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一个好皇帝？

谈了怎么当官《如何走仕途？》，再讲讲为君之道。这个谁也没当过，我们只能从历史着眼。

有个误区，秦皇汉武，是一代雄主，是伟大的君王，这纯粹是现代人的观念，是现代唯物史观教育植入的观念。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依当时古人主流的评价标准，这俩都不算啥好人。儒家的价值观很纯粹，以人为本，老百姓是否能安居乐业有好日子过是唯一的标准。

秦始皇，一直以来就是暴君的代名词。二世而亡，实属活该；暴秦当诛，天命民心。

至于汉武帝，刚死就差点被鞭尸，后任为了收拾国家几近破产的烂摊子，召开几轮盐铁会议，请全国的贤良文学（社会贤达耆老）一起共商国是，展开如何评价汉武帝的历史问题大讨论，结论是秦二号暴君，建议把牌位移出太庙。

这是同时代人的盖棺定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评价汉武与秦皇无二：“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秦始皇、汉武帝，再加上后来一个隋炀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暴君”。

与现代人的史观正好相反，他们哥仨是为君的反面典型，历代君王引以为戒，而不是什么英雄偶像。

那么古人推崇的是什么样的皇帝呢？

有“三暴君”就有“三贤帝”，除了神话时代的古圣先王尧舜禹汤，信史之后三贤帝有不同说法，一种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一种是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

汉文帝，不用说了，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注意，文景之治其实没汉景帝啥事，汉景帝是纯沾光，吃老本，他一生荒谬之事甚多，小时候就用棋盘砸死过远房兄弟，又惹出内战七国之乱，还冤杀功臣周亚夫，基本算个昏君。当然最大的败笔是选错了接班人刘彻，把汉家江山差点耗光。苏轼就说“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

唐太宗，文治武功，贞观之治，彪炳史册，但惜乎得位不正，玄武门政变是其一生的隐痛，尤其是杀兄屠弟，囚父夺权，为了洗白还特意篡改史书，政绩水分不小。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哪里像帝王，无异于禽兽。正统儒家并不喜欢唐太宗，道德上有污点。

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评价最高的仁君贤帝，勤政爱民，广开言路，重视司法公正，驱逐奸佞，任用刘大夏等正直大臣，史称“弘治中兴”。他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终身贯彻一夫一妻的皇帝。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后世到了清朝，清人多崇拜圣祖仁皇帝，愿意再加上一个康熙。连一生自负、目高于顶的乾隆都曾说过，他毕生最向往的三个皇帝，分别是康熙、唐太宗、宋仁宗。

古代从皇帝到宰相，这些政治精英推崇的贤明之君，都少不了一个宋仁宗。赵祯庙号“仁宗”，这个“仁”字不是白给的，一等美谥。仁，代表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民为贵，君为轻。

宋是一个远远被低估的朝代。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明、艺术最优雅、人民生活最富足，宋朝大概是现代人最想穿越回去的朝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个铁杆的宋粉儿，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仁宗之世就是大宋的黄金时代，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时期称为“仁宗盛治”。然而做一个好皇帝，并不容易，最需要的不是扩权，而是谦抑，皇权学会自我克制。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当时宋人评价他“什么都不会，只会做官家（皇帝）。”虽然仁宗本人什么都不会，但他治下的经济政治文化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一，尊重宰相，充分放权

宋仁宗朝是“君臣共治天下”的关键期，刚上台时即有人建议仁宗集权，乾纲独断，他却对亲自指挥毫无兴趣，说了一段充满大智慧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这段话已经暗含虚君共和的意味，比英国的光荣革命早几百年。皇权不可亲自到前台指挥，否则纠错成本太高。一线让宰执团队放手去干，如果有偏差，台谏负责监督评议，政府可问责，可纠错。现代责任内阁制，运转的就是这个底层逻辑。国王永不犯错，是因为统而不治，不干实事，虚君实相，内阁班子负责施政，出了问题，内阁倒台，换马即可。

宋朝与汉朝不同，不是独相制，而是集体宰相制，由一个常委班子负责中枢政事。因为尊重大臣的权限，宋仁宗执政期间，朝廷里名臣如云，灿若星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包拯……“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登上历史舞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和“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在此期间大放异彩。

万马奔腾，贤人辈出，是因为有一个宽容的带头大哥。

第二，清心寡欲，宽仁治民

当皇帝，好大喜功易，克制欲望难。秦皇汉武隋炀，都是掌握最高权力之后，欲望无限放大，总想搞大工程、大事业、大手笔。结果资源跟不上领袖的梦想，百姓被榨取过度，社会就被雄主压垮了。

况且，官僚系统天然就有放大上级要求的倾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这几乎是所有政治悲剧的源头！北宋的末代皇帝宋徽宗，就是个人爱好喜欢奇石异木，下面官僚就变本加厉，搞出个“花石纲”，折腾得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宋仁宗之节俭克制，有例为证。一天深夜，赵祯批阅奏时肚子饿了，想喝一碗羊汤，但想到如果他要就会成为一项宫廷制度，以后不管吃不吃，太监每晚都会备好羊汤，成为定制被后世效仿，以至于劳民伤财。于是，赵祯忍住饥饿而眠。

仁宗天性仁厚，对大臣、对宫人、对百姓，非常慈悲。有一次，宋仁宗逛花园渴了，见值班侍从不在，就忍渴回宫再喝，宫女不解，他说，我一开口，那个值班侍从回头就会挨罚。

对待民间的异议者，仁宗从来不上纲上线，往往一笑了之。据笔记记载，成都有一失意文人，写了一首反诗，鼓吹四川独立，并把诗献给了成都地方长官。官僚一看，吓坏了，赶紧报告朝廷，有反贼，大开杀戒吧。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清朝，文字狱，恐怕九族都得株连杀光。可仁宗皇帝看了之后，淡然地说：这不过是落魄文人想当官罢了，给他一个闲官当当吧。

这种皇帝，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千古罕有。

第三，勇于纳谏，从善如流

为了做好皇帝，宋仁宗始终谦虚谨慎，虚心纳谏，鼓励大家提意见，是真提真听，“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

一天宋仁宗怀揣着一份谏官要求裁减宫中宫女和太监的奏折回宫，梳头之时，梳头太监跟赵祯说：“大臣家里尚有众多歌女舞姬，皇帝如真要采纳谏言就从我开始吧。”仗着跟随皇上多年，梳头太监自以为皇帝会拒谏，结果仁宗立刻下旨将30名太监削减出宫，而梳头太监正是第一个。后来皇后问及此事，赵祯说：“他劝朕拒绝谏官忠言，朕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史书记载多次被臣子骂了一脸唾沫，也还是接受了谏言。张尧佐是皇后的伯父，是外戚，仁宗下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御史中丞包拯认为德才资历不够，直谏不可，包青天当面庭辩，滔滔不绝，讲得唾沫横飞，直喷到仁宗脸上，估计口气能把皇帝熏晕。庆历年间，仁宗为重修失火的灵宝塔，又被谏官余靖喷了一脸唾沫，修塔之事也泡汤了。

纳谏，知易行难，即便唐太宗，有一次都气得在后宫说要杀掉提意见的魏征。手握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而能听逆耳之言，从善如流，古今能有几人？

放权，克己，纳谏，这个皇帝，看起来当得真窝囊，正是因为他窝囊了，才有天下太平，万民安乐。

好皇帝，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仁宗去世之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哀悼死去的明君。甚至外国大辽也为之悲伤，“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闻讯后大哭，辍朝三日，甚至为宋仁宗建立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宋仁宗，千古第一仁君，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