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历史上五次著名的人口红利期

2022-05-29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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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征程中，有过几次著名的人口红利期，成就了历史上五次著名的治世或盛世时代。

2021年5月11日，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2020年，全国人口达到14.1178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继续存在，人才红利逐步显现。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随后，二胎三胎政策相继放开。

古代打春图

其实，在我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征程中，有过几次著名的人口红利期，成就了历史上五次著名的治世或盛世时代。

汉初恢复生产和鼓励人口增殖的措施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见于历史文献最早并较有准确户口统计数字的朝代，《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据。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到了西汉初年，人口骤减，经济萧条。据《汉书》记载：此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有专家推算，加上战乱中大量逃亡脱籍人数估算在内，则汉初人口估计仅在1800万。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奖励生育的政策。首先，解兵归农，免其徭役，对有功之臣予以奖励，七等爵公（大夫）以上的封给食邑；以下的按照军爵等级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田宅；军吏士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给与土地使其成为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招抚流亡，释放奴婢，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以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增加了国家征收赋役的对象。再就是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汉书.食货志》载，“天下既定......上（汉高祖）于是约法者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大大减轻了自耕农与地主的负担。

在人口和户籍管理上，首先推行早婚，奖励生育。汉高祖七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免除生子户主2年的徭役；惠帝六年（前189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岁不嫁，五算。”就是对晚婚者加税5倍。政府还对户口是否增加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南阳太守邵信臣就因“户口倍增”而得到提拔重用。汉初恢复生产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大见成效，“蓄积岁增，户口浸息”。从公元前206年至前134年的72年间，总人口约增加了1倍多，从汉初的1800万增至3700万人。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唐代开元盛世与人口的鼎盛

唐玄宗在位的44年间（712-756），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即位之初，他先后任命有才干的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革新吏治，裁汰冗官；改革食封制度，抑制贵族势力。朝廷颁布《整饬吏治诏》，以严格的考核作为黜陟的依据，做到“任人唯贤”，“赏罪严明”。又大力裁减冗官，“大革奸滥，十去其九”，停废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精简庞大的官僚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唐代原实行食封制，封家（贵族）直接向封户征收租调，封户受尽奴役及高利贷等盘剥，玄宗下令改革：封家的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送于京师，让封家到京领取，以此抑制食封贵族的势力，减轻封户的负担。

其次，劝课农桑，减轻赋役；兴修水利、广立屯田。据《唐大诏令集》载，要求“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农桑之时，不得妨夺”，力求“农者归陇亩，蚕者勤纺绩”，“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以此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玄宗在位期间，共兴建56项农田水利工程，著名的有晋阳文水县所开甘泉、荡沙、千亩等渠，灌田数十万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检田括户，抑制豪强。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全国核田劝农使，下设10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赴各地检查黑田及豪强荫庇的客户，将没收检括的土地按均田制分配给无地的客户，并使一律就地入籍，免去6年租庸调（只缴户税）。这一举措，全国就增加80余万户，国家财政每年增加数百万的收入。唐玄宗还裁汰僧尼，禁造佛寺。开元二年他下诏裁汰天下僧尼，还俗者12000人。同年八月，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和抄写佛经，抑制佛教势力。为社会增加了有效地劳动力供给，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唐长安人口图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革新，开元年间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生产快速发展，出现了“家给户足……海内晏然”的“开元盛世”时代。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还下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男女结婚年龄比太宗时分别提前5年及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法定适婚年龄的最低起点），从而起到了促进人口繁衍的作用。至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达到唐朝官方户口统计数字的最高值：8914709户，52919309口。

宋初人口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与分裂割据，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统一后，北方土地大量荒芜。京城开封周围23州，幅员几千里，土地垦种者“十才二三”。南方诸路，虽遭受战争破坏较少，但是由于封建剥削苛重，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江浙等各路，也仍普遍存在土地荒芜、农民流亡的现象。

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采取了以下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奖励垦荒。宋初屡次发布有关垦辟农田的诏令。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二月诏：“东畿近年以来，蝗旱相继，流民甚众，旷土颇多......宜令本府设法招诱，并令复业，只计每岁所垦田亩桑枣输税，至五年复旧，旧所逋欠，悉从免除。限诏到百日，许令归复，违者桑土许他人承佃为永业，岁输税调亦如复业之制.......”宋初规定地方官吏“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由于对新垦土地暂不加税并承认其永业权，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个体小农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

清明上河图中的人口流动

轻徭薄赋。，太祖在位期间，注意不滥征民力，使农民耕作时间较有保证，并革除五代时的苛征暴敛。据《文献通考》载，乾德四年诏：“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蠲除之”，开宝四年（971年）诏：南汉“无名赋敛，咸蠲除之”。太宗时均两浙杂税，改吴越“亩税三斗”为“亩税一斗”，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兴修水利。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王朝建立后，立即着手修建疏通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漕运四渠（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达到了交通和灌溉并用的效果。

古代劳作

推广优良品种。北宋的统一，为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宋政府首先提倡在江北广种粳稻。太宗淳化四年，雄州知州何承矩将水稻引到河北地区屯种。北方的麦、豆、粟等农作物也逐渐在南方山区播种，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养生息，宋初人口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而迅速上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全国有6864160户，14278040口。天禧四年（1020年）有户9716716，口22717272。十七年间，户与口分别增长了41.6%和59.1%，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7%和27.7%，速度可谓惊人。出现了真宗朝“咸平之治”的盛世时代。这一切，为两宋近三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永乐元年在籍户口达到明代官方统计最高峰

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朱元璋深知“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的道理，经常告诫臣下：“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安养生息”。大明建立后，他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并使政府控制的人口迅速增加。

一是大批奴婢放良。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令：“囊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者，即日放还，复为民”。并由朝廷赎还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八月，河南开封等府收赎“民间典卖男女凡二百七十四口，计钞一千九百六十余锭”；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违者，依律论罪，仍没其家人口。”当时闽、广地区豪户常将贫民子弟“阉割役使，名曰火者”，明太祖就发布禁令，对重犯则“阉罪抵之，没官为奴”。由于大批奴婢的放良，而获得民籍，使在籍人数大为增加。

二是鼓励农民垦荒。明政权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即认识到“今军务实殷，用度之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将“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为开垦中原荒地，特设“司农司”专司其事。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令：“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租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种，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又下令：“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由此，使大批流散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的编户，自耕农的数量大为增加。

三是大力推行屯田。朱元璋诏令流亡者、人多地少的农民和“杂犯以下及官犯私罪者”到“田多未辟，地有遗利”的地区屯种。为了相对减轻农民负担、减少粮食运输的困难，又实行了军屯。洪武三年，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问题，又实行商屯。商屯初行于陕西省北部，后边疆各行省相继效法，得以盛行。推行屯垦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进一步扩大了耕地面积，也就增加了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人数。

四是奖励农桑，兴修水利。明政府规定，有司考课官吏，必书农桑治绩，同时大力发展桑、麻、木棉等农业经济作物，规定棉布等纺织物可替代粮食输官。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大量荒田隙地得到充分利用，并增强了男耕女织的小自耕农自身的生存能力，有利于人口的增殖。此外设立田司专掌水利。据《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全国共缮治塘堰凡四万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〇四十八处。

五是减轻人民赋役负担。明初实行“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的赋役制度。以赋言，江南地区为财赋所出，税率较高。其他地区一般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徭役按照田地多少而定，并在田赋征收和编排力役上，注意到不误农时。正因为这样，明代初期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也很快，据《明成祖实录》卷二十六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重订户籍黄册时统计，全国户数达到11415829户，人口数达到66598337口。也就出现了著名的“永乐盛世”时代。

清代乾隆朝人口大幅度增长

满清立国初期，同样面临着地荒丁亡、财尽民穷、社会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局面，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清政府也毫无例外地实行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实行轻徭薄赋。建国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即下令：“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进行蠲免。”后又明确规定：“派征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年间加增进行蠲免。”以上取消的“三饷”和额外加派以及蠲免赋额的措施，对于“苦于征纳已久”的劳动人民，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召集流民垦荒。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首先将山东“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无力者，官给牛种，三年起科。”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又下令：“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堪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之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成。”

下令停止圈地。针对满清利益集团圈地成风的实际，清政府为缓和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于顺治四年（1647年）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八年（1651年）又下令：“将前圈地，尽数退还原主。”十年（1653年）后再次重申：“以后仍尊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

革除宗室及乡宦监生名色。据《清世祖实录》载，清政府在未及编审户口之前，即于顺治三年（1646年）命令各省：“前朝宗禄田钱粮与民一体起科，造册报部。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犯法者与小民一体治罪，仍令各安故土，不必散处。”在取消宗室名籍的同时，又命令除已被清政府录用者外，原明“乡宦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起均当。朦胧冒免者，治以重罪。”前明宗室名色的革除，使大量明时另立名籍的宗室人口悉入州县版籍。一些乡绅的政治经济特权被取消，也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

严令人丁编审，改革赋役制度。据《大清会典事例》载，清政府针对当时流民遍野和户籍脱漏的严重情况，严令人丁编审，规定各级官员凡“审增人丁者”，给与奖励，“隐匿不报”或“不照限题报者”，均应依律治罪。

实行更名田；调整垦荒政策。规定凡垦荒起科年限放宽到10年，还对垦荒的农民给予必要的耕牛和资金等资助；制止增租夺佃，统一计量工具，避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额勒索；蠲免灾害时的赋税；开放海外贸易，鼓励工商业发展，这些措施的进一步实施，再经过乾隆时代的大发展，一改清初的萧条景象，出现了人康物阜、繁荣富庶的局面。这就是著名的“康乾盛世”时代。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达到14341万人；其后，又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五十五年（1790年）又先后突破2亿及3亿大关，达到了31328万人。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九年的53年间，中国人口净增16987万人，每年净增加320万左右，打破了以往各个朝代的增长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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