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才是最好的避孕药

高房价下，有房的人也不一定愿意多生

昨天一篇报道《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火了，此文提到，2021年，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也不是什么难以预料的事。

早在《为什么网民对三孩政策态度消极》中我们就有提到，虽然“二孩政策”的渐进式放开使得我国短时间内生育率有了回升，但2018年起，国内的人口数量还是呈现了“跳崖”式的下滑。

从国内总生育率来看，2020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数降到了1.7人；在七普中，2020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预估值更是降到1.3人，这意味着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进一步降低。

☉数据来源：wind

在国内生育率或生育意愿降低的背后，医疗、教育、住房都是至关重要的推手，尤其是住房这一块。虽然现如今古代的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安居乐业”的观点仍刻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中。

“不安居，则不乐育”，是当今时代下住房与生育两者关系的一个概括。房价的升高使得许多人都买不起房子，在房子的压力下，“想生不敢生”的人普遍存在。

谈到住房压力这一块，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以“暗贴”的形式给予职员补助，使职员支付的租金远低于住房本身成本。这一时期，国家或单位投资建设、购买住房并无偿分配给职工的操作，大大减少了居民的住房压力。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化分房的出现，职工自身得以市场价格才能购买到房子，而“炒房”的出现又导致房价逐步升高，居民背负的购房压力越来越大，在大城市中拥有一套房子不再是易事。

从以往数据中可看出，我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大部分月份都在上涨，其中又以一线城市的波动最大。

☉数据来源：Wind

在这样的高房价下，即使推行了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生育率也并未取得明显的提高效果。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3年-2017年国内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43%，和未实施该政策前基本持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2018年-2019年生育率反而下降；三孩政策目前也未取得有效的成果。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不少学者展开了专门的研究，结果表示住房状况及房价变动都会显著地影响居民生育意愿，最后表现为生育率的变动，故而才有“不安居，则不乐育”的概括。

房价的上涨会导致无房者生育率的下降，但房价上涨也会带动住房价值的增加，对有房者的生育意愿可能会产生正向影响。不过，有房就会多生了吗？也不一定，这可能得看拥有多少套房了。

2017年就有研究表明，房价的升高也会降低首次置业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于这种现象，或许可用挤出效应与财富效应间的比较来解释。

在房价上涨时，无房者或只有1个房子的群体往往会面临更大的物价水平支出，从而挤占了原本的生育支出空间。

对于只有1个房子的群体而言，房子更多的是居住属性而非金融属性，房价上涨带来挤出效应大于财富效应，许多青年会不愿生或不愿多生。

或许对于拥有2套房以上的群体，房价上涨才能带来实际的、更高的财富效应，能够支付多娃下的生育成本。

公共服务资源与住房挂钩也会影响生育意愿

除是否拥有住房外，公共服务资源与住房挂钩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

近年来，除金融与居住属性外，我国的住房话题还围绕其他附加属性展开。

如房子与教育资源挂钩，上重点学校得购买相应学区房；有些城市的落户与住房有关，而是否持有户口会影响到能否公平或更大范围地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在国内尚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时，拥有住房所有权仍是获得城市户籍、均等享受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途径。伴随附加属性的存在，无房青年群体想要生育怕也不能安心。

就拿教育这一块来讲，孩子能接受公平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每个父母所希望的。在孩子成年后，能够获取更高的收入以弥补生养期间的支出，这在经济意义上才是值得的。

1957年，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将孩子比作“耐用消费品”，父母“购买”这一“产品”会面临许多成本，包括在子女身上的生育、抚养资金等直接成本，还有为养育孩子而放弃的时间成本、工作收入等间接成本。

根据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的质量-数量理论，孩子的质量要求远高于数量要求。而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则在孩子的高质量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养育一个“高质量”孩子前，父母会事先考虑孩子是否能获得足够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换取将来的高回报，以此抵消养育成本。

故当住房与优质教育资源挂钩时，青年群体会优先考虑住房的获取。而当青年群体优先考虑住房问题时，也必然会花费更多地精力与金钱在住房上，从而挤占对生育问题的关注与投入强度。

当然，这些担忧基本上是对无房群体“不想生”或“不敢生”的一个分析。对于多房群体而言，即使有了房子进而能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但随着养育孩子的数量越多，其能从中获得的“边际效用”越小，生育更多的孩子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再来到医疗这一块，现在适龄生育的群体基本是80后、90后、00后。对于这一群体尤其是90后、00后而言，养生在他们的生活中更为重要，能否顺利获得所在地医疗资源也会成为其生活的担忧因素。

如女性若想在一些城市接种九价HPV疫苗，最好还是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或拥有房产证，否则很难进行该疫苗的接种。

所以当医疗受住房影响时，青年群体也会把关注度优先放在住房上，尤其在生育意愿普遍不强的90后、00后中，对住房的关注与支出越大，则在生育上的支出、精力只会更少。

对于这些问题，虽然多地已取消学区房与教育资源挂钩，努力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医疗资源，但在许多大城市中，庞大的人口与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始终存在不完全匹配的矛盾，很难做到让所有的群众都能获得公平的待遇，还是会影响到青年的生育意愿。

当城市公共资源服务供给受限时，往往是流动人口先受到冲击，与有房或多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差距则会进一步加大。

焦虑感与正能量感受都值得重视

房子为什么会影响青年的生育意愿，其中一个因素还是因为是否拥有住房、房价的波动会带给他们不同程度的生育焦虑，也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公平感、认同感等正能量感受。

生育焦虑指想要生育的群体面临高昂生育成本时，形成的“想生而不敢生”的焦虑心态。缓解有生育意愿群体的“生育焦虑”，比攻克那些压根不想生孩子的“丁克”族来说，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生育率。

生育焦虑很大程度上由住房问题导致。

虽然目前国内青年对租房生活的接受力度在增大，但事实上，大多数青年还是想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所以当高昂的购房成本促使这些青年将更多精力、金钱投入到住房时，他们往往会无暇审视生育问题，即使认真思考后，最后也会因不菲的生育成本而产生担忧心理，引发“不敢生”或“晚点生”的生育焦虑。

另外，是否拥有自有住房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认同感及公平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消极情绪、生育焦虑与生育意愿。

1983年，Isen 和Patrick两人曾提出“情绪持续假说”，这一假说认为个体会为了维持自身情绪稳定而尽量避免各种风险的发生。

在生育这一块，则表现为充满幸福感的夫妇会为保证家庭的稳固状态、幸福感、日后的老年生活而选择养育孩子。所以，重视青年群体的幸福感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幸福感越强，其生育意愿也会增强。

再拿阶层认同感来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示，在个体满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后，归属与爱的需要就放到个人眼前。在如今这个社会，“孩子”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对青年群体来说，寻求社会的归属感、认同感似乎更迫切、更重要。

而一个人是否拥有房产及房产面积、数量、档次已成为判断一个人社会与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居民若在本地拥有自有住房，人均面积越大，或其住宅坐落在更繁华的片区，往往象征着更高的经济地位，获得的阶层认同感也会越高。

当这些群体在城市中获得认同感后，其幸福感就会更强，产生的正面情绪会有效地缓解生育焦虑的问题，会更多地思考且花费金钱与精力去“购买”孩子这种“奢侈品”，表现为更高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

谈到公平感，可以试想一下，当一些高收入群体能通过投资、再投资等“钱生钱”的途径获得更多资金，随随便便就能买下一套房，而另一群青年只能通过“社畜”般的生活才能满足日常需要，背上几十年房贷才能拿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就会被削弱。

当人不自觉进行比较而发现受到不公对待时，消极情绪油然而生，幸福感会削弱，生育焦虑更强，生育意愿也会降低。

当住房能带来幸福感等正能量时，个体都会去争取得到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当有限的金钱与精力分给了能带来更多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的住房后，能分给生育这一块的就更少了。这时非得逼着提高青年的生育率的话，只会造成生育焦虑。

提高生育率，各方能做什么？

国内老龄化加重、生育率降低的现象促使国家将提高生育率这件事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层面。

在生育这一块，虽然有不想生的人，但背后更多的是不敢生的人群，只因房子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个人能做的就是拼命地工作，提高自身收入，但房价就在那里，期望它骤跌下去，那可能只能在梦里了。

当然，盼着房产行业尤其是大城市中的房价短时间内主动地大规模、大幅度下降也不现实。这种宏观经济的调控更多地还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调节方向与力度。

自“炒房”导致房价上涨过快后，为稳定经济发展，国家也出台了不少的维稳措施，包括限定贷款首付比例、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管控房产税收等。

目前国家也坚持着“住房不炒”的维稳理念，所以虽然近期多个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跌，但这一基调也意味着国内的房价短时间内不会过高上涨，也不会过度下跌。

不过，虽然在房价的降低层面上政府能改动的不大，但目前针对住房这一块，国家正在不断地推动共有产权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以及租购同权的实施，这些举措将会有效地帮助一些青年群体缓解因住房而产生的“生育焦虑”。

在共有产权房下，当中低收入群体购房困难时，可选择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同拥有房子的产权。在个人有足够的资金后，再按市场或评估价从政府手中把另一部分产权给购买过来。

和政府“合作”，显然也会安心得多。在共有产权房下，住房带来的焦虑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其带来的生育焦虑自然也会有所减少。

目前国内的共有产权住房已在试点阶段，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黄石等多个城市已出台相关政策。虽然还未全面推广，但好歹也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另外，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推广也能缓解青年群体的租房压力，减缓住房资金的支出，能促使青年群体将更多的收入花费在生育上。

且在“租购同权”的实施下，即使是租房的群体，也能平等地获取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资源与住房挂钩带来的资源不均等担忧也可能得到缓解。

2017年，广州率先提出了“租购同权”，也在这一年里，“租购同权”与“共有产权房”成为了年度媒体十大新词语。

在租购同权下，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能够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虽然这一举措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城市中很难完全落地，但起码给予了部分地区的后代公平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他们有更大的希望实现未来更高的收入，来弥补高昂的生育成本，而这也代表着城市开始变得友善。

总之，无论政府出台了什么政策措施，最后能不能生、敢不敢生、愿不愿生还得回到如何切实解决青年群体的生育焦虑层面上。

在北上广深的养娃成本超过200万的时代，降低生育成本，才能缓解生育焦虑，提高生育意愿与生育率。而不解决高房价、无房子的问题，要普遍提高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恐怕还是难事。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