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们欢迎“兰格先生”吗？

财经

2022-05-21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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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台“中央计算机”，它完全有可能把需求和供应的每一个信息进行实时的抓取和计算，从而实现兰格先生的理论畅想。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兰格先生已经寂寞了很多年，屋前的院子长满了杂草。

几天前，凯恩斯和哈耶克携手去他家串门，发现兰格正收拾行李，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

“亲爱的奥斯卡，俄罗斯人在跟乌克兰死磕，还没顾得上你的老家波兰，你这是要去哪里凑热闹？”哈耶克跟他开玩笑地说。

“谁说我去波兰。”兰格一脸的严肃，“我去的地方比那要紧得多。”

这回轮到凯恩斯和哈耶克很好奇了：兰格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呢？

在上个世纪中期的全球经济学界，奥斯卡·兰格（1904-1965）名声显赫，毫不逊色于凯恩斯和哈耶克。

他是一个波兰人，极其早慧，14岁参加波兰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成年后攻读法学博士，不到三十岁就成了左翼思想领袖。后来留美十年，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过政治经济学。二战结束后，兰格被波兰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以及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归国后出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去世的时候，波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国葬。

在当时所有的经济学家里，兰格的官是当得最大的，而同时在学术上，也俨然是一派宗师。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

自苏联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诞生后，就有经济学家对之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出名的是奥地利的米塞斯，他在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

米塞斯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炮轰。绝大多数的人一味地为苏联模式辩护，而只有兰格独辟蹊径。他于1936年发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篇檄文中，兰格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强有力”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试错法”获得均衡的价格，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兰格看来，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也许真的是死路一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路线的失败。相反，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融合在一起，由计划部门“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仍然可以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把“兰格模型”讲明白：

比如有一个铁矿场，把铁矿石挖出来卖给钢铁厂，它可以把原材料价格、矿工的劳动价值及矿场运营成本加在一起，算出一个合理的销售价格。钢铁厂冶炼出钢锭卖给自行车厂，也可以综合算出一个价格。自行车厂把自行车卖给商店，依然可以如法炮制。每个企业组织都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元，它们之间的交易，完全可以形成为一个由计划部门来主导的“模拟市场”。

这样是不是很完美？既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市场竞争，又不会出现任何怠工或垄断现象，只要上级部门把账算得很合理，公平与效率将同时出现。

“兰格模型”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它启迪了一代社会主义实践者。

在1950年代末之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论模式，便是由兰格创立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当年的中国，它们被通称为“修正主义”。

在西方经济学界，对兰格批判得最起劲的，便是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他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的计算》等三篇论文，以信息机制无效率为主要理由，论证“兰格模型”在现实中行不通，仍然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兰格当然不服气。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来自中欧的学者一直笔战不止。到后来，兰格突然找到了一个类似“核武器”一样的战略工具，可以帮助他完美地实现“模拟市场”的有效性，那就是计算机。

比如，当时东欧最大的经济体是南斯拉夫，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两万多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如果通过人工计算的方式，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产供销合同，当然会十分的费时费事，而且很容易失真。但是，如果有一台高效率的计算机呢？很可能是算得明白的。

兰格先生去世于1965年。他写的最后一篇论文题为《计算机和市场》。他很自信而不无遗憾地写道：“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把联立方程式放进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都已过时。我们大可以把它看做电子时代以前的一种计算装置。”

总之，兰格先生至死都认为，国家计划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具有相同的效率。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计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国家计委用“模拟市场”的办法来规定价格，而有了计算机，一切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兰格先生曾经“来”过中国。

1978年，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确定方向是一个政治活，而道路怎么走，则是一个技术活。

在当年的全球经济学界，如同华山论剑，有四大宗派，西方世界有崇尚完全自由的哈耶克主义和主张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在东方世界，有极端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主义和主张“模拟市场”的东欧兰格主义。

走前面两条路，步子会扯得太大，第三条路已经试过走不通，于是，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第四条路上。

从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来传经送宝，他们是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这两人是当世最著名的兰格门徒。

尤其是布鲁斯，他曾任波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兰格理论的嫡系传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被称为“布鲁斯模式”。

布鲁斯和锡克，分别在中国待了近一个月，这期间，他们认真地宣讲了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与北京最顶级和参与政策制订的学者们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交流。

在他们离开后，中国学者向最高决策层递交了一篇题为《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中国学者认为，与命令型计划经济相比，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颇有新意，但是，它仍然没有彻底地跳出计划的大框框，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最终都失败了。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它们有借鉴的价值，却无法“拿来就用”。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道路选择。兰格先生“来”过了，把“经”也留下了，不过，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却走出了一条前所未见的第五条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思想创新是，允许私人企业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并壮大。这个“意外的变量”，导致了经济活力的彻底释放。

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

我在这篇专栏里写的这些陈年旧事，都是吴敬琏老师告诉我的。

十多年前，我写《吴敬琏传》，听他详细讲述了当年接待布鲁斯和锡克的全过程，而他正是那篇《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的执笔者之一。

吴老告诉我，当年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他及所有的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震动，虽然中国最终没有走东欧道路，不过，他们还是带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忠告：“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对这层意思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到更迟的时候才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