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漠视他人的苦痛

在晚年的岁月里，布洛赫扎入了群众心理学的旋涡。成长于世纪末维也纳的布洛赫，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时代的价值崩溃。在崩溃中，每一个人都成为似乎在探寻却是浑浑噩噩、苦苦求索的“梦游人”，因为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残忍的真相：价值中心已经瓦解了。正如叶芝在诗歌《基督再临》中写下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袁可嘉译）到了晚年，布洛赫对作为审美的文学已没有了太多信心，宁愿写作有关政治和哲学的随笔，甚至试图进行政治活动。他早在1938年10月9日流亡到了美国，到了“二战”后，他提出了一项“国际权利与义务法案”，甚至建议创立研究民主理论的“国际大学”。然而，他的提议石沉大海。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

在这样的处境里，他从1949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无罪者》（Die Schuldlosen）。这部小说于次年发表。初读之下，这部由一些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拼贴而成的长篇小说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确，它的创作过程也是混沌、即兴的。美国出版商魏斯曼打算出版布洛赫1917～1934年间的五篇小说。布洛赫却突然新写了六篇小说，试图将这些小说组织成一个整体，同时嵌入了被命名为“声音”的三首长诗，并以时间节点作为区别：1913、1923、1933。这个结构酷似早年的长篇小说《梦游人》（Die Schlafwandler）。在这三个部分之前，布洛赫又添加了一篇《声音的寓言》，增强了整部小说的统一性和隐喻性。

显然，“声音”成为笼罩着《无罪者》的核心词语。在《声音的寓言》里，通过拉比的教诲，我们看到了声音与沉默的双重性，时间与无时间性构成双重性，浸润在圣主创造的万物中。这个“寓言”奠定了这部小说深沉而又严肃的语调。这是一部反抗价值崩溃后的“媚俗/刻奇”（Kitsch）的小说。价值崩溃的时代必定是媚俗大行其道的时代。媚俗，便是用漂亮的怀疑论来装点深刻的思考，粉饰“我们如毫无分量的鸿毛般来回飘荡”（《声音：1913》）的生活。在三篇“声音”诗歌的开头，布洛赫都追问了写作的价值和伦理——“为什么你一定要创作？”

《黑镜》剧照

1913年的答案是：“为了再次遥望我的青春。”

1923年的答案是：“为了报道我们所有的失职。”

1933年的答案是：“离别的应许之地，啊深层的预感！”

对于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思考，一层层加深。对青春岁月的遥望，对我们的职责的反思，对家园、乌托邦、救赎的追寻，这一递进秩序使得布洛赫给自己的写作套上一副深沉的枷锁，或是负重的羽翼。他认为，“艺术品必须拥有示范性的内容，必须独一无二地展示整个事件的统一性和广泛性。……一件叙事性的艺术作品在结构上必须有意识的建构和复调性的处理。”（《条理的构思》）

通观整部小说，“声音”里的说教语调庄严而富于激情，却显得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穿插其中的11篇小说的叙事语调细腻而有耐心，如泉水一般汩汩涌出，湍急又丰盈。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对立、跳跃，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力量。

但晚年的布洛赫对“审美”绝望至极。正如小说名字所显示的，他要借助钻石商人安德鲁（Andreas）的故事沉思“罪”（Schuld）这一棘手的问题。因为罪的棘手，这部小说必须进行“复调性处理”。任何作品，无论多么明晰、完整和丰富，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生活的伦理追问。伦理，必须直面生活的无限可能和不断的变迁，直面他者的意外和差异，思考每一人的责任。

《正常人》剧照

安德鲁喜欢过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他的名字是从A开始的，因此拥有从A到Z的所有名字，可以是任何一个名字，甚至无名。于是他向着自己独白：“从此请诸位称呼我为A。”（《浪子》），他仿佛成为了人类的第一个人——亚当（Adam），成为了所有人，成为了罪的见证者和承受者。

在构成小说主体的第二部分里，安德鲁成为了A，来到堕落、麻木、价值崩溃的中心——W男爵的府邸。他在这里见证了女仆策琳的荒淫无度、滥施暴力。当然，他并非通过观察、经历而认识到了策琳的真实面目。恰恰是在对策琳“声音”的倾听中，他被给予了一个可怕的世界——策琳亲口向A讲述了自己的放荡、混乱而邪恶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罪呢？对策琳的故事，A听得无动于衷。他甚至冷漠地对待洗衣房女工梅莉塔的自杀。沉思生活让他在具体生活中变得毫无伦理感。直到在“石客”的“声音”介入下，他才开始了伦理的思考。他终于意识到：“我们漠视他人的苦痛，漠视自己的命运，漠视人的自我，漠视人的灵魂。谁被第一个拖赴刑场也变得无关紧要。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石客》）真正的伦理源于动情的反思，坚定地把自己带入自己的时代，带入罪的黑夜深处。A因此自杀了，以个人的柔弱之躯承担起时代之罪。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在布洛赫看来，面对时代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都不是“无罪者”。也许A的自杀并不能纠正时代的错误，但他拒绝成为享用着“麻木的幸福”（《浪子》）的人，拒绝“对人自身的漠视、对周围人痛苦的漠视”（《石客》）。A的沉思生活最终走向了从伦理深处生长出来的勇气。这一份勇气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去反思如何才能正确地活着，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如何关切他人的痛苦，反思自己的处境。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界限相互交融”，如果有危险，我们就“处于共同的危险中”（《石客》），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孤岛。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2期）

排版：小映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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