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直击 | 劳荣枝与法子英的作案根本不存在固定模式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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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荣枝案一审宣判后，南昌市检察院该案公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江苏省常州市的犯罪事实的被害人刘华是系列案中唯一幸存者。……正是这名唯一幸存者的陈述，证实了他们的犯罪具有固定模式，即劳荣枝以假身份‘坐台’物色有钱的作案对象，二人共同实施抢劫或绑架，每次犯罪均由二人共同选定作案地点和作案对象，四起犯罪均是如此。” 结合刘华证言的内容，公诉人实际把杀人的内容也包括进去了。
因为刘华的证言中有这样的内容：“他们之间很有默契，绑我的时候都没有怎么交流。”“我听到坐台小姐（劳荣枝）对持刀男子（法子英）说：‘我去找他老婆拿钱，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我没回来，你就把他杀掉，你自己跑。’持刀男子说了一句：‘好。’他们交流这些事情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商量的过程（意思是没有谁命令谁）。”公诉人据此即认为，劳荣枝在共同作案中是有杀害被害人意图的。有了这个杀人意图，再用共犯理论中“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理，哪怕杀人只是法子英一人所为，也可让劳荣枝对死亡后果负责了。
于是，控方关于劳荣枝与法子英所谓共同作案的完整模式即变成了这样：坐台色诱——物色有钱男人——共同抢劫或者绑架——杀害被害人。可是纵观全案，劳荣枝与法子英所作4起共同犯罪案件各有特点，并不存在这样的模式。
一、
1996年南昌案的特点
南昌案是劳荣枝与法子英共同犯罪的第一起案件，此前劳荣枝还没有犯过案呢，哪有模式可循。
首先，这起案件根本没有“事前预谋”，也没有所谓的“色诱”。劳荣枝称，她当时同法子英已经分手，她同被害人熊啓义之间开始男女交往，有传统观念的她认为，同法子英才分手，不应该这么快再交男朋友，因而内心忐忑。她还称，案发当天熊脱光了衣服，她也脱得只剩内衣，这时法子英从天而降；当法子英持刀威胁熊啓义时，她还在一旁哭泣。这些情节她都跟办案人员讲过，但办案人员未予理会，不予记录。
二审裁定为了支持控方所谓的作案模式，称“劳荣枝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其与法子英没有共谋、熊啟义到其出租房后法子英系‘从天而降’的理由以及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仅靠口供推定二人存在通谋的意见，与在案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可见这段评论与事实严重不符，也不合事理逻辑。
当然，法子英决定抢劫熊啟义，劳荣枝没有反对也不敢反对，还有些配合动作，并一起去熊啟义家入户抢劫了，故认定她为抢劫的事中共犯，对一般共同抢劫、入户抢劫负刑事责任没有问题。可后来法子英对熊啟义下手，完全是他看到熊啟义动了其女人而产生的报复性行为。
其二，这起案件存在杀人碎尸和移尸，强奸熊妻等情节，是其他3起案件中所没有的。据证人陈冬春所言：“法子英人比较狠，有时劳荣枝多看了别的男人几眼，就会对劳荣枝拳打脚踢。”这说明法子英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他在出租屋目睹熊与劳脱光衣服一幕，足以燃起复仇的烈焰。
因此法子英对熊啟义劫财后，借口要同熊谈谈将劳荣枝支开，后将熊杀害且分尸，尸块被丢弃，是典型的极度复仇行为；又到熊家入室抢劫，奸杀熊妻（其他案件中也有女性受害人，未见法子英有强奸意图），连熊啓义3岁的女儿也被勒死，可见其内心的恨意有多强。
劳荣枝供述法子英强奸熊妻，尸检报告也称，熊妻一丝不挂与之印证，熊妻阴道未检出精虫很正常，因为强奸仅为复仇而非满足性欲，劳荣枝也称强奸时间很短，也与之印证，二审裁定为了支持控方的所谓作案模式，能够认定法子英强奸就是不认定（尽管增加这起强奸案，对20多年前已经伏法的法子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对法治有意义）。
其三，就抢劫并杀害熊啓义妻女，是法子英另起犯意，这俩被害人并非劳荣枝认识的人，在起点上就与公诉人提出的作案模式不符。
其四，本案在取财方式上，属于当场抢劫取财，也同常州案和合肥案都是绑架后向第三人索取财物不同。也因为此，前两起定抢劫，后两起定绑架，不都是一个模式。
二、
1997年温州案的特点
首先，温州案中也没有色诱，因为被害人是劳荣枝一起坐台的女性同事，而不是色诱的男人。
其二，本起案件也没有预谋，乃法子英临时见财起意，具有偶发性，并非二人谋划选择。起因是法子英要租房，看到梁晓春出租房屋的广告，便打算租梁的房屋。“在与梁晓春谈租房时，发现梁晓春戴着块欧米茄牌手表，知道她有钱，于是就回到劳荣枝的住处，向劳荣枝提出要搞掉梁晓春。”
其三，该案具体目标的确定，也不是模式中劳荣枝向法子英汇报坐台时接触有钱男人情况，法子英来确定作案目标。梁晓春是法子英先接触先选定，另一个被害人妈咪刘素清，是梁晓春叫来的，另3起案件均未出现此情形。尤其是，劳荣枝在各地都坐台，每个坐台地方都有妈咪，而妈咪基本都是有钱人，如果有所谓的作案模式的话，每次都设计抢劫妈咪或许更符合常理。
其四，二审裁定书记载，法子英的供述中称劳荣枝要他不要“杀死”（劳荣枝称自己说的是“不要伤害”）那女人，是可信的。这说明她不存在同法子英有预谋劫财后杀人的模式。
其五，在取财方式上，本起作案属于当场抢劫取财，而不是后两起绑架后向第三人索取财物。
三、
1998年常州案的特点
首先，常州案很难说是劳荣枝色诱有钱男人。劳荣枝坐台时认识被害人刘华不假，但不是劳荣枝汇报刘华有钱，法子英确定他为作案目标，而是因劳荣枝的美貌深深吸引刘华，后者多次主动联系劳荣枝，最后主动表示想睡劳荣枝，二人才去了劳荣枝的出租屋。如果男方如此主动联系女方都评价为女方色诱，那无疑是对漂亮女性的污名化。这起案子有被害人自投罗网的意思，与前面两案形不成模式之说。
其二，常州案中，没有被害人被杀害，这是与其他三起案件最大的不同，充分证明劫财谋命不是他们的作案模式。其实早在当初媒体视频采访被捕后的法子英时，法子英就表示自己是以搞钱为目的而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连法子英也不承认杀人是目的，劳荣枝就更不存在了。杀人行为是很难装到这个模式之中的。
其三，在取财方式上，本起作案属于绑架后向被害人的妻子勒索取财，也不同于前两起是抢劫被害人，当场获取财物。
其四，常州案中被害人刘华的证言称，法子英提到了杀一名小工给他看看，但只是说说，并没有真正找来一名小工杀给刘华看。这也证明后来合肥案中，法子英威胁殷建华说杀一名小工给他看，也可能是说说。当然，这也不是其模式的内容。
四、
1999年合肥案的特点
合肥案包括两部分。
其一，关于被害人小木匠陆中明。
就其被杀害而言，不存在劳荣枝去色诱他，也不存在劳荣枝参与捆绑威胁，甚至在他身上也没有劫财的因素，该案是法子英临时起意单纯杀人，目的是威慑殷建华拿钱。也就是说，陆中明被杀害极具突发性和偶然性，不是模式的产物。
其二，关于被害人殷建华。
一是殷建华经常联系劳荣枝，表现出想睡她，法子英得知后就打算绑架殷建华，是全案唯一可以被认定为色诱之处。
二是该起案件出现用铁笼子关人、控制人，这是前三起案件都没有的动作，当然不是模式范围的动作。
三是该起案件还出现了写字条给殷建华妻子来威胁的情节，也是前三起包括常州绑架案也没有的，当然不是模式行为。
四是在取财方式上，本起作案属于绑架向第三人索取财物，不同于南昌案和温州案直接从被害人身上取财。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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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劳荣枝与法子英共同参与的四起案件，每起之间都表现了巨大的差异性，包括在选择被害人的方式、捆绑看住或处理被害人方式、取财方式等方面，几乎一个案子一个特点，均无所谓的模式可言。控方杜撰这个固定模式，无非是想通过它将法子英“实行过限”的杀人行为评价到劳荣枝头上。遗憾的是，控方这个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没有证据支持的所谓固定作案模式，居然得到二审法院的完全采信和支持。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报道中公诉人透露，让劳荣枝对7条人命负主犯责任的关键证据有二，也是他们的底气：一是刘华的陈述证明了劳与法有固定的作案模式，二是鉴定出殷建华写给妻子的字条上所加的小字“少一分钱我就没命了”“他的同伙一定会让我死的比刚才那个人还快”等，是劳荣枝所写。
可是，既然刘华的陈述这么重要，那么让其出庭作证，对于加强这方面指控多有力度啊！可控方一点信心也没有，因为刘华20多年后的陈述，本身就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例如说很有默契，又一个劲地说话；说话也不说九江话，尤其是刘华前一次的陈述是，“我听到持刀男子（法子英）对对坐台小姐（劳荣枝）说：‘我去找他老婆拿钱，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我没回来，你就把他杀掉，你自己跑。’持刀男子说了一句：‘好。’”后一次的陈述却变成劳荣枝说的那番话，法子英同意；刘华的陈述同其妻子刘兰证言也有很多矛盾，其真实性本身严重存疑。
这也是劳荣枝一审即强烈要求刘华出庭对质，二审辩护律师也坚决要求其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控方心里再清楚不过，哪敢让刘华出庭作证。于是，刘华写了基于保护隐私考虑而不愿意出庭作证请求书，法检机关都认为理由正当，同意其不出庭。这“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一唱一和，把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要求、直接言词的诉讼原则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据说，二审辩护律师在开庭后提交了文检专家论证意见，结论是殷建华写给妻子的字条上所加的小字不是劳荣枝所写。二审法庭让辩护律师别向外披露，可后面既未对此开庭质证，也未在二个多月后宣判的裁定书中回应，这等于二审法院将这么重要的“准司法鉴定”材料给私吞了。现在死刑复核阶段，辩护律师肯定会将专家论证意见提交给最高法院。也就是说，这两项底气证据，似乎都不硬气。期待复核程序还劳荣枝以公正，还法律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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