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何谓：1950年代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求学从教往事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最近，读到一篇题为《钱谷融与伍叔傥》的文章。该文开篇说“钱谷融先生教了一辈子书，他的成就，是可以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的。钱先生不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人，说起此事，他并不以为耻。”为什么钱先生认为 “没有著作等身，并不以为耻”？因为大学教授的本职就是要教好学生，而钱先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良师，他不但不以为耻，而且是会感到欣慰的。

钱先生不是没有著作，他的那篇《论文学是人学》乃是轰动全国文学界的大作。作为大学教授写出一篇佳作要比写出十篇没有价值的文章更具有价值。

钱先生的老师伍叔傥先生是当时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国文系主任，“善治汉魏六朝文学，功力颇深”。他在旧体诗上功夫更深，胡适曾说过：“伍叔傥的诗，是用力气做成的”。但是伍叔傥在生前似乎没有出版过著作，《暮远楼自选诗》是在他逝世后才出版的。钱先生和他的老师伍先生都是一生以教书为业，教书育人，而他们的教学内容都是对其所教学科目的研究成果。

从读这篇文章，也引发我回忆起自己读大学的情况。我读的大学是原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即今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解放初期，教育系的教授、副教授共有八位。八大教授名满全院。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所学的课程包括哲学、教育原理、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小学各科教学法、比较教育学，这八门课程都是由教授和副教授讲授的。我的读书和教学过程，从1948年入学读书，到1954年调回母校教育系至“文革”前近20年。在此过程中，教育我、影响我比较深刻的有四位教授。他们不但在教学上使我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提高了读书、科研能力和对这门学科及教育事业的热爱。

许忆痴先生

许先生是河北保定人，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中学教学多年，后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许先生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育专业人才。

在我读大学时，许先生教授外国教育史课程。他讲课没有教材，只能认真听他讲授。每次课他都将讲授提纲写在黑板上，然后就依据提纲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如果有录音机，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听他讲课不能走神儿，一不注意就跟不上了。他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谁若不认真听讲，他马上走到该生面前提醒，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地听课。因为没有教科书，他讲授的内容丰富，如记不全，复习、考试就有困难。但是学习的收获并不完全在课上，因为他给布置一定的参考书，并采取开卷考试。这样，不但课内有收获，课外阅读收获更为丰富。尤其是开卷考试，教师出几个题目，并列出参考书，要求读书、写出论文提纲，完成全文。当时我决定了论文题目后，就到图书馆去查找资料、看书、拟出文章提纲、写作。这样的学习过程，使我初步学习了如何读书、积累资料、学做科研的方法，并喜欢上这门课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就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教育家的原著，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儿》、马卡连柯的《论共产主义教育》等。由于阅读的收获，我在学习期间就对外国教育史产生了兴趣，参加工作后又继续阅读了一些外国教育家的著作。由于兴趣和多年的积累，在职时给研究生开了一门“外国教育家论著”选读课；在退休之后，主编完成了《外国教学思想史》这本书。我亲身体会到，作为大学教授主要任务就是教好所担任的课程，并培养学生的读书、写作能力。

许先生不仅对于外国教育的历史很熟悉，他对教育系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看法。1956年，学校为河北省培养在职中小学管理人员，办了一个“教育行政人员学习班”，由许忆痴先生担任主讲“教育行政管理”。许先生讲完课后，将讲稿加以整理，出版了《小学行政》这本书。

1961年，由陆定一同志主持，要求编写中国的教育学教材。当时全国有五所高等学校教育系参加，河北大学教育系有幸参加了这次教育学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由许先生负责，初稿已经完成。可惜因“文革”开始，没有出版。

许先生不但在课堂上经常和学生交流，有时还让学生到他家谈心。我有时被他唤去，除了谈业务，也谈一些家常。因此我和许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许先生身体多病，我经常去看望。“文革”开始，因为他身体不好没有把他揪出来挂牌子劳动。他听说田本娜也被揪出来了，老先生非要到学校看看。他走进校门，看到一帮老先生和我都挂着牌子劳动。他回到家后心情很坏，很快就离世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暗自落泪。

郝荫圃先生

郝荫圃先生是河北平山人。抗战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系做助教。抗战后，北师大迁校西北城固。在校期间仍坚持教学，并兼附小领导，因此，他非常熟悉小学的工作，对小学各科教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解放后，任职于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副教授，当时是教育系的八大教授之一。他担任小学各科教学法课，尤其对“小学算术教学法”造诣甚深。1954年，曾出版过一本《小学算术教学法》，这本书也是他教学的讲稿，在小学教师中影响很大。

他经常到小学听课，帮助小学老师解决教学中的困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天津的小学中没有不知道郝教授的。郝先生不仅在天津的小学中有很大影响，在北京的实验一附小、二附小的老师中也享有盛誉。因为他每年春天都要带领教育系三年级的学生到北京见习听课，而且还带领几位天津几所小学的校长同往。所以郝先生的一生，和小学教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郝荫圃先生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的小学教育家。

荫圃先生不仅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也是我进入大学教师行列的引路人。我是他的第一名助教，在他的指导下，我登上了大学讲台；在他的示范中，我学会了如何指导学生的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工作；经他的严格指导与训练，我写出第一篇论文；在他的鼓励指导下，我写出《小学语文教学论》这本书。他待人和善、谦虚，从不摆导师架子。他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严格。
1954年春，我刚从河北昌黎女子师范学校调回母校——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当时，我很想分配到世界教育史教研室工作，该教研室主任滕大春先生也希望我到该教研室任教。但是因为我在昌黎女师附小工作过，对小学比较熟悉，领导就分配我到“小学各科教学法”组任教。该组主任是郝荫圃先生，该组课程包括：小学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教学法五科。当时，郝先生让我担任历史和地理教学法课，给我一学期的时间备课，先开小学地理教学法课，后开历史教学法课。

关于备课，他要求甚严，当时他向我提出三项要求：第一，要写出教学大纲；第二，要写出详细讲稿；第三，要按章节列出教学参考资料目录。他说：“这三项工作是教学的基本准备工作，也是教学的基本功，做教师的必须要认真完成，否则不能上课。”他还给我布置了进修书目，随时给我提供参考资料。我遵照先生的要求，按时完成上述工作。他认真检查，对我写的讲稿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在做完以上的准备工作之后，又要求我在教研室内试讲。经过严格训练，由于准备充分，临上课时我心中才有了底，因而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现在有人问我培养助教或带研究生用什么方法？我的回答很简单：用的是我的导师教我的老方法——从严、从细、从实的训练。青年教师上课之前，必须要求做好我的导师郝先生要求我做的那样充分的准备工作。

荫圃先生是小学教育专家。他在教育系主讲小学分科教学法课，不仅在理论上熟悉这些学科的教材、教法，同时对各科教学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尤其在分析、评价各学科课堂教学方面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评课不是谈谈表层的课的优缺点，也不是给实际教学框上一些理论教条，他总是从该学科的性质、教学的目的任务、教材的重点、难点，以及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和接受的态度与水平上，剖析教学过程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挥，可以说剖析得入木三分，指出教学的成功之处与欠缺的原因，使任课教师和听课者无不心悦诚服。他经常深入小学指导各科教学，从不摆教授架子，非常平易近人，许多教师都愿向他请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市的许多小学语文、算术教师对于郝教授的评课，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小学教师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担任他的助教，当然要向他学习如何听课、评课。可是这其中的学问还真难学，既要熟悉各科教材、教法，又要具有一定的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既要具有教学论、学习心理学的知识，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而且以上几方面在运用时必须融会贯通。这不是短时间所能掌握的。当时郝先生要我从“实践”出发，从听课、评课中学习。我随他带学生去听课，总是要我做详细的课堂记实。不论是和学校领导、教师一起分析课，还是给学生（本系）做评析课总结，先生总是要我先发言，每次评析课都像是对我的一次现场考试。起初我很紧张，很想先听听先生如何评价这堂课。可是待我理解了先生是在有目的地训练我时，我丝毫不肯放松。听课时，迅速记录，及时思考，课后立即组织起来，评课发言时，有条有理地分析、判断。然后，再听先生的评讲，相比之下，发现自己的不足。有时评课后，先生还要继续问我几个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到六十年代时，我就可以独立带学生见习、实习了。如果说，现在我对小学各科教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分析、评价能力，还应归功于当年先生对我的严格训练。

一提起教育实习工作，我不能忘记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先生一起参加指导学生实习工作的紧张情景。可以这样讲，郝先生是指导实习工作的专家。他的认真严格是全系师生及实习学校人人称道的。那时教育系的小学实习，每个学生要做三、四节课，几十名学生，只有二、三位指导教师。他要求实习生先分析教材，熟悉所教的学生，然后写出教案。他对每份教案—一过目、修改，亲自听每人试讲，而且对于学习较差或表达能力较差的学生，要反复听试讲，个别地方还要亲自示范讲解。他的宗旨是要对每个实习生负责，要求实习生学会分析教材、组织教材、运用教材，学会写教案，取得上课的初步能力。

在指导学生实习期间，他从没有在午夜前休息过，从不喊一声累。有时，我都熬不住了，但看到他那么认真，在先生的负责精神感召下，也从不敢偷懒。有人说，郝先生的工作方法过于繁琐，但是现在又向哪里寻找如先生般对工作、对学生那样严格负责的老师呢！

十年动乱糟踏了先生的身体，他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生活不能自理。1978年秋，我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他对新时期的到来是那么高兴！他着急自己因病不能投入工作，因此对我寄予厚望。他希望自己从事的事业能够恢复起来。当时，我想听北京特级教师霍懋征老师的课，他高兴地坐着轮椅带我到北京实验二小去见霍老师。霍老师见到郝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深受感动，二话没说，答应我第二天去听课。先生就是如此关心我的工作。

1983年秋，先生要我到河北大学教育系讲授“小学语文教学法”课。感谢他给了我一次教学实践的机会。“文革”前，郝先生教学这门课，先生的教学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认为理论略有不足。因此，我拟将这门课的名称改为“小学语文教学论”，从教学体系上提高理论水平；同时，结合自己所进行的“以集中识字为基础的小学语文整体改革试验”所取得的实验成果，使理论结合实际。先生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鼓励我尽快写出教材。于是我认真备课、上课，先生拄着拐杖登上四楼去听课；一个学期的课程，先生堂堂去听，课后提出有益的意见，帮我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先生的鞭策下，我边讲课，边写《小学语文教学论》书稿，每当我将写的书稿寄给先生审阅时，他都会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1987年《小学语文教学论》一书终于出版。当我将此书寄给他时，先生十分高兴地说：“我没有完成的工作，你完成了，而且比我完成得好。”受到先生的鼓励，感到无比的欣慰，也算我完成了先生未竟的一件工作。

每当我翻阅《小学语文教学论》这本书时，每当我给小学语文教师评课时，每当我撰写有关小学语文教学方面的文章时，怎能忘怀先生的引导、培养之恩呢！先生对小学教育工作、对小学各学科教学研究工作的执着感情，对同事们的热心关怀，对学生们的爱心与循循善诱的精神，我已铭刻在心，而且在我的执教工作中得到了传承。

1987年5月间，我去保定讲学。他非常高兴！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犹未尽。当我告别时，他依依不舍，送我走出很远，谁料这次短聚竟成永别。

滕大春先生

滕大春

解放前，滕先生曾就读于美国科罗拉德州立大学，先后获得教育和外国教育史的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滕先生回国后，担任教育系外国教育史课程。我没有机会上过滕先生的课，只是他刚回国时，给我们班讲过一次美国的教育情况。

1954年春天，我调回母校教育系。“文革”前批判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源自资产阶级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领导让我写一篇批判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文章。因为我读过《大教学论》，认为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有许多是进步的，我真写不出批判文章。于是，我请教滕先生。滕先生和我的思想相同，提不出怎么批判。于是我宁受到系领导的批评，推掉了此任务。这是我和滕先生的第一次交往。

1975年，我从保定调到天津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我想请调滕先生到我们教研室工作，滕先生非常愿意。但不久北京成立大百科出版社，要编写教育大百科全书。他们将滕先生请去负责“外国教育史”科目的编写。后来滕先生回到河北大学后，主要带外国教育史的博士生，于1994年出版了《美国教育史》巨著。

滕先生对于我研究“外国教学思想史”曾给予了很多指导。首先是滕先生在让我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外国教育家条目时，进行了具体指导。例如编写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作家、教育思想家拉伯雷条目时，先生不让我仅仅从教育史上将拉伯雷的事迹缩写一下，而是让我先阅读拉伯雷的《巨人传》，在学习过程中，理解拉伯雷的教育思想，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来理解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

又如在我写完《夸美纽斯<大教学论>述评》一文后，曾征求滕先生的意见。他在信中讲：“夸美纽斯<大教学论>述评》写得很好，内容有条理，评论得公允。”他还讲：“夸美纽斯教学论上的贡献颇有历史意义，如再从历史背景上谈谈，其价值就更能突出了。我感到你将他的‘教学内容’全智化讲得最全面；在‘教学过程的心理化’方面，似再加强些；在‘教学组织的班级化’和‘教学方法的科学化’上也须多谈些”。在滕生生的指导下，我认真地修改了全文。

再如我写完了《斯宾塞课程论述评》和《斯宾塞教学论述评》后，寄给滕先生赐教。腾先生在病中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滕先生首先谈了当时英国在文化、科学、教育领域的情况，特别提出赫胥黎与斯宾塞二人对当时英国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于破旧立新的时代意义。他说：“对于斯宾塞，就英国学校教育和教学改革而言斯宾塞更为功高的。他为扫清思想障碍，首先从原则上论证应该如何评价知识的标准。从而将科学知识放在学校课程中的领先地位。”还对我的拙作给予肯定，他说：“其选题是极有见地的。并对此选题的内容逐一介绍和评议，资料丰富，分析深刻，结构严谨，论断公允，学术水平是很高的。注重针对我国的现实，希图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尤为可贵；而且在这方面论述扼要而精当。总之，这篇论文是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很有水平的专题论文。”滕先生的肯定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滕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在退休后，组织了几位年轻教师共同完成了《外国教学思想史》这本书的编写工作。在外国教育的科学研究方面，滕先生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影响，使我终身难忘。

刘文修先生

刘文修

刘先生毕业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我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时，刘先生担任教育系主任。因为1948年秋，我入学不久就开始应变了，准备迎接解放。只听到他给我们新生做入学报告。不久，刘先生就回北京了。1949年春，学校开学。此时刘先生返校，仍担任教育系主任。

解放初期教育系开的“教育学”课采用前苏联凯洛夫编写的《教育学》作为教科书。而凯洛夫《教育学》正式出版是在1952年。刚解放时，没有新教材。刘先生英语很好，但是凯洛夫《教育学》原文是俄语，于是刘文修先生边学俄语、边翻译凯洛夫的《教育学》，翻译一章，就给学生们讲一章。因为我1952年春天提前半年被分配工作，可惜没有听到刘先生讲教育学课。在我学习期间，听过刘先生讲授“比较教育”。

1954年，我调回母校。那时，凯洛夫《教育学》中文版已经出版。系主任刘文修教授为了使教育学联系我国的教育实际，就组织系里的教师，编写了一本《教育学基本知识讲座》，1957年出版。这本书主要为了给函授师范学校教师使用，通俗易懂。可以说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的《教育学》。这本书的编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几名青年教师，该书中的内容有老教授写的，有中年讲师写的，还有青年教师写的，其中就有我编写的“复式教学”一章。改革开放之后，刘先生在他多年教学基础上，著有《教育管理学》。

作为系主任，不仅要教好课，做好科学研究，而且要做好全系的工作，帮助全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刘文修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负责任的系主任。

教师的使命

从以上我谈的四位教授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学生上课。他们所教学的内容，就是他们科学研究的成果。如许忆痴先生撰写的《小学行政》就是他教学这门课后，将讲稿加以整理出版的；郝荫圃先生教学“小学算术教学法”，其讲稿的整理出版了《小学算术教学法》一书；刘文修先生组织教师主编了《教育学基本知识讲座》，著有《教育管理学》；滕大春先生在其教学基础上出版了《美国教育史》一书。在我的记忆里教过我的这四位老师，就出版了这几本书。这几本书就是他们多年教学、研究的成果，他们也没有几篇论文发表。系领导不要求每位教师必须要发表多少文章，能有文章发表当然好，没有文章发表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主要看你的教学水平。

顾名思义，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好课程、教好学生。无论是教什么课程的，必须将课程教好，使学生喜爱这门课程。他们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著作虽然不多，但是每一本著作都是他们一生在教学基础上丰富的积累和研究的成果；老教授们的文化基础雄厚，他们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之所以写文章不多，与当时高校的传统有关。高校的教师尤其是教授主要是把所教学的课程教好。评价每位教师的标准主要在于学生的反应，有的教师的课，学生座无虚席；有的教师的课，教室里的座位不满，这就完全可以说明每位教师不同的教学水平了。

当时，教师的晋升也主要以教学水平为标准。对教师有没有文章发表，系领导没有规定，有文章发表自然更好。记得1956年时，许忆痴老师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文章，校领导很重视。但没有文章发表也不影响你的晋升，主要看你的教学是否过关。对于青年教师的要求也是要能上课、上好课。记得“文革”前，教育系有两位老助教，都年过40岁了，可是仍然不能独立上课；系领导分配他们上课，但学生意见很大，只好退出。有一位去做系办公室职员；另一位直到“文革”前仍然是助教。说明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不能教学的或改工作，或当一辈子助教。

所谓教好课程，必须具有所教学课程内容丰富的知识储备，要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要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教学必须有该课的教学大纲、教学讲稿和教学参考书。现在许多课程都有课本，有的教师上课就照本宣读，因此学生读读课本与听课没有区别，因此学生听课就没有兴趣了。即使有的课程有现成的课本，作为该学科的教师，对于课本内容可以增减，要讲出教师自己对该课的研究成果。

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但是科学研究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所教学课程的扩展、深化和创新。这样所教学的课程内容才能丰富、教学质量才能提高。科学研究不是短时间能出研究成果的，必须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学习、积累、研究过程。

2022年10月29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