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若没了赤脚医生，我们拿什么赌明天？
小的时候我体质不好，经常生病，说实话，要搁解放前，我是活不到成年的。
我四五岁的时候（八十年代初），会经常发烧，每次一烧就40度，而且是半夜。
母亲告诉我，很多次我都烧到意识迷糊，手脚抽搐，吓得他们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那叫高热惊厥。
每当这个时候，父母就会背着我去找村里的保伯。
保伯的全名叫刘保，我们都称他刘保伯伯。他是一名赤脚医生，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医生。
我的记忆里一直保留着两个片段，一是父母半夜敲保伯家的门，边敲边慌乱地喊：“刘保哥，刘保哥！”
无论多晚，我总能听到保伯急急忙忙回应“来了，来了！”然后把门打开。
第二个片段就是在我治疗完后，父母带我回家。父亲背着我，我的脸贴在他的背上，脑海中一直有那种热度。母亲则在一侧打着手电，一边走，一边轻声地喊“娃，回家喽”“娃，回家喽”。
她不是为了喊醒我，这是老家的习俗。据说小孩在走夜路时魂会迷路，大人们通过喊“娃，回家喽”就能把孩子的魂领回家。
我或昏昏欲睡，或默不作声。
这些片段一直在我脑海盘旋，有顶着月亮走的，也有摸黑走的，还有在雨里走的。
所以严格来说，我的命是保伯救的，而且不止一次。如果不是他，等到父母把我从偏僻的农村弄到乡镇医院，或者县城大医院，我恐怕早没了。就算保了条命，估计也是脑膜炎患者，痴呆之类。
后来我才知道，救我命的是“赤脚医生”这项制度。正是源于有千千万万像保伯这样半农半医的乡亲存在，才让无数像我一样经常患病的孩子正常长大。
赤脚医生并不是一直都有。
解放前，穷人是看不起病的，也找不到正儿八经的医生，更多是找神棍。
像鲁迅《药》里用人血馒头治肺结核那种。
在《药》里，小栓生活在城里，还能找到医生问问，不行了才去寻偏方。在农村，无论大病小病，多数时候只有喝纸钱水，跳大神做心理按摩。
那时候，孩子能否活下来只能看天意。所以，古时候真正懂医的人威望非常高，也很容易被封神，例如神农、华佗、扁鹊。而民间传教，或者农民起义者，基本从医人开始。
农民看不了病困扰中国几千年。
这一局面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观。
但最开始也不行，因为国家实在太穷，根本没钱投入医疗。
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基本也只能看天意。所以我们这代人经常会听父母辈说有几个兄弟姐妹没活下来。越偏的地方，这种情况越普遍。
直到六十年代，这一切才真正有所改观。
国家经过近十年努力，终于有了些积蓄，于是开始推合作医疗。
从1958年开始，全国推广合作医疗，当年覆盖率达到10%，到1962年接近50%，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则达到90%，这项制度于1978年写入宪法。
农民只需交纳1块钱，就能享受免费医疗，这是史无前例的变革。
与之对应的就是“赤脚医生”制度。
为了补充农村医疗队伍，国家从两方面选拔人才进行培训，一部分是读过初高中的农民（像保伯那种），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
他们在经过三四个月突击培训后，具备了基本医务常识，便奔赴新中国各个角落。
当然，由于培训时间太短，医疗水平有限，很多重大疾病无法胜任，甚至还可能误诊。但比起过去靠搞封建迷信来，不知要强多少。尤其是一些常见疾病，赤脚医生能有效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而且，因为是乡里乡亲，彼此熟悉，自然病情也熟悉，医患关系融洽。在经过长时间摸索后，赤脚医生对村子里所有病人做到了心中有数，可以对症下药。
我母亲就说，她的头痛病只有保伯能治，就算去大医院也未必能止痛。
赤脚医生真正爆发式发展是在毛主席做出“六二六”指示以后。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毛主席从医疗资源分布数据中得知，全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只有10%在农村时，不由震怒：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
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便是“六二六”指示的源头。
此后十多年，中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医疗卫生队伍迅速壮大。
到1977年底，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一场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伴随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出现展开了。
他们奔走在田埂、山路上，为老人体检，为孩子治病。
赤脚医生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传染病，尤其是血吸虫病的传染；大大降低了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仅这两项成就，就足以让赤脚医生名垂青史！
IMR指1年内平均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未满1周岁的婴儿死亡数。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农村高达300‰，也就是说农村近三成宝宝在襁褓中夭折。到1981年，中国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到34.7‰，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到37‰。
尽管比例仍然很高，但对比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面，赤脚医生居功至伟！
“赤脚医生”的称谓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兴起于民间。
作为南方人，我们那时务农都习惯赤脚，保伯他们这个群体没有正式编制，属于半农半医，为了给人看病，他们赤脚走街串巷，于是就有了“赤脚医生”的美称。
1968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关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先进事迹。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文，也就是在这篇调查报告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从此，“赤脚医生”就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当时，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
仅仅几年，赤脚医生数量就过百万，几乎超过了原本城市存量医生的数量。
由多个中医学院集体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成为畅销书籍，其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语录。
1974年，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了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并做代表发言。
中国赤脚医生的做法不仅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也得世界的认可。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中国赤脚医生做法，称为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并在全世界推广。《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行。
前文说了，赤脚医生是伴随着合作医疗产生的，它依靠的是大队工分制。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队工分制取消了，“赤脚医生”的处境很快变得艰难。
他们收入微薄，自家的地都顾不过来，也不可能像其他乡亲一样到外地打工，陷入尴尬境界。
更要命的是，“赤脚医生”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简单培训已经无法胜任现代医疗的需要，可经过5年，甚至更长时间学习的科班生又不愿到农村去。
1985年，国家医改，“赤脚医生”的称呼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医生”，保伯他们便成了最后一批赤脚医生。
今天，从卫生部公开的数据获悉，目前的卫生技术人员是50年前的6.4倍（和70年代比），但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却在持续下降。
乡村医生数量到2019年，只剩下79.2万人！
当然，期间伴随着大量人口进城。但是大家别忘了，留下的更多是老人和小孩。
如今，这些人的医疗问题逐渐凸显。
村还是那些村，但医生少了，如果没有常驻乡村医生，留守的老人小孩有个小病，多数会选择硬扛，谁来守护他们的健康？
2019年，国务院关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为振兴乡村，工资待遇应向乡村教师、医生倾斜，乡镇卫生院和卫生室的条件应投资改善。
但路还很远。
2019年6月底，河南某县两乡镇64名村医提交辞呈，表示压力倍增的同时，上级拨款等克扣严重，“生活已不能自理”。
同年7月，黑龙江某县4乡75位村医辞职。同时爆出，为村民垫付的医保款未到位，只能自己掏钱。
各种上F，举报无望，只能集体请辞。
说实话，若非走到绝路，这些奔走在乡间的天使们不会如此“求活”。
身份得不到认同，从上到下的文件里没有明确过乡村医生应该享受公立医院的同等待遇，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非农非医的人设浇灭了继任者的热情。
款项被各种理由克扣，医保得不到及时报销，乡村医生的尊严再次被踩在脚底。
时至今日，不能指望乡村医生们仅靠牺牲奉献精神留在田间。
守护农民的健康，就要留住他们，这不仅考验我们的执政能力，更考验我们的初心使命。
从这个角度说，毛主席当年的指示仍然掷地有声，我们在研究“高、深、难”问题的同时，不能忘了底层百姓的最基本需求。
最近老大频繁提及医改，到福建调研时更是专程了解三明医改情况，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我们需要更多像王桂珍那样无私奉献的人，但也需要那只看不见的手加强调控。
我坚信这一切正在阔步走来。
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不会让任何人落下，这正是我们深爱的中国。
今年五一前，保伯因病逝世，享年70岁。母亲从广州赶回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5月5日，保伯下葬。
母亲告诉我，那天来了好多人，大伙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专程从外地赶回，吃饭的时候她数了数，有70桌。
村子里很多年没这么送过老人了。
大家讲述着保伯看病的往事，多少次力挽狂澜的抢救，以及经常免收的药费。
人是有感情的，谁对他们好，他们记得一清二楚。
农民更是，他们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保伯下葬的那天，很多人不舍地哭泣着。一个赤脚医生，并不是什么显赫的岗位，但乡亲们仍然给了他最崇高的敬意。
保伯的儿子也学医，但没有继承父业，已到县城里开店卖奶粉去了。
赤脚医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正慢慢从农村消失。可农村并没有消失，接下来，谁来守护我们的村庄？
全文完，谢谢阅读，认为写得还不错的，期待大家转发支持。
赤脚医生不是什么热门话题，但我还是写了，只希望有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不要让他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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