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家王梆：“实现”而非“想象”一种公共生活

2022-06-03 05:06

2022 年是作家王梆移居英国的第 12 年。此前，她是媒体从业者，纪录片导演，此后，她先后是辗转于生计的“伦敦漂”、挣扎在身份认同焦虑中的亚裔移民、努力成为剑桥乡村生活一部分的“造乡者”。在异国，生存和生活对她而言总是合并为同一个问题，而“如何有尊严地活着”也许是她思考最多的问题。

当一个普通人，和过一种充分的公共生活，其间是没有矛盾的，这个判断句由王梆的亲身经历书写。王梆曾加入英国工党，参与支持科尔宾竞选党魁的选票政治，后因党内分歧而退出；曾长期在英国“食物银行”中担任义工，负责四处收集募捐食品并把它们分配给饥肠辘辘的人，同时保持批判该组织沿袭的“凭券换物，以券划分有资格的穷人和没资格的穷人”的传统救济机制；她以自己的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 30 英里的圆，骑着自行车在圆内乡村的肌理间寸行，给村礼堂的老人活动日洗碗；以及走访养老院，勾画一种在结构性的拉扯中晦暗不明的老年生活。

四月，单读出版了王梆的新书《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身在物流与自由皆受到限制的上海，我在五月艰难打捞到一本。阅读的同一时间，杨紫琼主演的电影《瞬息全宇宙》也在刷屏中，片里那个贝果形状的黑洞频繁出现在我吸收纸页的喘息之间。

我想，除了不确切的爱，这份带有强烈介入意识和行动力道的确切观察，给到了吃掉那片虚无贝果的另一种答案。什么是充分地去活？在个人生活中如何去迎回已显得疲软的公共意识？在向王梆抛出问题的同时，我也分享了部分当下自己在上海的日常见闻，作为对话中的另一种更贴近此刻的我们、又能映照出她所指明道路的具体材料。

以下为 BIE 与王梆的两地对话。有些长，也许也称不上标准制式下的问答，但期待你读完，同时期待你也加入对话。也许正如王梆书中引用的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所说：“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异乡与无乡

BIE：你在书里曾引用过海德格尔笔下的“无乡（Homelessness）”这个概念来形容你在异国生活的焦虑，这种“异乡人焦虑”在你去到英国的初期、中期以及当下现在，分别是如何具体体现的？

王梆：刚到英国的时候，生活费一下子高出很多，那种可以把零花钱打发在烧烤摊和裁缝店的广州好日子一去不返，必须得像蚂蚁或工蜂那样拼命干活，打很多份零工才能活下去，生存的焦虑就变得像钟形罩那样具体起来。记者旁立在她的一篇自叙里说她从不拖稿，因为害怕从此人家不再找上门，我也一样，从不拖稿，从不迟到，从不敢说不。因为一心指望着那点钱交租，生火。

因为是路盲，去采访也好，去给人上一对一瑜伽课或做按摩也好，因此怕迷路（我是那种去麦当劳蹭厕所，蹭完都找不到出口的人），所以每次都提前一两个小时出发。寻路艰难，雨夹雪的冬天就更艰难，好在伦敦是一只巨大的有几百个套盒的“好奇心博物馆（museum of curiosity）”，因此只要还没沦落到那种露宿者的境地，每一天也还是可以一半地狱，一半乐园地过下去的。

在英国住久之后，其他的焦虑就开始浮出水面了，比如阶级的焦虑。英国是一个阶层分化泾渭分明的社会，这种分化在民主社会主义时期（战后 1950 年代 - 1980 年代）通过大面积的福利改革，得到过一些缓解，低收入阶层有房有车，有工人阶级特有的文化，也有一些劳动的尊严，但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主导之后，分化又长回来了，像杀不死的癌细胞一样，甚至可能比十九世纪更严重（这个还有待考证）。我最大的阶级焦虑在于，我的经济状况阻碍我进行道德消费。毕竟，道德消费是一项中上阶层的特权。有机食品，公平贸易咖啡豆，以及低碳本土手工制造的生活用品都非常昂贵。除了吃自己种的菜，穿二手衣，用回收物品，我基本上没有能力为任何道德消费买单。

王梆自己种的菜

BIE：有一种类似但不同触发源的焦虑也在攫取目前的年轻人。拿我身处的上海来说，尤其是在经历最近疫情生活后，无论是不是上海本地人、在上海待了多少年，他们普遍表现出一种“异乡人焦虑”，“精神家园”带来的安全感似乎被剥夺了。但与此同时，那些选择当下逃离上海回到老家的人，身上“发达上海”的印记又是显著的，这不是一种“回归”，老家也不是“家园”，谈到老家时大部分同龄人的语气总带着某种俯瞰，并不情愿让自己从属于那里，逃回老家像是一种“逃往安全屋暂避风头”，这让我频繁思考“家园”到底是什么，我们和家园的关系是什么？

王梆：我们依恋的是家园的什么呢？家园并不全然是一枚完美的圆月，更多时候，它是一地破碎的镜子。我们和家园的关系，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能会像宋朝诗人余靖书写“疏烟明月树，微雨落花村”那样，突然对仕途心生厌倦，继而怀念起家园；也可能像北宋诗人魏野那样，在游历寺院时被云雾缭绕的山间风景所迷醉，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家园：“两日正当寒食日，家园忘却有芳菲。”

我们不该从属于家园，因为我们不是家园的奴隶，家园也不应是奴隶主的种植园，它不应四处设伏，试图堵住每个出口。

我们也不可能统摄家园，因为“家园”，从物质实体来看，不过是一块土地，有江川山石，有植被和各种生命体，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统摄自然。我们只能顺应自然，和这块土地互动，尽量过一种“有机的”的生活。

我们更不应该“俯瞰”家园。你以为自己能飞多高呢？竟到了可以“俯瞰”的程度？是吃了什么仙丹？

我们生活在一个移动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求我们有一种“四海为家”的生存品质，说得高大上一点，它也是一种“世界主义”。所以我对家园的定义，不是“出生地”，而是“你此刻生活的地方”。它有多充满瑕疵，我们就应该有多少将它变好的动力。倘若我们不幸像乌克兰人或阿富汗的女性那样沦为难民，我们也应该在别处，远程关照我们的故土，同时用我们沦为难民的经验，改进我们此刻身处的家园。

02 精神难民与“润”

BIE：“关照”和“改进”这样的动作里包含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其实也从书中你的所有公共生活参与和个人生活里被明确地感知到，但与此割裂的是，我从身边观察到一种叫“润”的口头风潮。我曾出于好奇问过一个朋友，靠什么“润”（是父母的财产吗）？“润”了然后呢（做什么工作，靠什么生活）？怎么参与进当地社会（语言、文化习俗怎么融入）？她回答说，没想过这么多，但“宁愿”在欧洲农村的小镇餐馆打工。这里面似乎又能品出一些不太好的价值倾向。于是我疑惑于，为什么一夜之间最不现实的逃离好像成为了一种现实困境的解决方案？以及为什么对当下与过去自身生活的否定，已经到了自身价值感就像贴在世界表面的一层膏药，可以随时连根拔起的程度，几乎可以称为“精神难民”。结合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会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王梆：（我）在英国润到第三年的时候，身份焦虑就开始慢火烧身了。因为第三年时，英国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驿站，而是一个终点站了（那时认识了我的英国先生，身份一下子从游民变成了移民）。我不但是一个移民，还是 BAME （注：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缩写，意为黑人、亚裔与少数群体） , 而 BAME 的人口比例，仅占英国总人口的 13.8 %。经历了各种平权运动，亦在知识分子的层面狠狠打击过种族主义的英国，明目张胆的歧视可能不常见，但微型的歧视，依然有如阴雨，绝对可以一层一层，慢慢把你打湿。

对我来说，最具体，最日常而微妙的歧视就是，很少有英国白人主动过问关于“我”的问题。我从哪来，我的成长背景如何，我从前都吃什么，听什么音乐，承载过一种怎样的文化。英国白人对 BAME 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和“ BAME 为融入英国社会所投入的关注”是不成正比的。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仿佛只要你在日常生活中说英文，对方也能听懂你到底要买的是“柠檬灌汁蛋糕”还是“红萝卜蛋糕”，你基本上就可以把日常生活打发过去了。

所以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穿着雨衣的透明人，即使在最晴朗干燥的天气里，都散发着一股孤独的阴雨味。为了让人们看到我的存在，我不得不成为一个主动的讲述者：“你看，我的肤色是浅栗色的，来英国之前，我只讲普通话和粤语。从小到大，我只爱吃叉烧饭，星洲炒米，牛河，奶皇包和鸡包仔。唐人外卖店的粤菜，大多吃起来都没有粤味。烤火鸡，猪包毯，抱子甘蓝和约克布丁之类，我也只在英剧里见过。英格兰泥地里长出来的豌豆荚，根本就不是我老家的四季豆，外表到味道都截然不同。

我从伦敦搬去剑桥的时候，在剑桥地区学院上免费的英文课，班上有一个英国本地白人，可能是那种小时候成绩不太好, 没考过 GCSE ，也从未出过远门的贫二代，我就抓住机会讲关于我的一切。

无论去哪，我都和人刻意强调我的肤色。买衣服，我会说，这个紫太素淡，不适合我这个亚热带的物种；吃圣诞大餐时我也会直言，我不喜欢火鸡，太柴。我向我交往的英国朋友们细致地描述麻辣鸭脖和酸甜鸡爪，直到不忍心看到他们继续强颜欢笑为止。关于种族，我最喜欢的政治口号是：“你看不到我的肤色，你就看不到我。”我认为，承认差异，才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

上：与食物银行志愿者们一起工作

下：和村民们一起团购环保厕纸

遗憾的是，无论怎么讲述，大多数时候，我依然是自说自话。这一点，在英十年，从未见大改观。除了少数几位好朋友，我接触到的普通英国人里，很少有人主动问及我的过去。不仅如此，他们对我的来源地的当下处境，也没有特别的好奇，“中国”对他们来说，就像存在于平板电视里的，与之日常生活并不特别相关的，一个遥远的国家。甚至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在他们看到我那焦灼不安，大难临头的脸色时，我也依然没有等到期待中那“关切，紧张，兔死狐悲”的眼神。

当然，在作此番批评时，我必须坦白，我也是一样的。每当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陷入战火，我就发现，其实我对生活在我周边的犹太人以其历史和文化，也几乎同样一无所知。不仅如此，我对疫情中猝死的清洁工 Emanuel Gomes （见《英国观察：疫情中的英国社会》）的家乡“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也十分无知，甚至连它在地球仪上的哪一个点都不知道。每年夏天，我都能看到围着白色围巾的褐雨燕，箭一样划过英格兰的天空，却压根不晓得它们可能来自非洲大陆。我对犹太人，黑人，加勒比海人，或印巴移民的了解，也不过仅仅停留在褐雨燕划过天空的那个瞬间。

因为焦虑，我还把这一切写进了我在香港零一的专栏，试图与移民英国的同胞们分享。

从去年起，我开始了英文写作，我的身份焦虑，因此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严峻起来。2017 年 T.S. Eliot 奖的获得者，来自菲律宾难民营的船民，越裔美籍同性恋诗人 Ocean Vuong ，有一天参加了布鲁克林的一个艺术家云集的阁楼聚会，一位年轻女子摇着酒杯对他说：“你真幸运，你是同性恋，而且你还可以写写战争之类的东西，我呢不过只是一名白人。”虽然我的英文小说还没有出版，但只要决心用英文写作，我知道我离此类非难就基本不远了。

对我来说，肉身的“润”是不能解决身份焦虑的。因为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无法卸下你的甲壳。这个甲壳是一个混合体，混合着你的成长记忆，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教育背景，你的母语，那些被你的父辈称为传统而你又极力要打碎的东西……这个甲壳有时是你的保护伞，有时却是你的累赘，你觉得你走得这么龟慢，都是因为它里面的几重大山……然而失去它又是不可想象的，失去它，你就成了一个失忆症患者，或者一只被剥去了盔甲的肉虾。

BIE：非常同意，切身的感受也许落回最简单的说法，便是逃避虽不可耻，但没用。身份焦虑的缓解路径依然是需要自身主动去确立、去做、去介入和这个世界交手。但具体落到要做什么，怎么做，也许我们依然是茫然的。许多身边人的做法在具体这个当下，是去呼唤生活日常的回归，但不得不说，有时我又陷入一种周围人在“表演某种日常”、在过度表达一种常态的怀疑态度里。比如我确实很困惑那些平时从不下厨、大多数时候在朋友圈就是自拍和拍咖啡花朵的人，此刻开始每日感伤于炊烟和菜市场到底具体在感伤什么，这也并不是他们的日常之一，可以说依然是他们日常的外部。

王梆：大家嫌弃的不是“人间日常”，因为谁也逃离不了“人间日常”，大家嫌弃的是静好派在朋友圈的“日常晒”，因为它比较没心没肺，就像整座房子都着火了，你还在那里悠闲地晒金鱼缸。

我们应该不断地追问我们“回归”的是什么样的 normality ? 它 normal 吗？它哪里 normal 了？不要从新的麻木，回归旧有的麻木。我们改变不了现实世界，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可以肆无忌惮地调控我们的头脑风暴。

“穷人”作为一种身份

BIE：我还想要分享一个和朋友聊天听来的关于荔枝的小故事。朋友租住的小区住户大多是中产家庭，这次疫情她们很早开始自发组织团购。一个前情提要是，购买渠道和物流渠道都受限的五月，是上海的西瓜和荔枝新鲜上市的季节，初期价格一度涨至西瓜一百多一只，荔枝两三百一箱这样的物价水平。有一次朋友在电梯遇到一个邻居正好下楼取买来的荔枝，邻居在途中不停抱怨，说这年头想吃个荔枝也太难了，各种劳心劳神，生活太不易了诸如此类。朋友的内心在想，但你在说的是荔枝。而大部分此刻身处普通社区的人甚至真的只能靠居委会发的根茎、叶菜、面条和咸肉生活。她最后的结论是，疫情对于某条标准线以上的人群来说除了人身自由受限，其他什么都没有影响到。但对标准线下的打击却是凶猛的，故而，要吃荔枝就安静地吃，吃肉的时候不要吧唧嘴是种美德。但我也想与你讨论，这有点像某种贫富陷阱，仅仅不吧唧嘴就是种“美德”了吗？

王梆：不炫富，安静地吃天价荔枝，并不能改变”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特权社会本质，但至少比暴发户式地晒金粉豪华令人在心理上好承受一些。

英国的一些上流社会人士都奢侈得很含蓄，《傲慢与偏见》里的女主说:“Only deep love will persuade me to marry”，但她不会爱上街角社会的门房，最初让她动心的，也不是男主本人，而是他那美轮美奂的 Chatsworth 庄园。对于和品味挂钩的奢侈，大多数人是暗中包容的，因为在世俗的，普世审美的框架里，它也是美的物质基础。

我不太喜欢轻易地为一些现象做盖棺定论的道德判断，阶层存在是一个古老的客观现实，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物质生活丰富的那个群体，很容易滋生仇富心态，加剧阶级矛盾。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两极化的社会，我们已经从法国大革命那里瞥见过非此即彼的血腥和残暴，所以我们要分外小心。更有创意的做法或许是，争取在有产阶级内部获得观念的转变，比如让”对消费主义的反省，加强环保意识和缩减贫富分化等”，成为有产阶级的普遍共识。

BIE：如果回到本书的关键词“贫穷”，书腰上的推介语有写到，你在“直面千禧世代低中阶级的生存困境，书写无法从事生产也无力参与消费的‘新穷人’”。假如把这个“新穷人”的语境拉回现在我与周围人生活的这个土壤中，越来越多人似乎在成为“无心从事生产，也无兴趣参与消费”的另一种“新穷人”，于是所谓的躺平、摆烂、提前退休开始流行；低欲望生活、 0 浪费生活与二手消费市场得以发展，表象上看像是某种消极抵抗，或是对商品社会的非暴力不合作，对此你是如何看的？

王梆：在躺平和永续之间，尽量选择“永续”吧，否则躺平没有可操作性和持续性。永续来源于“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的理念，它和我们中国文化里的“天地人和”，”道法自然”异曲同工。说白了，就是因地制宜，轮作耕种，依山而居，择季简食。

关于永续，我在香港零一的专栏里举过一个瑞典的例子：

在瑞典北部，一个叫 Talasbuan 的视频播客，也吸引了无数都市人的眼球，它直播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在瑞典那种冰天雪地的森林里创建的，远离消费社会的质朴生活：在一栋只有 160 平方英尺的木屋里， Mathias 和妻子 Tova 一住八年。那种瑞典语里叫作“fäbod”的木屋，原本是农场里用来给牲畜歇息的棚子，仅供夏季使用，且 19 世纪后就荒废了。夫妻俩刚搬入木屋时，里面既没有水，也没有电，他俩也没有钱，其生活条件和中世纪的苦行憎无异。但他们没有退却，因为他们要过的就是“永续，自由和充满弹力的生活”。为此，他们夜以继日地劳作着，加地基，加太阳能发电器，加玻璃窗，加保暖层，做毡帘床，做橱柜，甚至做了一间图书馆，几年之后，木屋已不再是牲畜棚子，而是密林深处，一个散发着橘色灯光的温馨小家。

离木屋最近的村庄近两公里，村里没有店铺，却保留着农耕时代那种亲近的社群关系，夫妻俩可以不时进村，借洗衣机洗衣服，或洗个热水澡。几年后，他们的儿子 Ivar 出生了，他们毫不保留地直播了森林育娃的每一个进程，总收视率高达 110 万。Ivar 在小型有机畜牧业的环境里成长着，猪，羊，鸡，小猫和小狗，以及大雪覆盖的森林和冰川，是他童年里最好的伙伴。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只有把躺平变成永续，基本的生活才能持续下去。当然，这也意味着一个匹配的，成熟的社会保障系统（比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受侵犯，公立医疗保障体系等）在一旁加持。

“附近”出品

BIE：《贫穷的质感》这本书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这一章节，也许因为它在讲述的内容相较其他章节的真实赤裸、直抵神经之外还隐约带上了暖色光晕。你在讲述心理归属感的建立与“在地的造乡”时有使用到“心理坐标”和“心理位移”这两个名词，它们呼应前面我们对“家园”的讨论，也呼应了这两年来由学者项飙对中文读者提出的“附近”这个概念。而你的经历本身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践行“附近”的直接体现。能再分享一些如何归属进当地生活的具体经历吗？

王梆：归属的过程，便是一个造乡的过程。“乡”不是一个手提包，花一笔钱，买下就是你的了。“乡”是要建设的，就像土地一样，是要施肥，浇灌和打理的。只有投入了劳作，才会拥有归属感。这个道理和爱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付出越多，才会爱得越深。

当地农场丰收节和舞蹈

既然决定了在英格兰生活，我就没把自己永远当成外地人，我也不希望别人老把我当成外地人（这并不等于说我要掩盖我的移民身份，我的历史和肤色），为此，我认为，主动去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比坐等别人向我敞开要更快捷一些；我也不需要当地人将我纳入当地，他们谁也没有这个权力。我和当地人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共生关系。这种共生需要在很多事务上达成共识，比如我需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他们也应该尊重我的文化，我们应该鸡犬相闻，礼尚往来。

我的心理坐标是田野。英格兰田野密布，当我站在田野之中，我感到虽然世界充满不公，大自然却是公平的，卷过田野的微风，并没有因为我的肤色和阶级，就突然对我粗暴起来。

因为热爱田野，所以我经常参加一些自然保护小组组织的义务劳动。英国的每一寸公共用地，都由自然保护协会的一群义务工作者，像猫头鹰一样，世世代代看管着。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野花野草分布状况测量”，一大早，穿着雨衣出发，来到一片叫 Fairchild 的野花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曾在此地生活过的农庄主 Fairchild ，去世前捐赠的。

我们的任务是在野花地里随机划出 2×2 的四方体，然后找出里面所有的植物种类，并测出分布比例。我在植物学家 Ann Shewood 的指导下，竟然做出一份测量报告，要知道此前我可是只认得两种野雏菊的野植盲。

不单只是测量，每年，这些护花使者们还会悉心打理野花地，不让有霸王倾向的野草肆虐，为性情温和，被蜜蜂偏爱的野花挪出空间。我喜欢这种每一寸土地都像肌肤一样，被人爱护的感觉，因为让我对这个世界又有了一点点信心。

野花核查行动中

BIE：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章节的标题叫做“英国民间观察”，你认为什么在构成“民间”，又如何去定义“民间生活”？与民间概念相对的是且仅是官方吗？在当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先”这样的声音下，你认为民间和公共是可以被割裂的吗？充分地过一种民间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梆：邻舍之间倚靠自发的行动力，去营造一个更宜居的公共环境，这些人和事便构成了“民间”。民间生活是一种物理距离内可以实现的公共生活：比如附近有人想看莎剧，有人便自告奋勇背台词，做演员；有人建议将一家废弃的牛棚改成剧院；有人去和牛棚主交易，看是否可以用公益的价格买下牛棚；有人写信给当地政府，说价格谈好了，但仍然很昂贵，个人集资和全民捐款都不够，需要政府拨款；有人成功地申请到了政府的拨款，废弃牛棚于是渐进式地变成剧院。

民间和官方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互辅的关系。

没有人可以抛弃公共生活，过自己的小日子。你当然选择可以不去看莎剧，但如果发展商要把你家附近的公园变成垃圾回收中心，你选择视而不见，你就失去了你每天散步，观鸟，观赏落日的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