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学院教授给年轻人的跳槽建议

撰文 | 诺姆·沃瑟曼

摘编 | 周琪

卡罗琳快30岁了，她小心翼翼地规划着自己的职业，这样她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完美的简历、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事业上的成就。

在商学院的最后几个月里，卡罗琳在选择工作时总是举棋不定。她一直想在社会企业中做点儿什么，最好是与有特殊需求的工作有关，因为她的妹妹患有自闭症。但就在卡罗琳跃跃欲试之时，她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味地追求梦想，那么想要还清自己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欠下的贷款和再买套房子的愿望怕是要等许多年才能实现。于是，她转而选择了金融行业的工作，这份工作有助于发挥其聪明才智，为她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可靠的经济保障。这份工作证明了卡罗琳为拿到学位支付的学费以及搭进去的两年的工资都是值得的。

几个朋友曾经对卡罗琳讲，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她可以先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打牢经济基础，然后再投身社会企业去做点儿事情。总有一天，她会真正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卡罗琳和丈夫用她的签约奖金在波士顿郊区买了一套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那里有一个优质的学区。随之而来的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巨额房贷。然而，卡罗琳的父母曾经劝过她，房子就该尽可能买大些，在参加过几次乔迁宴后，她发现朋友的选择也与自己一样，于是心里舒服多了。依照计划，卡罗琳和丈夫有了第一个孩子，伊娃。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他们雇了一个全职保姆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的费用高得惊人，但正如她的朋友所说，一旦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兼顾家庭和事业，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

卡罗琳的很大一部分薪酬是递延补偿金，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公司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就会得到递延补偿金。毕竟，对公司来说，卡罗琳的价值越来越大，公司想提供让她留下来的动力，或者至少让她在打算离开时三思而行。随着事业的向好发展，卡罗琳的薪酬不断提高，但由于其生活方式的成本太高，她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是变少了。

几年过去了，如今卡罗琳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而且由于公司等级制度森严，她对自己的工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她知道自己还要在公司待很久才能得到重要的职位。卡罗琳很少有时间来照顾伊娃。尽管经济压力减轻了，但她没有感受到她原本以为稳定的生活能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感。

于是，她动了换工作的心思，但害怕因为多年专注于一个行业，会限制自己转入其他更具活力或更具晋升空间的行业。卡罗琳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她无奈地对我说：“我的专注成了枷锁，让我难以进入新的领域。”她在校友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加深了她的焦虑。那篇文章是针对MBA学生的研究，他们持续且密切地关注着某一特定行业，但与不那么专注于某个行业的学生相比，他们毕业时获得的工作机会更少，薪酬也更低。这一影响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业——职业体育——中也有所体现。有些篮球运动员专注于三分投篮，尽管他们为球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全能型球员相比，他们的工资水平和受欢迎度一向都略逊一筹。

一天下午，卡罗琳偶遇了一位以前的同学，这位同学从商学院毕业后直接去了一家公益组织工作，该组织在新英格兰的冬季度假区开办了滑雪学校，专门教残疾儿童滑雪。卡罗琳听到同学对公益活动的热情，心中感到一阵悔恨，但同时也备受鼓舞。适应性滑雪这一概念让卡罗琳想起自己和妹妹对骑马的热爱，而且只要有马的陪伴，她的妹妹就会很开心。那么，卡罗琳是否也可以为某个专门教自闭症儿童骑马的组织或类似的组织工作呢？

她脑海中的这个想法越成形，其细节就越令人生畏。她可能需要学习许多该领域的知识。她接触自闭症的渠道很少，只有个人经验。她将不得不接受减薪，还可能得搬家。做公益就意味着风险和牺牲。卡罗琳知道，在这个人生节点，自己和丈夫都不想失去他们舒适的房子和友好的邻居。要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她必须得有可观的收入来保证不菲的资金支出。卡罗琳的支出率——用专业术语说就是“烧钱率” ——是她通往个人自由之路上绕不开的障碍。

换句话说，卡罗琳当年的处境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貌似都是有意义的，但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出改变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挑战着所有对现状的重大突破。

卡罗琳背着房贷，而一家人享受着宽敞的住宅，她的决定已经将自己困在了金殿里。在工作上，延期支付的报酬和她正在享受和消费的高薪已经把金手铐戴在了她的手腕上。

卡罗琳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纽约大学的兰格拉扬·萨达拉姆和戴维·耶马克两位教授在校方资助下，对1996-2002年的237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薪酬进行了评析。这些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身家已达数百万美元，但有趋势显示，他们更有可能在拿到全额养老金后才退休。这些有钱的高管可能没有想到，他们首选的CEO任职期限居然会受公司董事会制订的养老金发放计划的影响。原则上，他们已经是百万富翁并且可以随性而为了，但这副手铐让他们动弹不得。

手铐不仅是金的，也是社交和情感的象征。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表示，一份工作的次要方面也会出乎意料地限制人的行为。比如，一个人选择了一份工作，他起初可能是为了高薪，但后来会因为这份工作某个意料之外的次要方面，而拒绝一个薪酬更高的工作机会。这个人在刚入职时甚至没有考虑过某种可变因素，比如和新同事的友情或意想不到的便利通勤。我们很少因为这些因素而决定接受一份工作，但它们常常会成为阻止我们离开的手铐。

卡罗琳的手铐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紧了，因为她辞去了之前的工作去商学院学习，结了婚，接受了现在的工作，做了母亲，积累了资产。所有这些做法都让她在社交和情感上融入当前的圈子。这些非经济因素的手铐通常包括让我们保持原状的积极联系——强大的人脉、潜在的晋升机会、赞赏和忠诚、威望和声誉等。

挣脱手铐的束缚

有些手铐是十分明显的，这使得设计手铐变得容易，但很多影响最大的手铐并非如此。比如，在计划改变时，预测我们可能面临的经济挑战比预测等待我们的心理挑战要容易得多。精神手铐往往更隐蔽，更难被发现，甚至更难被承认，而且少有明确的解决方法。这两种类型的手铐让我们内外交困，通常很难通过自我磨炼加以规避，就像卡罗琳一样，直到一切再也无法挽回。企业家的最佳实践表明，我们可以提前采取措施减少或挣脱手铐，让手铐渐松而非渐紧。

降低个人烧钱率

克里斯蒂娜在取得MBA学位后，在纽约的一家咨询公司找了份工作。读研究生之前，她在非营利机构工作，拿着相应的工资。毕业后，她把新工作看作期盼已久的机遇，希望借此提高生活水平，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从我的课程中学习了卡罗琳的案例后，克里斯蒂娜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告诉我：“我原本就很清楚，做咨询工作是暂时的，是不会长远的，我当时并不想习惯那样的生活。”经济缓冲可以给克里斯蒂娜安全感，如果她愿意她可以选择薪水较低的工作，因此，她开始设法存钱。举个例子，克里斯蒂娜居住的曼哈顿区是美国的最高消费地区之一，但她只租了一间小公寓，每月房租是1350 美元。她极力避免增加贷款，同时通过各种创造性的方式降低生活成本，比如她会在约会或者参加派对的时候蹭饭吃。

克里斯蒂娜首先集中精力积极处理学生贷款问题。费城联邦储蓄银行研究显示，当潜在的企业家为贷款所累时，他们便缺少储备资金来开办企业。在一个邮区内，学生贷款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拥有1～5位员工的初创企业数量就会降低25%。放到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贷款真的可以成为手铐。毕业后，克里斯蒂娜拼命偿还贷款。她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把签约奖金用于旅行或是购置公寓家具，而是还了一大笔贷款。两年后，她与别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服饰公司，闯劲儿更足了。在公司正式成立之前，连着4个月，她每月还款额是最低月还款额的3～4倍。

克里斯蒂娜一直在努力工作，先当顾问，后又创业，她为什么选择了这种还款方式呢？在克里斯蒂娜的成本意识、偿还贷款和积极储蓄之间，她MBA毕业后的工资与读学位之前相比并无多大变化，她还是靠着同样的工资生活，但她得到了未来的自由。每走一步，克里斯蒂娜都会问自己：现在花钱能让生活更舒适，但以后会受到更大的约束，值得吗？

瑞安·布罗伊尔斯的工资比克里斯蒂娜高了许多，但他也担忧未来的种种束缚，因此选择了类似的路径。布罗伊尔斯是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一名球员，他拒绝像其他球员那样过奢侈的生活，强迫自己每年靠6万美元过活，尽管他的年收入是60万美元。此举动机何在？他所看到的数据显示，NFL球员的职业生涯是十分短暂的，个人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事实，只要再受一次伤，他就得退役。最有效的动机通常是从痛苦中得到的第一手教训，就像布罗伊尔斯从过去的伤痛中学到的那样。通过运用研究球员职业生涯长度的数据，间接获得经验并强化动机，就没那么痛苦了。

在薪水与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这样磨炼自己。但与克里斯蒂娜和布罗伊尔斯一样的杰出创业者能够顶住社会压力，即便经济条件允许也不买豪宅，而是选择租房，或者购买低调的住宅。他们每月自动把钱汇入储蓄账户，践行节俭理念。有了低个人烧钱率省下的资金，创业者就能让自己创办的公司多运营一天（或一年），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信心，相信即便公司发展的时间多一倍，开销翻一番，他们也不必为钱所困。

越早采取这类措施越好。一开始就规避手铐是比较容易的，等到手铐渐紧再尝试挣脱则会困难许多。（如果卡罗琳先强制自己每月存钱，之后再去买房，那就好了！）即便你对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并无明确规划，但无论是想要在低薪行业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还是重返校园深造，你也需要采取同样的关键步骤来限制消费和减少贷款。

解开精神手铐

金钱手铐固然牢固，但精神手铐可能更难挣脱。如果你预期的改变包括搬家，比如你可能会远离朋友和家人，或者失去宗教机构或民间机构的社会支持，这意味着你必须自力更生，那你可能就要面对失去社会地位或者管理岗位的结局，也可能会因为每天无所适从而心存不安。你可能会面临新的环境，在这里已有的专业技能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或者你可能会缺少潜在的企业合伙人或供应商等有利的行业资源。而回到家中，你可能又要应付配偶或家人的反对意见。

企业家每天都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安德烈娅是一个年轻的丹佛女孩，她热爱滑雪，亲近家人，她的工作是一名电脑程序员。后来，她在移动广告领域有了一个非常棒的创业想法并想投身其中，但她担心可能需要辞职来全职创业。她也想搬到硅谷这个创业枢纽，以获得资金和人才。然而，考虑到转变太大，安德烈娅犹豫了。她告诉我的研究助手：“现在亲人都在我身边，搬家会让我远离他们。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读书，在丹佛工作，并且在过去的10年里建立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不错，但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想在别处重新开始，要放弃的好像太多了。”

当我们评估潜在的飞跃时，我们通常只关注在做出改变时失去的东西，比如薪水降低、声望降低、职位降低，诸如此类。你至少应该同等重视得失，也应该后退一步，反思一下现实——你看到的损失可能仅仅是感觉上的，问问自己那些损失是否真实存在。比如，你目前雇主的名声是否会妨碍自己跳槽到小公司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我自己就曾备受这个问题束缚。我在哈佛商学院工作了将近20年，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到别的学校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就在这时，我犹豫了。我认识的许多同事都被哈佛大学的手铐束缚着，难以挣脱。我从自己的课程和研究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甚至还为这本书的写作做了计划，这些都有利于我看清这副手铐并设想改变。即便如此，我仍然发现自己需要逐步转变身份和思维模式，以便认真考虑别的选择。

比如，我曾寻求机会在别的大学教书，在正式离开哈佛大学前，我曾到三所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提前一年离开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停用了自己喜爱的简洁邮箱“[email protected]”，尽可能不再参加教职员会议。即便像换电子邮件签名这样的小事都能帮助我挣脱手铐、转变身份，我不再强调自己是哈佛大学的老师，而是强调自己曾在多所学校担任客座教授。

我也减少对其他院校商学院排名的关注，更加看重我在新学校的影响力。我不再是哈佛商学院200位全职教授中的一员，而是全美第一所创业中心的主任，我成为一群工程学教授里第一位负责编写全新创业课程的商学院研究员。我学会了欣赏更具创新精神与合作精神的文化，走出了自己习以为常的封闭文化。

还有一点很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邀请我到一家大型创业集团做演讲，报酬颇丰。我一直以为，别人之所以对我的讲座有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和哈佛大学有联系。我知道说出实情会让我失去这次机会，但我想让对方充分了解情况，于是我回复说自己即将离开哈佛大学，建议他们请我昔日的同事来做演讲。他们回复：“不论您所属何处，我们仍然想让您来做演讲。”他们的回复终于帮我认清自己不再需要依附哈佛大学，也许自己当初高估了哈佛大学的力量。在校内和校外人士看来，哈佛大学是代表学术的完美典范，但细想后便会发现我更适合别处。

挣脱完美的手铐

人生来讨厌变化，这会让我们推迟所有不完美的改变。对于不完美的方案，我们不为所动，但会希望真的碰到完美的情况，因此被手铐缚住手脚。例如，很多人只有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健身。我也不例外，我喜欢40分钟的动感单车训练，这比在波士顿的暴风雪中慢跑好得多，还能确保我每天至少有40分钟的读书时间。但要是只有30分钟的空闲时间，我就可能会产生逃避锻炼的念头！然而，即使是三分钟的强烈间歇性运动也能大大改善你的健康状况。做点儿运动总比不做运动好，但追求完美的手铐常常让我们什么也不做。

追求完美是一种阻碍我们完成项目的态度。我的一名学生写道，他最大的“失败恐惧症”就是害怕无法完成任务，因此经常不敢着手做事，害怕投入的时间不够，无法取得成果。

不要提前给自己下定论并谴责自己，不要因为担忧而不敢尝试，就像我那个有“失败恐惧症”的学生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和简·里夫金的谈话，他是哈佛商学院最杰出的教师之一，对教学设计有着深刻思考。他当时刚接手哈佛商学院的核心策略课程，这门课的情况一直都不好。当我和他探讨应该如何把课上好时，他指了指自己写在白板上的一句摘自《父执伦理》的话：“拉比塔尔丰说，‘完成这项任务不是你的义务，但你也能自由地放弃它’。”我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在他的白板上写下这句话，提醒自己对于完成任务的顾虑不应阻止他开始行动。想要为漫长而艰苦的比赛做好心理准备，有时你最好只关注赛跑的第一圈或者攀岩的第一座高峰，而不是想象遥远的终点线，进而畏惧开始。

本文摘编自《创变思维——用创业者逻辑应对人生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