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对谈贾康：企业界需要更多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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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吴老师连麦贾康老师（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做了一场题为《再来一次四万亿可行吗？》的直播。

直播从上周经济圈热议的“万人大会”聊起，聊到了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会更趋于宽松，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走出“买涨”的行情，人民币汇率走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尽管下半年宏观经济很难，但他们都对中国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确确实实有客观的成长性。

对企业而言，当下要更多地争取吃下定心丸，来形成长期行为，奉行长期主义。

本文为对谈内容精编，有删节，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吴晓波：5月25日的“万人大会”，贾康老师看完后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条？

贾康：我觉得这体现的是总理“刻不容缓稳大盘”的决心，同时是有非常务实的指导精神。前段时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6方面33项措施，现在又要加上新的若干条具体举措。

我按照做研究的习惯，主要看政策组合，通盘统筹。现在应该是超乎寻常的力度了，还不排除后续再加码。我估计到二季度还有一个重要抉择，如何将全年目标做动态的优化认识，以及如何把握相关要领。

吴晓波：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会相对宽松？

贾康：从会议内容含的政策导向看，现在有必要积极运用政策箱里边的可用工具，那么货币政策箱里的可用工具显然是有的。这意味着接下来会给整个经济升温，让流动性充裕起来。

吴晓波：如果下半年实行较激进的货币政策，假定我的银行账户里有100万现金，如何做选择？是股会涨还是债会涨？

贾康：整个经济态势在流动性更充裕时会往上走，理财和投资的机会将多一些。一般来说，股和债都是直接融资，其中都有机会。但中国的结构问题较复杂，这么多年股市都是“牛短熊长”，说明基本面始终没有很好筑底支撑。

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债券，是仅次于“金边债券”（国债）的“银边债券”，一般而言风险较低，但回报率也不太高，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些至少在某种偏好上是可选的。

吴晓波：前不久，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经济学家们产生了分歧，一批认为应从投资切进去救经济，另一批认为应从消费切进去，贾老师认为呢

贾康：我的观点一直非常鲜明，而且我认为中央已经明确了：有效投资是关键。从经济学原理上也能说得很清楚，整个经济生活是供需对接，老百姓需求的满足，直观看是消费，但始发环节是有效投资，形成有效的产能，才能提供有效供给用于消费。

我不同意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抓住消费，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关键是，首先形成有效投资，带出就业机会，带来老百姓收入增长，配上社会保障等，让老百姓有了钱还敢花钱，才有后续消费潜力的不断形成和可持续释放。

若把始发环节的投资忽略了，消费很快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且现阶段中央也说得很清楚，抓住有效投资的关键，还要安排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

吴晓波：回看1998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仔细想当时有两个消费点让整盘棋彻底火起来：一个是国内消费点，一个是国际消费点。

国内消费点是商品房改革，允许老百姓买商品房，随之土地价格上涨，地方政府拿钱扩大城市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老百姓购房消费需求释放，带动或共生了整个投资的可能性，这是国内消费的增长。国际方面，是国外对Made in China的需求，使我们的制造业产能得到释放。

今天国内国外的有效需求存在吗？如果不存在，大量的钱投下去，第一时间拿到钱的是央企、国企，而且已经有32万亿的地方债了，再这么发下去，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贾康：1998年的切入点，还是应当看到首先是抓有效投资，经过一系列的中项，最后落到老百姓身上形成有效需求，老百姓的需求满足又以花钱消费的形式，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正面效应。

包括你说的国际社会对Made in China的需求，也得有前期的有效投资，才能形成产能，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在动态往前滚，是有效投资带出的一些中项，一直推到最终消费。

过去的经验是，基本建设投资的约40%，马上变为当期的工资等发放，接着很快变成当期消费。比如，国企拿到项目，获得收入，国企员工取得工资，跑到街上买煎饼果子，间接让个体户受益，这会产生一个连锁的乘数效应。

老百姓消费的同时，还要有医疗、住房、教育等基本社保的配套，才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敢把当期可花的钱花出去，适当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吴晓波：这几天，有一位县级市的副市长联系我，他说现在很多地方干部的工资都未必能按时发放，接下来如果发大量的地方专项债，地方商业银行能给的新单大量给，他担心这一锅子下去该怎么办，贾老师你觉得扛得住吗？

贾康：所以一定要抓投资的有效性，政府的钱不能一个钱顶一个钱用，而是一个钱顶几个钱用才行：发展得跟改革结合好，政府得革自己的命。

继续发地方专项债的大前提是，一定要下决心，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否则这位地方政府干部担心的不良结果就会出现。

唯有投资真的有效，产能才会源源不断形成，紧跟着的是滚雪球的效应。如果伴随着每年GDP的上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只升不降，那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到这时，借新债还旧债的基本循环成为可持续，就不用再担心地方政府举债过多的问题了。

吴晓波：今年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2.7%。这段时间发生了两件事：1.全国各地放松了调控政策；2.房地产税暂缓执行。贾老师怎么看当下的房地产政策？

贾康：当前调控政策放松是合乎逻辑的。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给出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发展的硬道理，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现阶段，房地产肯定是支柱产业之一。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房地产领域的合成谬误，是之前各管理部门都按照一个取向——“从严从紧、防范风险”，包括“三道红线”政策后，各部门愿表现火线立功，看似很有政绩。

韩文秀副主任不客气地说：看起来都很有道理，合成的却是宏观上的负面效应，这叫“合成谬误”。

所以要纠偏，紧跟着就是政策上的暖风频吹。包括各地政府放松调控政策，以及以更宽松的贷款配套政策。包括春节前，发改委首提促进房地产交易，这是过去多年没出现过的态度。

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现阶段房地产还需要消化前期矛盾积累的困难，一季度指标不好，二季度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一旦疫情能得到控制，三、四季度房地产市场大概率会回暖。当前房地产市场是冰火两重天的分化格局，当前主导的是冰的这一端需要得到救治。并且，老百姓的心态一直都是“买涨不买跌”，面上的态势，还有待“心理预期”转过临界点。

目前成交尚未活跃，大家仍在观望。等到少数地方活跃起来，有人带着头买起来，到了某个临界点，大家就会跟上来，这时候“买涨”会成为主潮流，借鉴过去的经验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当然，这一轮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如何打造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不能再延续过去几轮的“治标不治本”，得啃改革这块硬骨头，改革到了深水区，确实很难。

综合看，过热不行，过冷也不行，如何走得稳定和健康是真问题。

吴晓波：贾老师一直以来对房地产税特别有研究，你来说说，房地产税要实行，中央和地方会如何分配，实行房地产税对一个城市房价的波动影响有多大？

贾康：房地产税概念很大，晓波强调的实际上是狭义房地产税，即中国居民住房保有环节税收从无到有，属于地方税种，这也是上海、重庆两地试点房地产税改革的实质内容。

中国从一开始建框架时就得明确，不能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征收模式。美国是以产权清晰为前提，只要有房子就得交税，但中国得实行部分免税，具体就看怎么设计，因此试点非常有必要。

包括上海、重庆的本土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今后立法中，要特别注意本土经验对立法的支持。

吴晓波：如果参照重庆模式，即便能普及，地方政府能拿到的房地产税部分，也不足以弥补之前从卖地上获得的收入。

贾康：它得有个渐进的过程。卖地收入是难以为继的，是短期行为为特征的。

实际上，广义的土地财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模式，收入来源是更多依靠年复一年可预期的房地产税收入，从居民房产保有环节中获得的地方大宗税收收入。

当然，这种模式在中国是远景，我们要慢慢靠近。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会由于注重这一税基的重评机制而切实转变职能，优化本地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进而将辖区内的税基像发面一样发起来，这也就变成了地方政府财源建设的一个内洽机制。

吴晓波：贾老师说的这个理想状态，得用多少年才能完成？20年够吗？

贾康：咱们说得乐观一点，至少要覆盖未来的15年—20年，先将它建立框架。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还处在高速发展期，至少还有15年的时段。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特别要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目前才45%。换句话说，14亿人中的大多数还未取得市民身份。

未来一二十年，如果将45%的比例提至50%看作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参照国际经验70%左右的变化节点，未达70%的这个期间都将是高速发展期。

这期间，不断有社会成员从农村进城，他们要住有所居，而原来的城里人还有改善需求。这些需求合在一起一定要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将矛盾处理得缓和一点，让老百姓尽可能顺利和满意地住有所居。

而房地产税推出后，他们将面临一个更加沉稳的市场，这是房地产税的正面效应。原来没有这种持有环节的成本，炒房的人就无所顾忌，房价动不动就泡沫化，而泡沫化带来的就是大起以后跟着的大落，因为会逼得政府必须出手，用行政手段用行政手段为主硬把它往下压。

迄今为止打压形成了几轮过山车了。而如果有房地产税这样一个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房地产市场就会表现得沉稳得多。

肆无忌惮的炒作首先被遏制，随后未来购房的人，更多地会实惠地考虑中小户型，这样就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大家过日子满足基本的美好生活需要，会更多地考虑自己中意的地段、楼层朝向，各种偏好都更加讲究，但许多人的选择不再是大户型了。

这样一来，就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和不动产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可以减少空置房。有些人看明白了，说手里拿着一套房子，是给自己买一个社会性质的养老保险，意思是养老的时候，房子卖出去只会赚不会赔，可以持有。

但原来持有房子的时候，空置的状态对自己无关痛痒，如今有了房地产税，要对冲这个税负，会有不少人选择租出去。

这样一来，社会上一分钱新的投入没有，会再出来一大块有效供给，这都是资源配置优化。总之，好处是多方面的。

贾康：我的观点是首先考虑消费券。如果要发现金，要把它变成跟现金对应的、对低中收入人群的实物，而不是可用的钱（钞票）。

2020年中国普遍的地方消费券是中国特色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拨出一些钱来给商家促销，消费者拿到的消费券是有优惠的。

促销以后的效果是商家可以活下来，老百姓一部分支付能力可以兑现，经济景气有所维持和提升。而政府在这些企业活下来以后，它可以取得流转税。

这对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等于是政府预支了一部分流转税。老百姓消费上面得到了一定的引导和刺激，商家和企业能活下来，政府有后续的政绩，能够对冲现在垫付资金的收入，那就是共赢了。

国际上的消费券，有些对应的是多少多少钱，跟发现金差不多，但这个模式拿到14 亿人的中国来，咱们第一是花不起，第二不符合我们讲的政策讲绩效、要区别对待的原则。

如果限定为只对低中收入人群发钱，那么主要涉及管理的难点：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标准是月收入2000元以内的人群，刚好有个人月收入是2001块钱，那就很尴尬了，非常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结，确实不好掌握。

我的建议是可以借鉴美国的一种称作coupon的只能用于食品消费的券。

一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对于低中收入阶层的认定，划界限就是依据政府掌握的信息，不敢说那么精确，但八九不离十，低到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家庭，就可以从政府领到这个券。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发现金“推平头”，政府得给所有人都发；如果只给低收入者发，一部分人拿到现金以后，也可能被人骗跑了，或者酒瘾上来喝酒喝掉了，或者赌博赌输了……

针对这些问题，客观地讲，管理者也特别愿意避免其发生。因此，类似coupon这个券只能换食品这种形式，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这些扭曲。

当然不得不防的是，中国过去凡是有这种券，都有黄牛市场来倒卖它，这就比较麻烦。

因此，我认为眼下救急首先要借鉴2020年经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要发这种促销的消费券。有必要的话，可以考虑发这种食品配给券来扶助低中收入人群。

吴晓波：贾老师的意思首先是要把那些小微业主，通过发券的方式把它的生意激活；同时围绕现在的低保人口4000万，则通过发实物的方式，或者补偿的方式，保证他们有饭吃。

吴晓波：美联储今年以来进入到一个加息的状态。我看外电在说，目前已经加息了两次，这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美元兑人民币从6.3到了6.729。

整体就是美联储在升息，我们的货币在下半年会更加宽松。在这个背景下，汇率下半年你认为会出现什么情况？

贾康：从现在的态势来看，人民币兑美元还可能在贬值走弱这个轨道上走一段。但是美国也有它的一些问题，就是美国一季度GDP环比是-1.4%。所以市场上也担心美国会出现滞胀。虽然美联储现在非常坚定地还是在加息的轨道上继续操作，但市场上的担心会使美元对人民币原来那个强势，变得不那么强劲。

吴晓波：但它现在失业率是历史上三年来最低的，说明它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一直在复苏。

贾康：是的，所以可以继续观察。现在一种比较乐观的说法是美国全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正的2.5%以上或者2.5%左右，那就是美国非常理想的一个经济强劲增长的年头了。

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出现，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走弱，在下半年还会确切无疑。当然也要看中国这一轮的情况，如果我们在抗疫上总是别别扭扭的，不能让大家迅速定下心来，那这个情况可能就更差。

吴晓波：会出现一个沃尔克（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期一样，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人民币贬值吗？或者会到7.5到8这样的一个幅度吗？

贾康：现在说这个话太早了。我看到一个分析，有人认为今年美元兑人民币摸不到7，这是人家算的，只能仅供参考。但我觉得这里边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咱们说得难听一点，如果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力挽狂澜而没挽好，那么整个市场上的预期对这个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比较快地稳住局面，那么前面说到的那种情况是可能的：下半年虽然还要走一段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但不至于出现特别大的、急剧的贬值状态。

吴晓波：你认为今年宏观会到什么状况？

贾康：首先二季度还是要贯彻总理说的，一定要争取正增长，二季度如果说是能够不出现负号，上半年也就是2点几，如果是二季度能到2%，那么上半年可能差不多3%左右，但全年5.5%，要通过下半年把它翻上去，太难了。上半年如果不到5%，下半年你得翻到6%以上，才能把全年拉到5.5%左右。

吴晓波：还有就是外部的，除了美联储加息，还有一个是拜登最近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在你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也谈到了，美国对在中国、在亚洲经济的一些影响，也做过一些预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得多。

贾康：是显得更严峻一些。美国现在借着俄乌冲突，很好地重整了它的联盟，把战线拉到前所未有直观上看很统一的一个态势。再加上韩国新任总统的取向跟原来的不一样，这些有利因素凑在一起，美国拉开的架势、对中国的施压比原来想象的似乎更有力一些了。

至于我们怎么应对，我觉得一定要沉住气，不能跟着它的节奏走。

对于中美关系，如果说要符合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利益、同和平崛起相匹配的取向，一定是争取和美国“斗而不破”。

我们需再冷静观察看看。毕竟中美之间，现在有了贸易方面松动的迹象。科技这方面是封了顶了，我们不要想从它那买芯片、买核心技术了，还有金融战的味道也出来了，在俄罗斯方面的试手，似乎还挺有些效力。

吴晓波：美国会像对俄罗斯卢布一样对中国的人民币吗？

贾康：值得讨论，但现在这么说还早了一点，但至少是这些阴影都在了。但贸易方面现在确实也松动了，从去年，特别是四季度以后，中美之间贸易关系，是越来越松动，现在甚至拜登那边表态，要重新考虑将特朗普的一些增加关税的措施往回调。

我们要争取这些可能争取到的缓和因素。这些实际上也会产生一个综合效应，比如在多边关系方面，化解一下现在直观看起来的“跟美国一起选边站，给中国施压”的那个态势。

举个历史上的案例：当年美国人信心满满，基辛格跑中国来，说尼克松要访华，但那一年觉得中国要回归联合国，还是没戏的，结果它的姿态，触动了它自己的联盟，那一年我们就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这是基辛格没想到的。这种用多边制约双边的连带效应，我们也要积极考虑。

吴晓波：但关键的是，我认为还是咱得自己把经济发展好。咱们这个国家，从历史上来看，被人家脖子掐着、被这样打击出现过很多回，但真的脖子掐死、咱们断气这个事也没发生过，中国经济是具备强大的韧性的。

吴晓波：贾老师对中国的信心是什么？

贾康：我觉得这个信心，首先咱们得务实地说，就是中国经济确确实实有客观的成长性。

这个成长性是什么呢？就是对应着人类文明提升的主潮流，它可以表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高科技化，再加上法治化、民主化。

对应这个主潮流，回到咱们经济生活的基本面上，工业化走到什么地步了？城镇化走到什么地步了？都是走在半途，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

中央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确有发展成就；另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短板，比如说中国虽然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是大而不强，我们现在主要生产的都是一些大路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上有打压（美国死压着我们），下有追兵（如越南等等），逼得我们现在越来越难受。

这个成长性，依靠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后，要追求高质量升级发展。

工业化后边的空间，还必然伴随城镇化空间的进一步打开。未来几十年还有差不多3—4亿人，比前面几十年的数量还要多，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要让他们最便捷地成为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这样一个过程中间，需求的释放，那是一个巨国模型才能够加以描述的。而且我们又会特别注重以内循环为主体，同时绝不放弃双循环相互促进。

这样我们是用雄厚的本土市场的供给，来回应这种需求释放，同时跟全球做生意，用全世界的有效供给回应我们这个需求释放。

这个工业化加上城镇化在一起，它的成长性是客观地支持中国有韧性、有回旋余地、有成长空间、有中高速特征的。

加上改革开放、科技创新、依法治国，这样长期坚持下来，一直对接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种比较大的“可能性”，我们要争取它变成“现实性”。

这是首先的基本面上的一个信心。

这方面，作为研究者，我是实实在在地讲，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其实全球的投资者都盯着这个机会。

就这几年，有这么多的困扰，外资进入中国的，现在还是明显上升的。包括今年前面这几个月，尽管有这么多的外资看着不对头在撤，但还有源源不断地跟进来。

比如，贸易战打得剑拔弩张的时候，马斯克突然出手，跟中国谈了个好的对价，马上在上海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生产特斯拉的高水平的新能源汽车。

一年多一点时间，成批量的产品就下线供应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马斯克都乐翻了。这都是实实在在以中国成长性支撑出来的、可以共赢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发展空间。

我前面说到的这个双循环，它的新意在于中央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但绝不是说否定对外的循环。

内循环为主体以后，我们更好地把握住我们成长性的主动权，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支持前面这样一个我说的未来几十年还会表现出强劲支撑力的供需对应的经济循环过程。

那么直观的表现是中高速，它的后面的这个质量，一定要跟着改革开放得到提高，中国制造要上升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

再难也得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革掉我们的弊病来解放生产力，以工业化加上城镇化加上市场化加上国际化，一定还匹配上高科技化。

最近中央也讲了，我们的数字经济平台要完成整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差不多了，该画一个阶段的句号了，赶快让它们振作精神，坚定不移地继续创新发展。这个意思大家得读出来，对吧。

再加上咱们的政治建设，大家都一起为国家出主意，自觉地参加所谓规范的公共选择。哪怕你自己不愉快，你也得把这个不愉快对到我们建设性地提出一些促进政府更好地来给社会公众尽责的这个轨道上去。

企业界现在要更多地争取吃下定心丸，来形成长期行为，奉行长期主义。长期主义的客观基础，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客观的成长性。

你如果不认同这个成长性，那对不起，你肯定是短期行为。但是我觉得有眼光的企业家，看看国际上投资者对中国的关注，他也应该能悟到。咱们骨子里是爱这个国家的，希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老百姓过好日子。

大家一起凝聚建设性，并保持对于弊病的批判态度，当然在这方面也要掌握好分寸。

吴晓波：我非常认同贾老师的两个观点。

第一，就是中国经济本身40多年来，它在产业经济上所形成的，比如供给端的制造能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一个发展能力，中国20多年的互联网经济的强大发展，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信息智能化的一个变革，这些还是非常令人感到振奋的。

第二，在需求端，中国两亿多的新中产，城市化在发展到一半的这个进程下，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一些需求依然很大。就中国现在来看，这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基本盘。

接下来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看疫情到底在今年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件事，就是看下半年的我们很多产业的制度改革的政策到底会有多少。
我觉得2022年其实不是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稳住的问题。今天看直播的每一个人，保住自己的饭碗，能够保证吃饭能够稳下来，这个最关键。

中国的学者其实都看到了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困难，然后也提供了很多的方案，很多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够把观点公开地陈列出来，那我觉得就是很好的氛围，我们也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

贾康：讨论是很有必要和很有益的，讨论中我们如果改变观点，是因为更清楚地觉察了事实而后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不能因为有意迎合某些人去改变。

中国公民素质的提高也是这样，以后要越来越多地尊重大家有自己的主见不是简单地迎合，虽然方法上可以处理得柔和一些，但是该坚持的主见还是坚持，同时要更好地相互交流。争取形成一些最大公约数式的共识，也就会增加建设性，这其实是体现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