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8万元，买来女儿的冠姓权 | 人间

离婚官司现场，父亲没看女儿一眼

小芊，出生在一线城市城郊拆迁村的农村富裕家庭，从小和外公一起住，在繁华的城中心上学，认识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中上阶层的孩子。富二代阿辉，是小芊的高中同级同学，高二就去了新西兰留学。他们在高中时就相互有好感，但直到小芊高考结束、考上了国内的大学，相隔8000多公里的两人才开始谈起跨国恋。阿辉每个月花数十个小时在国际航班上，飞回来和小芊约会。这样频繁飞越半个地球的空中飞人生活，在他们的热恋期持续了好几个月。

阿辉多次劝说小芊转学到国外。小芊被他的锲而不舍打动，在大学二年级时通过留学中介成功办理留学手续，到新西兰和阿辉过起同居生活。

两人住在阿辉家人之前买的别墅里。他们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上学，但不在同一个学校。阿辉每天开车接送小芊上学。小芊每天给阿辉做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两人过着幸福的二人世界。

他们养了一只猫。小芊很喜欢猫，阿辉也爱屋及乌，一起用心照料。但正是这只小宠物，给他们带来了一次次冲突，也给他们的关系埋下了定时炸弹。

阿辉的父母是不允许家里养猫的，他们迷信地认为阿辉属鼠，两者相冲。阿辉父母从国内飞来团聚，阿辉和小芊说了个谎，骗他们猫是楼上租客养的。阿辉父母半信半疑。阿辉对自己的不诚实有些心慌意乱，在父母猫鼠相克的叮嘱与小芊的嗜猫如命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父母回国后，两人恢复了之前的亲密无间。但一次因琐事吵架，阿辉迁怒于猫，把它扔出家门，这让小芊很伤心。那时的小芊并没有多想，但多年后，她认为也许那次已经说明了阿辉并不会真心爱自己所爱，尤其是掺杂了阿辉家人的影响时。

阿辉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他们大学毕业决定回国发展时，阿辉以实际行动向小芊表达了歉意：花了1.5万元人民币给猫买了一张托运的机票。

我们曾问小芊，假设两人当时留在新西兰发展，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小芊没有正面回答：阿辉似乎不太适应新西兰的气候环境，老是生病。在新西兰即便有社保，看病依然太难、太贵了，远没有国内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性价比高。而在国内，阿辉家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一切都好办。留学签证到期后，如果想留下来工作，就要找到愿意聘请自己的雇主。如果欠缺语言能力和融入当地社会的其他能力，这些工作机会就只能花钱从华人开设的公司那里买，成本高，还都是地位不高的职位，甚至是假职位。这样坚持三年以上，才能换“绿卡”（外籍人口永久居住许可证）。对于一直在国内养尊处优的阿辉来说，这非常困难。人生没有假设，阿辉回国，回到自己的舒适区，似乎是他的必然选择。

托运回国的猫安顿在小芊家，交给小芊的父母照顾。小芊很自然地住进了阿辉家。但小芊与阿辉的大家庭却相处得不太愉快。

阿辉家有很多位工作多年的住家保姆，地位很高，影响着阿辉父母对小芊的看法。保姆们对阿辉的未婚妻颇有微词。阿辉家的狗随地大小便，小芊每次都会第一时间要求阿辉亲自清理，而阿辉总是不太情愿。保姆们暗地里抱怨小芊不懂伺候阿辉。阿辉妈妈知道后十分不满，无法接受自己的宝贝儿子要干这种事情。类似的小矛盾慢慢累积，造成小芊与阿辉家人的紧张关系。相爱容易相处难，20岁出头的小芊独自闯入男方的大家庭，每天都要面对身边所有人的巨大压力。

回国后第二年，小芊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小芊在出国前曾经做过子宫囊肿切除手术，当时医生叮嘱她：一是要25岁之前生孩子，之后风险会很大；二是杜绝意外怀孕，否则人工流产后的不孕风险比常人会高数倍。小芊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肚子里突如其来的小家伙是为了拯救她和阿辉的爱情，来暗示自己要克服眼前考验的。她决定勇敢地迎接小生命的到来，并希望慢慢帮助阿辉成熟和独立起来，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

小芊把怀孕的消息告诉阿辉，但他没有丝毫的惊喜，对她在肚子大起来之前拍婚纱照的请求也一推再推。小芊放下自尊，软硬兼施，一次次主动提议阿辉尽快领证摆酒，希望自己能有个正式的妻子身份。

确诊怀孕后的第三个月，阿辉终于同意去民政局领证。小芊开始张罗婚礼的事情：敲定大喜日子，预订婚宴酒店，定制婚礼服饰，最后与男方家商定出38.8万元的彩礼。小芊一家很开心，他们所在地的彩礼一般是几万块，阿辉家愿意给高出市面价数倍的彩礼，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是男方家宠小芊。小芊每天充实地忙碌着，希望赶在肚皮明显隆起前办妥一切，然后安心为人妻、生孩子。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顺利。

但故事突然峰回路转：阿辉主动向小芊坦白，自己喜欢上同单位的女同事。这是电视剧都不敢演的桥段：月头领结婚证，月末新郎对新娘说自己另有所爱。新娘小芊完全蒙了。回国这一年多，她一直迎合阿辉家人对她贤妻良母的高期望，忍受保姆们私下的各种攻击和议论，她甚至包容阿辉是“啃老族”“妈宝男”。但这一次，在感情的背叛面前，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搬回娘家住。

时隔两年，我们和小芊探讨他们亲密关系破裂的原因。双方家庭背景的悬殊，导致了男方的傲慢。女方虽阶层较低，但出身于城郊的富裕农村家庭，无须通过嫁入豪门改变命运；单凭征地拆迁补偿和村集体分红收入等，就可以让小芊一家一辈子衣食无忧。满足了温饱的生活需求后，比起完整的小家庭，尊严和平等才是小芊最看重的。

阿辉向小芊道歉，并请求她回家。他澄清说自己还没有与女同事发生实质性关系。小芊勉强同意回去。婆婆郑重其事地要求小芊不能再离家出走，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芊的出走是不可理喻的。从婆婆的表述中，小芊知道阿辉向他母亲隐瞒了实情。她很委屈，强忍着没有说出真相。但当她再次发现阿辉和那个女同事还有联系时，小芊决心彻底了断，挺着大肚子一去不回头。这时，距离婚礼日期还有三个月。

重回娘家后，小芊面对双重压力：一边是被蒙在鼓里的阿辉父母三番四次地向小芊父母施压，要求小芊回家、婚礼照常举行；另一边是阿辉一而再地跟小芊说他不会和小芊在一起，之前的道歉和哄她的话都是家人逼着说的。怀孕5个月的小芊心如刀割。

阿辉不理睬小芊，婚礼也不了了之。小芊试图用繁忙的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乐观的她还是被夜深人静的孤独打败，靠着医生朋友和闺密的电话做伴，才撑过了生产前最艰难的时光。

小芊说，她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自己一个人做孕产检，一个人办住院手续，一个人上产床，一个人在月子中心休养，一个人办出院手续和孩子出生证。

我打断小芊的陈述，问她：“不可能吧？阿辉不知道你具体的分娩时间和地点吗？”小芊很激动：“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住院时要提交孩子生父的身份证件。医院刚好暴发疫情要封院，催促我们这些住院的孕产患者转院，也是要家属来才能办理的。但阿辉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两次都是托人送他的证件复印件来办理的。”

孩子出生一个多月，阿辉都没有来看过。后来，我们根据阿辉递交的起诉状签名日期倒推，才知道他那段时间忙着起诉孩子母亲的离婚官司。

阿辉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哭声，是孩子满四个月时，与女儿母亲打离婚官司的开庭那天。他们在法院的接待大厅背对着坐，仿佛彼此都不存在。

女方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小芊通过我母校法学院的一位法学教授引荐，加了我的微信，发来她的案情简介：“我和我先生2016年开始同居，2019年因为怀孕在8月份领证。10月他承认喜欢了别人，不想举行婚礼。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2020年2月宝宝出生了，3月他向我提出离婚。之前他有跟我说每个月只愿意给1千元作为抚养费。他现在的工资月收入是两千七百元。婚后我们没有共同财产，最近他也把他婚前的车子和房子都转走了（车和房都是婚前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的）。我想向你简单咨询一下我的权益。”

这段文字让我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极普通的离婚案件，我简单回复：“我的咨询是要付费的，付费标准我发给你。你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既然是庄教授介绍来的，我就简单地免费回答你。你先生工资这么低，如果调解阶段他不让步的话，让法院硬判，抚养费是1000元左右，因为法律规定抚养费是他固定收入的20%～30%，而且还要看孩子的实际需要，按照当地一般生活水平来确定。如果你想要更多抚养费的话，主要方法是跟他协商签协议，没必要找律师。”

她问如果有需要的话可否约我进一步咨询。我回复说可以，但如果像她描述的这么简单的话，其实没有必要付费进一步咨询，因为男方收入太低，她要不了更多。

如果这是普通收入家庭的纠纷，通常律师们在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时，只需要就他们的具体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就可以结束简单咨询。道理很简单，一般收入者通常咨询后觉得麻烦和成本高昂就不愿意打官司了。

律师为了维护与熟悉的转介人的关系，即便不能收费，也会礼貌回答。只是，这类当事人占比太大，经常会占用很多有效的工作时间去处理。所以，对于没有成案希望的意向咨询，律师们通常引导其付费咨询；如果对方没有付费意识，律师们则会想方设法在不得罪任何人（尤其是转介者）的前提下尽快体面结束对话，努力争取把宝贵的时间用于服务真正的客户。

微信那头的小芊可能有点急了：“可是他婚前一套房子就是1000万元全款一次性付清的，车子200万元，也是一次性付清的。”我将信将疑，不解她丈夫为什么工资这么低。

原来，回国后，父母就安排了他们俩进政府单位工作，因为是编外人员，所以工资低，但对外可以很体面地说“在体制内工作”。阿辉家里资产过亿，但体制内收入全拿去给车加油都不一定够。

现在只有一个法律条文能给嫁入豪门的小芊提供暂时的保护：男方在女性哺乳期不得提离婚。所以，姑且先当她丈夫确实是富二代，我仍然维持之前的建议，回复她：你的主要着力点还是放在跟他签协议上吧，看怎么样能够让他签，这些婚前财产很难搞，你所在城市的抚养费，以我的经验认知，每月6000元就到顶了。小芊表示自己要先捋一捋思路，再约我面谈。

20天后，我收到小芊的信息：“我被男方起诉离婚了，说孩子不是他的。法官要求我三天后去法院做一个笔录，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可以陪我去一趟呢？可以先委托您帮我处理一下这次笔录的事宜吗？”这个案件发展得有点戏剧化了，我开始怀疑小芊是不是在隐瞒什么。我还没见过小芊，无从得知她的个人情况，比如性格、人品如何，是否付得起律师费。但即便是说话不靠谱的客户，她是我老师介绍来的，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

那几天我刚好很忙，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和她电话沟通案情、答辩状、证据清单等准备工作。我先让她交了最低的律师出庭费用。

法官通知做笔录的当天，我们约提前1个小时在法院附近碰头。我第一次见到小芊，得体的穿搭和妆容，隔着口罩也能分辨出她眼睛的明亮，举手投足和言语间落落大方。

我再三问她是不是完全确定孩子是阿辉的，小芊斩钉截铁地给出肯定的答案，问到最后一遍时她甚至有点生气。

从孩子出生后阿辉的反应来看，他从未怀疑过孩子不是亲生的。在给孩子办出生证的事情上，阿辉非常在乎孩子的名字，找了很多民间大师，结合生辰八字，在微信上和小芊多次讨论女儿的姓名。一个怀疑女儿非亲生的父亲，在起诉前一个月还会这么上心地给她起名字吗？

阿辉及其代理律师，是要钻这一条法律条文的空子：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二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原《婚姻法》第三十四条）

根据这一条，原则上阿辉在孩子满一周岁之前是不得提出离婚的，但他显然想通过主张孩子不是亲生的，来让法院相信“确有必要受理离婚请求”。

阿辉如此着急地想离婚，为此不惜捏造事实、恶意中伤妻子和亲生女儿，这是为什么呢？小芊说，她打听到阿辉与他喜欢的女同事最近来往甚密，存在阿辉被逼婚或这个女同事已怀孕的可能。

我和小芊沟通好策略和细节，特意叫小芊妈妈抱着孩子一起进法院。我们一行四人在大厅找座位坐下，等候书记员的传唤。

随后在法院大厅发生的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门口进来一个小伙子，大厅的空座位少，他径直坐在了我们前面的一排，背对着我们四人。小芊示意，这就是阿辉。因为防疫规定下大家都戴着口罩，我还不确定阿辉知不知道老婆和亲生女儿就坐在自己后面。孩子突然“哇哇”哭闹，距离孩子半米不到的阿辉充耳不闻。路人都闻声看过来，只有他纹丝不动，这太不正常了。我瞬间明白了：假装什么都听不见的阿辉非常清楚，身后哭的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出生百天以来从未看过一眼的女儿。

事后，我和小芊分析，他选择无视自己的女儿是因为法官和书记员随时可能会经过，他不想给任何人看见他对孩子有天然的父爱。我经常拿这一幕和后来的客户说：诉讼离婚就是争利益，是非常无情的战争，对彼此感情的伤害，甚至会让你怀疑一切。

书记员把我们叫进了一个法庭房间，小芊妈妈和孩子不能进去。原被告双方及律师都到庭了。书记员之前电话通知小芊只是来做笔录的，但看这架势，原被告本人和双方律师都到场，又是在一个正式的法庭房间，跟开庭也没什么区别了。

法官习惯性地宣布开庭。对方律师指责小芊挟胎逼婚，贪图男方钱财、狮子大开口，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要求亲子鉴定。

前面的指控我都不回应，因为没有意义，法官不会审理。我只针对后两项，力争一招击倒对方：“我方认为男方为了离婚诉讼能进入第一次诉讼程序，无端猜测婚生女非亲生，是拙劣的诉讼滥权，男方无法提供初步证明存在非亲生可能的证据。如果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诉讼的，我方同意亲子鉴定，但前提条件是，鉴于法院在哺乳期审理本案，会对哺乳期母女的身心、名誉构成严重伤害，如果最终的鉴定结果为亲生，男方需赔偿我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如果鉴定结果为非亲生，我方愿意赔偿对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如果男方同意以上条件，我方同意继续诉讼和同意亲子鉴定。”

我发言完毕，对方不敢接话，法官始料未及，连忙责备我刚才100万元的对赌邀约是不是影视剧看多了、入戏太深。法官声明，孩子是否亲生的、是否需要鉴定，以及诉讼是否会继续的问题，法庭会根据法律和举证规则来审理，不是通过对赌来认定的。法官问原告阿辉有什么证据证明孩子不是亲生的，阿辉和他的律师支支吾吾。法官看出他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早就预料到法官会责备我。但严格来说，这并不算律师发言不当或违规，因为这番发言是经过我和当事人事先商讨后决定的，是当事人授权和要求我这么做的。虽然这样的对赌邀请没有法律依据，但无论对方当事人还是法官，都不能对这样的剑走偏锋追究法律责任。看似荒谬的对赌邀约非常精准地传达了我们的意图：孩子绝对是亲生的、我们不怕亲子鉴定。从法官当庭表态要驳回原告起诉及随后收到的驳回裁定书，就知道我们的发言效果完全达到了。

庭审很快就结束了，对我方来说，算是非常顺利了。虽然没有当庭宣判，但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

两次诉讼期间分居满一年，应当准予离婚

对方着急离婚，是利益最大化的谈判好时机。法院判决的抚养费通常是当事人固定收入的20%～30%。

回家路上，我接到了书记员的电话，询问我方能否接受调解，我要求阿辉先给出调解方案，同时表示我会和小芊商量调解方案，明天早上给书记员答复。

调解是离婚诉讼中的必经程序，但前提是遵循自愿原则，双方都有意愿接受调解。我向小芊分析了目前的形势：男方这次明知赢不了还起诉，看似很荒谬，但他要实现的两个目的却很赤裸裸，一是试探我方的态度，二是为第二次起诉判离争取时间。

因为2021年要生效的《民法典》有新规定，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只要提出两次诉讼且中间间隔一年的分居时间，就再也没有离不了的婚。阿辉现在就是急于在小芊哺乳期完成第一次诉讼，所以这一次诉讼不管最后怎么判，在他看来，他的如意算盘都能实现。

小芊现在面临二选一的难题：要么不同意离婚；要么利用对方着急的心态，开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离婚方案。

小芊最后选择了不同意离婚。她的主要考虑是：作为原配，不能让小三轻易得逞；刚刚生育完三四个月，自己不急着找下家，既然阿辉不给母女俩好交代，为什么要为他的新生活着想？

我不反对小芊的选择，但也提醒她，现在男方比较着急离婚，这个时候提条件和要求容易得到满足，如果错过好时机，明年这个时候对方第二次起诉，我们手上就没有好的谈判筹码了。现在他可能愿意给数百万元，但到明年他不愿意给的话，我方只能按照法律去争取，能拿到的利益就只剩下抚养费了，总额可能连一百万元都不到，而且抚养费只能在之后的18年里按月分笔收取。

大部分情况下，代理律师希望自己的当事人见好就收。虽然能理解当事人的心态，但我们的本职工作是尽可能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的现实利益，不去赌赢面小的可能性。当然，我同样希望自己的当事人可以不拘泥于眼前利益，在这方面，小芊后来的种种选择超出了我的预料，她一年后的决定更是让我佩服她的勇气和尊严。

小芊十分纠结，她不知道阿辉会答应给她多少现实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才25岁带着一个3个月大的女婴，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小芊说：“我的调解方案是，阿辉按抚养费每月2.5万元的标准一次性付清女儿18年的抚养费540万元，再给女儿在市中心买一套学位房，380万元左右的，加起来是920万元。他要么大方满足我的要求，要么一分钱都不要给。我也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开的价很高，我知道他一定不会答应。我不会同意他降低标准。他现在开的车是200万的，他对自己有多好，就应该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好。即便他不给抚养费，我家也能给女儿体面的生活。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不再劝说小芊妥协，也深刻反省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劝客户见好就收：我惧怕外界以最后的结果来论自己作为律师的成败；如果小芊的坚持让她最后颗粒无收，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庄教授交代。但我坚信，倘若最后真的一无所获，她也不会倒打我一耙。

第二天，我给书记员报了920万元的调解方案，书记员叹了口气就把电话挂了。

庭审结束后第五天，我们收到了法院寄来的驳回阿辉起诉的裁定书。这是一个如我们所愿却又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结果。在下裁定书的最后关头，书记员说双方的调解期望差距不止一两百万，法官说如果我方愿意接受三百万元以内的调解方案，可以尝试帮我方做对方的工作。我把法官的原话转达给小芊，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第一次诉讼就这样结束了。之后小芊和我保持联系，多次讨论我方如何化被动为主动，猜测阿辉会不会幡然醒悟、给母女俩惊喜。我们都不希望，在越来越逼近哺乳期届满的日子里，我们的谈判筹码会迅速流失。

阿辉为了打探小芊的真实想法，想约她闺密吃饭。小芊急不可耐地和闺密一起找我商量对阿辉的口径。小芊会不会真的如阿辉一家所指责的那样“都是为了钱”？我更愿意相信，小芊一直在等阿辉的良心发现——不是对小芊本人，而是对他们的女儿。但小芊的执着等待，让她等来了绝望。

在女儿满周岁的那个月，小芊收到了法院寄来的阿辉第二次诉讼离婚的起诉状。起诉状上签名落款的日期正是女儿的生日，阿辉连一天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

小芊彻底死心了。

改姓不归法院管

第二次被起诉，我依然是她的代理律师。我一再提醒小芊，这次她依然有不同意离婚的权利。他第一次起诉的结果是“驳回起诉”，而不是《民法典》新规定表述的“不准离婚”。所以，严格来说，一年前的诉讼并不算“第一次诉讼”，这次才是“第一次”。

这意味着阿辉这一次起诉依然没有法院“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根据《民法典》新规定要求的“两次诉讼、其间分居一年”的法定离婚条件，小芊还是有希望再拖阿辉几年的。小芊却不置可否。

这次开庭的是一位男法官。开庭前，法官先调解，问阿辉愿意出多少抚养费。阿辉的律师提请法官注意他们提交的证据，阿辉在政府部门的合同制工作月薪只有5000元，他们接受调解愿意支付的每月抚养费是3000元。

我方出示阿辉名下别墅的房管局查册表、阿辉开的价值200万元的豪车的照片，说明阿辉有经济实力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我的发言被法官打断。法官说，抚养费只和当事人的固定收入挂钩，而与阿辉原有财产的多少无关，如果我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阿辉的每月收入，那他现在愿意承担的3000元已经高于法定标准。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是当事人固定收入的20%～30%，不接受调解、由法院判的话，最高也只能到每月1500元。

小芊的发言震惊全场：“如果是3000元的抚养费，我不能接受。我有一个提议，我可以同意离婚，且不要男方一分钱抚养费，但前提是男方必须配合我，把女儿的姓氏改成跟我姓。”

法官接过话，给孩子改姓氏是大事，建议原被告双方都各自找家人商量，现在就打电话确认。

小芊到外面走廊打电话给父母。阿辉在原告席后蹲下，低头打电话。不一会儿，双方都回到各自原被告座位上，分别向法官表示同意此方案。

这时法官说，改姓氏的问题，不属于法院民事庭处理的权限范围，所以无法写入民事调解协议笔录和调解书中，希望双方私下另签协议。

我马上高声表达担忧：“如果连法院都不愿意管这个事情，法官不把男方配合改姓氏的承诺写入调解协议，而让我们私下签协议，一旦原告反悔违约，最后不愿意配合我方到公安局的户政部门改姓，我们现在同意调解离婚，不就是白白上当受骗而又维权无门吗？”

法官推脱：男方答应配合改姓氏的约定无法写入调解书，因为法院调解书是要拿去找法院领导盖章的，肯定不能通过；另外，就算写入调解书也没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男方到时不履行调解，女方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内容，本法官也不能保证法院的执行法官能执行。

我方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原告阿辉值得我们最后的信任吗？18年抚养费，按每月3000元来算，也就是64.8万元的金钱之痛，与配合给女儿改姓氏的得失相比，阿辉会看重哪一个呢？私下签协议后，阿辉会不会反悔呢？

对方律师打破了她之前一直无存在感的状态：“我们愿意在法官面前签承诺配合改姓氏的协议。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小芊问我：“如果私下签了改姓氏协议后，阿辉不配合签名同意改姓氏，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说：可以起诉阿辉，如果法院不受理，我们直接根据这个协议去告公安机关。但是，法律规定，未成年子女要改姓氏，父母双方一定要同时到场签署同意的书面声明。父母有任何一方不到场的，公安机关有权拒绝办理姓名变更手续。目前，全国范围内查不到对公安机关提起这种行政诉讼的成功先例，我方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

有没有为小芊降低风险的方法呢？

变更姓名的问题，涉及非常复杂的请求权分类和司法管辖界限的法学理论问题。简单来说，如果阿辉出尔反尔，我方要求阿辉配合改姓，这个请求权是以什么权利为基础的呢？如果有协议在前，可能会被认为可以追究阿辉违约的民事责任。但如果直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阿辉配合改姓，在立案那一关就可能被法院拦下，因为变更姓名的权限是在公安户政部门，确实不属于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

我之前还找到一个对我们很不利的类案——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435号案中，男方张某甲和女方区某曾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女儿张某乙和儿子张某丙。后来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里白纸黑字约定：婚生女儿张某乙由男方抚养并承担抚养费，婚生儿子张某丙由女方抚养并承担抚养费，儿子的户籍、姓氏跟随女方。但办完离婚登记手续、领取离婚证后，男方反悔，拒不配合女方到公安部门办理儿子张某丙的姓氏变更手续。女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男方协助将儿子改为随女方姓氏”。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女方的诉讼请求。

法官在判决书中这样写：“本院认为，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这是我国婚姻法对子女姓氏自由的规定，子女有自由选择姓氏随父还是随母的权利。本案中，原、被告的婚生儿子张某丙有自由选择姓氏随父还是随母的权利，但由于张某丙尚未成年，该权利应由其父母共同行使。原告主张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儿子姓氏随母，被告应配合变更儿子姓氏，但选择姓氏是一种自由权利，不是义务，被告作为父亲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享有与原告同等的决定儿子姓氏的权利，虽然被告曾经承诺儿子姓氏随母，但是被告现在已明确表示不愿意儿子变更姓氏，姓氏自由作为一种自由权利，不应受到强制。原、被告作为张某丙的父母在选择张某丙的姓氏的问题上具有同等的权利，应共同协商解决，在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变更儿子姓氏随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在法庭上提议，这个私下协议必须写明阿辉若反悔不配合改姓氏的，就要3日内一次性支付64.8万元抚养费，逾期不支付的，要按每日1000元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既然承诺配合改姓的书面约定法律效力有争议，即便通过，法院也不一定会赋予强制执行力；那我方不如约定成一种“支付抚养费+逾期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变行为之债为金钱之债。但即便如此，如果到时阿辉反悔配合改姓，我方起诉到法院能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低头跟小芊小声地商量：“这样的约定虽然不能确保百分之百的法律强制执行力，但对阿辉来说，因为他始终存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他会有心理负担，不敢轻易违约。而且，阿辉的律师是做企业法律服务为主的商事律师，未必会知道这个改姓协议有不能强制履行的可能。”

小芊决定按照我的建议赌一把！

阿辉小声地向他的律师抱怨，每天1000元的违约金太高了。但我方坚持必须有这个违约责任条款，如果他配合给女儿改姓的手续，是不会产生任何违约责任的。

谢天谢地，同时签署了离婚调解协议和改姓协议后，我们顺利地预约到了下一周公安局户政中心的业务办理号。当天阿辉也准时出现，配合办理了女儿姓氏变更的手续。小芊拿到了盖有法院印章的离婚调解书，和女儿与她同姓的新户口本。这意味着，小芊和阿辉的婚姻在法律上结束了，她们母女俩最大程度地切断了与阿辉的关系。

从公安局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把车停在路边，给小芊发微信：“我给数百位客户提供过法律服务，但私心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配得上所有的美好。”

为了写这个故事，时隔大半年后，我又见到了小芊。采访结束，她向我请教：阿辉已经和女同事分手了，他现在想约她，还要主动给她钱，她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相视一笑。

我说：“多少钱你都可以放心收。他的所有转账，你都记得回复一句，‘谢谢你对女儿的爱’。如果他想看女儿，你们可以约在公共场合见面，比如商场、公园等，千万不要约在他家或去酒店开房。这样可以保证不向他发出错误信号，也是为了避免两人形成事实上的恋爱关系之误会。否则，已经没有婚姻关系的单身男女之间的大额财物往来容易被认定为‘婚约财产’。结婚不成，男方可以以退还彩礼为由，要求女方全部返还。但如果留有父亲对女儿赠与的佐证证据，就可以完全打消这样的顾虑了。”

临别前，我们好奇地问她有没有新的感情。她腼腆一笑：“有了，他很好。”

我相信，她的美好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本文选自真故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离婚律师都知道》，略有删减）

| 刘胜飞、李湘 / 真故图书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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