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残暴的根源

作者：张勉之  来源：豆瓣读书，有删改

这是一部制度史视角的好书，它讲出了秦制何以残暴的根源所在。

秦制身处于中国社会由自然国家向镇压型国家过渡的关键节点。它一方面保留了血统贵族的等级制特征，又在这个分封制之外建构了一套基层政权经由文书系统直接向王权汇报服务的吏治系统。

秦国百姓既要被封建等级制牢牢压制在社会底层，同时又要受到吏治国家的无情盘剥。他们承受得是双重的暴政。

秦法的残暴既在于涵盖社会各年龄段、各阶层的无处不在的国家义务，更在无处不在的身份歧视：歧视穷人、歧视贱民。就是对这些具体徭役的赎买方法，也同样牢牢嵌入到个体荣华富贵的基础之中，如刘所言“低爵代替高爵， 高爵代替低爵， 或无爵代替有爵者‘戍’”。

一个没有爵位的平民娶了商人之女被迫戍边；一个穷人因为出不起戍边的“干粮费”被迫向国家借贷，自此踏上沦为国家债务奴隶；就是富人，总有一天也会在繁重的300钱一次的免戍边费上、在其他名目繁多的国家赋税上节节败退下来，由富返贫，重新走上刑徒经济的不归路。整个秦国、或者说所有秦制国家，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奴隶、使用奴隶、最后消灭奴隶的奴隶生产加工厂。

秦制伦理中这种把恶当成好，把好当成恶，不仁不义到极点的本相，其最终结果就是整个秦国社会被彻底抽象成一个纯粹“理性社会”，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在这种制度之下尽可能延长自己不沦为贫民、贱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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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首和奴隶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进入帝国的“利出一孔”吏治系统，匍匐于君王脚下，在成为王的奴仆的同时，摆脱贱民的地位；第二，就是全民求富，一切行动向钱看，在权力为其构建好的“市”内从事无需长途物流的小宗商品交易活动（大宗交易由秦灭亡六国前的客商完成）。

刘三解意识到 “ ‘秦制’国家具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 。秦始皇不但是一个帝国的君主， 还是一个分公司遍布近千个县的企业家……”。从国家层面看，这种经营性特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秦制对于人本身的“物化”与“异化”。在秦制伦理之下，绝大多数人不可算作人，而只可充作某种人力资源，秦制之下的县是对刑徒和从编户民进行统一集中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

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秦简中牲畜与“舂”、“卒”同时出现的那些经营性指标：“‘舂产子’ ‘卒死亡’ ， 乃至于‘仓’所管的‘隶产子’‘徒隶死亡’这些‘人数’ 和‘牛、 羊、 马、 猪、 鸡、 狗’ 一样， 都有增减比例指标。” 至于秦国民间，则在商鞅变法之后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全民创业，人人奋勇求富的社会风潮。在古代中国无论何时都是一种轻贱的职业，但比起作为职业的“末业”来，秦民们更害怕贫穷本身。

贫穷意味着国家已经无法从个体身上套取必要的经济租金，他的成本大于它的收入。这部分负资产就要从赵家的会计账簿里被清理出去，进入另一套“公有制刑徒经济”序列，从此成为秦制国家真正的“自己人”。这种“利益算计”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秦对贱民的定性，比如赘婿。在秦灭六国前，其地位所以称贱（统一后，更具危害性的贾人成为国家重点打击对象），恰在于赘婿因贫穷不按按律令“成年后分户立籍” ，却选择进入他者核心家庭成为“后父”。

这一进一出，一方面减少了国家可以徭戍税赋的户口数，另一方面又让原本因“绝户” 而面临充公危机的家庭财产得以保存。秦国这家大型家族企业的收入减少，但人力成本却依然横亘在那里。

回到本文主旨，秦法的残暴根源何在：在镇压型国家的“公有制垄断经济”之下，人已经不再是人，而沦为人力资源，或者说人形智能（human-like intelligence），成为了秦制国家中文书系统组成的巨型数据库中可增可查可删的条目。惟其是一种人类资源，我们就不难理解三解所言“‘秦制’ 人力资源使用， 虽然细致入微却根本毫无效率， 甚至可以说是对一切经济学原则的反动。”的评语。

恰恰是因为“垄断”和“人的异化”的存在，秦制君主们可以不用顾忌人力资源们为履行三个月的国家义务，而不得不在广袤的帝国版图上“被运输”时对社会资源的空前消耗和浪费；可以始终不渝地追求在地域层面一个个孤立的，互不统属、交流、沟通的孤立市场的存在：“大量的物资被留置于本地使用，全国性的市场根本没有产生， 区域之间没有分工， 形成的是以县为单位的区域市场， 而区域市场的主体， 又是‘刑徒’ 组成的‘国营工厂’ 和单独的‘编户民’ 。” 以及为了完成这种消耗资源、消灭市场的目的，而甘愿忍受的巨大的管理成本。

在秦制层层镇压、层层监视的吏员管理模式之下，秦国拥有比西汉末期更庞大的吏员集团， “秦代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有 152 户， 却有 104 人的吏员编制。” 吏民比达到了骇人的9:1，但饶是如此，它仍不得不承受高达50%的吏员缺口和徭使缺位。

最后，刘三解只能无奈地说道：“ 这就是‘秦制’ ， 既不‘公平’也不“效率” ， 它所追求的， 仅仅是在掌控一切的过程中， 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个体的资源。”

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

三解选择从制度演变出发解构秦制的运作逻辑，摒弃了传统史学中侧重宏大叙事，概念平移的窠臼，从问题本身出发，与他的读者一道探寻秦汉交替之际秦制兴亡之间稍纵即灭的制度“源代码“。

他为其书名副标题取名《 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可谓恰如其分，不禁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试图向后人传递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大革命看似在埋葬一个旧制度，其实只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让它得以臻于完备，更好地进行中央集权。

非常有趣的是，备受刘推崇的奥地利裔政治思想家哈耶克恰恰是托克维尔的迷弟，他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书名即源自托克维尔针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真知识分子的选择还真是出奇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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