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年了，这种阖家团圆、亲友相聚的场合，往往也是大型“面子工程”的建设现场，从穿什么衣服、带什么礼品，到饭桌上应该怎么说话、怎么敬酒，都围绕着“面子”展开，令人苦恼。为什么许多人那么“好面子”？“面子”代表着什么？今天的文章，传播学教授刘海龙将从相关的理论入手，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位美国的传教士，叫亚瑟·史密斯，中文名叫明恩溥，在189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气质》，开篇的第一章就叫作“面子”。书里讲到，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也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如果在复杂生活中适当地做出戏剧化的举动，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明恩溥认为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但面子是什么呢？在传播学与人际传播的研究中，面子属于印象管理，在互动中形成的印象，就是俗称的面子。“好面子”这个看法在明恩溥提出来之后，也影响到了20世纪初的很多中国学者。比如鲁迅就非常推崇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他也讲中国人喜欢做戏。他讲过一个新闻，说有家人办丧事，结果白孝衣不够，有一些来参加丧事的人觉得自己没有白孝衣穿，没有面子，于是就打了起来。林语堂在《吾国吾民》这本书里，也将面子、命运和人情作为统治中国人的三女神中的一个。他说“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它抽象，不可捉摸，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不同文化中的人都在进行角色表演，面子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于是，他就把中国人的面子引进了他的社会分析中，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概念，也就是开篇提到的，他将面子定义为在互动中形成的印象。戈夫曼认为面子是个人为自己争取的一种有效的且肯定的社会评价。面子是公共的自我形象，是一种自我表演，我们通过自我形象建构来影响或者管理他人如何看待我们，而理想化自我呈现的结果或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获得面子。面子被他人认可，我们就会感觉良好；面子被质疑，我们就会感觉尴尬和难堪。但是面子是在互动中获得的，只考虑自己的面子还不够，让别人有面子，最终才能双赢。所以戈夫曼提出“面子是一种表达性的仪式”，就隐含了面子的互惠性。人人都爱护和在意自己的面子，但如果我们不维护他人的面子，就不能期待他人也能维护我们的面子。这种面子的互惠性深深扎根于人类社会，看到别人丢面子而无动于衷，会被认为是冷漠的；反过来说，毫不在乎自己丢面子的人，也会被认为是无耻的。这种对于面子的感知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含义，但是面子的互惠性却通用于各种文化和各种社会形态中。如果在交往中发生意外，“有面子”的正常状态也会被破坏，这时互动就会变得尴尬或者偏离正常轨道，就会出现“没面子”或“丢面子”。戈夫曼描述了两种没面子的情况。第一种是某种信息或者行为破坏了某人正在树立的形象，这个人这个时候就处于没面子的状况。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知名科学家在线参加会议时没关摄像头，突然被旁边一位青年女子亲吻，这种意外流露的信息，就会让这位科学家处于没面子的状态。第二种没面子的情况，是在某种特定的互动语境中，某人无法达到别人期待或要求的形象。例如小朋友在过生日的时候，期待长辈能够送一个他们喜欢的礼物，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要求，或者长辈送了一个过去送过的礼物，小朋友失望和不买账的反应就会让大人觉得很没面子。因此，从这两种没面子的情况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既然戈夫曼是把互动与面子看成是人们之间进行的表达性仪式，那么他关注的就不是个体或心理，而是人们交流中呈现的行为规则，他把它们称之为“句法”，也就是一种面子的语法。为何面子还有语法呢？因为传播由人们互动时的一系列有序信息构成，只有当这些信息按照一种协调的、符合规则的交换模式展开时，作为一种行为的传播才能够发生。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时，互动者完成了他们的表演，才能够维护他们的面子。而当丢面子的情况发生时，人们往往还会采用“面子功夫（facework）”去维护、修复自己或他人的面子。比如，有人会采用自嘲的方式化解尴尬，也有人会采取其他更复杂的方式来恢复面子，例如解释、道歉、回避甚至进攻性行为。总的来说，面子功夫可以分成两种，一是预防性的，二是纠正性的。预防性的面子功夫，指的是为自己或者他人可能丢面子的行为，而提前做出预防性措施，比如尽量不在公开场合发言，或者发言时先说“我说的可能不对，但是……”。我们有时会在批评对方之前先照顾对方的面子，比如先说一些正面的评价，例如“我知道你很努力，但是……”，这也是一种预防性的面子功夫。如果当面子破坏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互动顺序已经处于一种“仪式失衡”的状态时，就要用到纠正性的面子功夫。它指在丢面子之后所采取的恢复面子的行为，比如迟到之后的道歉或者解释，或是在他人做出了丢面子的行为之后，我们接受对方的道歉或者解释。社会语言学家布朗（ Penelope Brown ）和莱文森（Stephen Levinson），在戈夫曼面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他们主要探讨的是在具体的表达中，如何保存对方的面子。他们认为面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公开性。面子是在行动中能够被观察到的形象，而不是存在于思想中的形象。二是社会性。你自己扮演的形象是否成功，取决于他人是否能够与你建立起一致的理解。三是面子是争取来的。人们在特定互动中采取的行为可以使面子关系保全或者维持。虽然面子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但面子也分“积极的面子”和“消极的面子”。“积极的面子”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形象得到了互动中其他人的接受与赞同。“消极的面子”则与我们形象的权利和尊敬有关，比如为了不让别人没面子，尽量不讲一些让他可能丢面子的话。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布朗和莱文森建议采取一些不同的策略来维护不同的面子。其中有一些会让对方丢面子，有一些则会保全对方的面子。比如当我们在工作中面对朋友提出的一个很糟糕的策划方案时，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最直接的是：“你这个方案根本不可行，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方案失败了。”显然，这样的表达会伤对方的自尊，会令TA丢面子。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表达：“我知道你在这个策划案上花了很多心思，不过你第一次做，难免对之前的一般做法不太了解，我正好之前做过类似的方案，不如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你可以先看看我以前的。”这种表达也比较直接，但是相对于第一种表达，就具有了“积极的面子补偿”，强调了我们俩之间的相似性和合作性，通过团结策略弥补了对方的面子。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虽然我对你做的这个项目了解也不多，但是感觉你的策划可能缺点什么，之前公司里做过一个类似的活动，你可以参考一下。当然，那个项目和你的还是有些不同，面对的商业环境也不一样。你可以看看，然后自己决定是不是要进一步修改完善。”这种表达策略也直接否定了这个策划案，但是它是通过表示尊敬来减轻对面子的威胁，是一种“消极的面子补偿”。与“积极的面子补偿”相比，消极策略是顺从性的，弱化了强迫的色彩，不是让对方一定要做什么，并且谨慎地保持了某种距离。但还可以再换一种间接的表达：“你知道吗，之前我们部门的XX人做过一个类似的策划，非常成功。”这个表达策略不是直接提供建议，也不是对对方的做法作出评价，而是间接地讲了一个故事，暗示可能对方的方案不太好，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这可以称之为“非正式的策略”，它没有明确表示说话人的动机，从而保全了双方的面子。当然，另外还有一种策略就是什么也不说，转移话题。我们可能认为，不论采取什么策略，否定对方的策划都可能威胁对方的面子，这个时候采取“回避策略”就是最佳选择。比如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做了菜给你吃，很难吃，问你味道怎么样，这个时候作什么评价都很危险，只要闷头吃就可以了。当然，使用什么样的策略，都还会受到其他条件影响。比如两个人之间权力不对等，一个人可以把TA的计划加强对方，像是上级对下级，这个时候用直接策略就会比较多，TA可以不顾你的面子，直接批评你；还有一个条件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亲密度、相似度，一般来说，距离越近，越会采用留面子的策略。还有一个是话题的级别，人们对于不同的话题敏感度不一样，有些话题涉及的面子威胁比较大，有的则比较小。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构成了某个情境中面子威胁的份量。一般来说，面子威胁份量越大，就越容易采用非正式策略和回避策略，面子威胁分量小的时候，就会选择直接的策略。我们上面谈的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关于面子的研究。比起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西方社会科学的优势在于，他们会把一个模糊的概念作清晰的界定，比如戈夫曼的面子理论和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都是把面子明确定义为个人的形象。但是概念经过跨文化旅行，一般都会打些折扣。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在前面这些理论中，看到的都是从个体角度的论述，但是中国人说的面子，显然在社会文化与人情层面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就像写《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许烺光说的，中国人的面子有家庭背景，它是情境中心的，具有依赖性，而美国人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亲属群体依赖感和光宗耀祖的追求，是中国人不同于美国和印度人的重要特征。还有一位美国华裔人类学家胡先缙，她比戈夫曼还早，就论述了中国的“面子”概念。她还敏锐地观察到，中国语言除了“面子”外，还有一个西方学术界比较陌生的“脸”的概念。“脸”这个概念和“面子”在英文里都被翻译成“face”，但是胡先缙认为这两者是有差异的。她认为“脸”是有道德含义的，比如我们说“丢脸”，就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之行为的责难；有时候我们也说“丢人”，显然这是人格的丧失，丢脸、丢人要比丢面子要严重得多。“丢面子”只是表示自我无法出人头地并获得声望而已，我们要是说对方“不要脸”，这是相当严重的道德指责了。因此，“脸”在中国文化里，不但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力量。而且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至上的特点，个人的丢脸还会损害家族和集体的名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这样做是给某某人丢脸”。比如中国的家长、甚至老师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如果没出息，就会丢他们的脸。还比如前几年有北大的毕业生去卖猪肉，就会有人认为这是“丢了北大的脸”。不过，另一位中国社会学者翟学伟却不同意胡先缙的看法，他认为“脸”与“面子”的区别并不是是否具有道德评价的区别，而是“脸”更重形象，“面子”重交往。“脸”和个体的行为关系较大，它集中体现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而“面子”和社会互动关系较大，它所偏向的是互动的双方所处的关系状况。所以中国有一句民谚：脸是自己挣的，面子是别人给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系统中，个人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具有“脸”的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他和他人关系的建立和获得“面子”资源的多寡。因此在西方，“脸”与“面”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是重视关系的社会，所以才在“面子”和“脸”上出现了分化。可以说，“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管理后所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社会圈人的心目中所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叫作心理地位。这个是翟学伟的看法。这样来看，“脸”其实更接近戈夫曼等西方学者所说的个人塑造的形象，而“面子”则涉及互动与他人对我们的承认。既然面子是他人给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一个交换和互惠互利的问题。因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要给别人留面子，自己才有面子，这就会涉及到中国人说的人情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社会交换。*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第37讲，内容经编辑整理，完整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配图：《过年》《狗十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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