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南方人物周刊》的总主笔，写小说对蒯乐昊而言似乎一直是一件排在次要位置，心向往之但并不认为当下该去做的事。

没了青春期瞎写一通也感到畅快的激情，尝试后发现与实际想写的有着巨大的鸿沟，蒯乐昊几乎认为自己或许这一生都不会再写小说了。

不成想好友吴琦（《单读》主编）找上门来，说要给蒯乐昊开专栏，让她赶紧写小说，他来做她的编辑。蒯乐昊不甚笃定：“为什么我还一个字的小说都没写，他就觉得我是个会写小说的人？”

蒯乐昊

蒯乐昊一边心怀犹疑，一边开始动笔，将写小说这件事第一次放在了首位。

写着写着，蒯乐昊发现自己好像真的能写，交出的第一篇《玛丽玛丽》“结实”到令在交稿之前完全不知道她在写什么的吴琦吃了一惊，笑称这部作品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处女”。

从业记者多年，长期非虚构写作的习惯难免在虚构写作中留有痕迹。

“就语言本身来说，要根据需求灵活调整，我写了这么多年，有手感，这不难。但是媒体的公共属性会带来某种媒体腔，这放在小说里并不奏效，非常招人烦，我在尽量避免媒体腔，这个不容易。”

但这新闻业的“基因”也为蒯乐昊拓宽了编织故事的经验界限。采访中的所见所得并不一定符合新闻的标准，但都能成为小说的养料。

“我写的很多故事都是从采访中听来的，有时这些听来的只言片语不足以支撑起翔实的非虚构写作，它们甚至都不是来自可靠信源，按照新闻报道的原则，它们是废料，但它们却成为小说创作的绝佳酵母。”

蒯乐昊

让蒯乐昊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能不别扭地写好一个爱情故事。

她选择描写老人的恋爱，让爱与死亡结合在一起。这样使得故事不只是有关于爱，并且同时包含了一些社会议题、对生命的思考与一种美与毁灭共存的悲剧感。

“我觉得在所有告别之中，最动人的有时不是依依不舍的情绪，而是那种无奈感——我们不得不为那些我们不想结束的东西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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