吃了”。邻居来借了点油，有点喝多了的样子，再敲门的时候递来了一大包居委会配送大米。

这些真实的瞬间，可能只是生活的1%或者0.5%。大多数时候我陷入机械化的模式里，会忘了今天是几号、星期几，失去了“这一天有什么独特的”这种感觉。睡眠也不规律，一到晚上11点多，大家可能开始转发一些东西，像是上海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我觉得有义务去看这个东西。

所以真实的人和人的连接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把它放大到大家都能看见。我后来意识到自己还挺幸运，住在这种老洋房，因为它的结构，你必须要下楼（做核酸），如果真的在浦东高层的一个出租屋，除了防疫人员接触不到其他人。

写作或者阅读是我走出麻木的方法，逼着你去客观地观察眼前的一些人和事。

动荡与自由

这些故事在豆瓣上吸引来一些读者，有网友给我留言，叫意大利“呆梨”，我理解是形容那种比较放松的、在意大利的生活方式，这有一点刻板印象了。大家认为意大利多么浪漫、生活节奏（轻松），更多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很好，什么都不愁，社会达到了它最舒服的状态。

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一样了，07、08年经济危机之后，很多年轻人争取一个能独立生活的机会都很难。意大利比较好的工作机会都在大城市，比如米兰、罗马，拿到的工资和城市的消费水平决定了你需要合租，年纪越大越难以接受，可能很多人二十八九岁，还在家里跟父母住。

来中国之前，2016年我本科毕业，住在罗马的一间公寓里，一边给小朋友教英语什么的挣钱，希望能经济独立，一边做我喜欢的工作，写写剧本，拍点自己的东西。每天搬着自行车上楼，穿越一整个罗马，骑车去小朋友家辅导，回来再把自行车搬到楼梯下的房子里。

到处跑、又要规划拍摄和创作，我觉得比较疲惫，没有可持续性，于是决定离开意大利。来中国更多是好奇心，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看。

我还记得2014年作为记者去南京报道青奥会的体验，两万多志愿者，很热情、好奇地跟你交流，我在自助餐台上研究油条、粥、咸菜和盒饭，心里觉得要开始挖掘一个新世界了。

当时“地球村”是比较主流的想法。我的本科学校是在罗马的一个美国文理学院。基本上会有世界各地的人，你走过一个楼梯，就能碰到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和美国人聊在一起，学校很小，也就几百个人，像一个小联合国。

你会觉得我们这一代只要坐一趟飞机，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世界观相同的年轻人愿意跟你玩在一起，感觉世界是你的。

来到中国，我在这里拍一些手机广告，有时候也为欧洲那边的一些杂志写写文章，还会做一些翻译工作，比如把游戏翻译成意大利语，尝试本土化，有时候也会完成一些电影的字幕。

意大利父母也觉得稳定比较重要，特别是我妈，没有每天去上班的公司，没有一张名片写着你的名字和职位，哪怕你忙死了，她都觉得你没有工作。

我一开始也有点儿被她的观点说服了，觉得这个状态是过渡期，今年我逐渐接受了职业上的一些不确定性，是风险，也是一种自由。这也是疫情带给我的，如果外部世界也跟你一样不确定，我们就一起动荡起来。

●今年在绿皮车上。讲述者供图

去年我在上海组织过一些线下写作俱乐部，来的人有高中毕业还没上大学的年轻人，也有工作了六七年的上班族，尤其上班的这些人，在生活中比较少有机会创作和进行个人表达，会重新来这里发现他们的内心。有人写小说，有人写日记，写诗歌，不一定是具体的故事，当你闭着眼睛沉浸于某个讲述者的声音，这个行为本身是让人放松的。

今年冬天，我计划搬到成都短暂地住几个月。坐上从上海开往成都的绿皮火车，我躺在中层的卧铺，下铺坐着很多人。好像绿皮火车的下铺被默认为一个公共空间，没有人和人之间的障碍，陌生人会很自然地开始聊，你去哪儿？

这趟列车上，有四十多岁的女生在抱怨，她专门跑一趟是为了考一个音乐相关的资格证；有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工人大叔和我聊了聊，问了我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收入是多少？

这些小小的事情就是你通过坐绿皮车能够听到的，如果你坐飞机戴上耳机听音乐，会觉得舒适方便。但是我还挺希望借着这些机会，进入大家的生活状态，多观察一些。

二十多岁我在欧洲做体育记者的时候，第一次独自出国出差去了西班牙，被安排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房间，有一个完美的陌生人的视角，可以出门去观察世界，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

今年九月份义乌，找到酒店正常入住的那一刻，我重新拥有了这种感受——桌上放着护照，一台单反相机，身上的一切都能装进旅行包，即使口袋里有口罩和消毒液，我也能在晚饭前，自在地散步，感受一个陌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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