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张婉婷导演《给十九岁的我》受到了参与拍摄的学生们控诉，称影片涉及未说明真实意图的拍摄、偷拍、触犯隐私、未经同意公映等问题。该片在舆论声和学生的控诉声中被迫下映，后续又退出了金像奖最佳影片角逐。基于此，再一次，关于纪录片伦理与规范的问题进入大家的视野：《给十九岁的我》下映，究竟是谁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拍摄者与被拍者的关系？关于纪录片拍摄同意上是否有统一的规定？具体如何操作？对于拍摄者来说，如何审视自己拍摄的意图？针对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们对谈了四位资深纪录片从业者：周浩、周兵、任长箴、顾桃（排名不分先后）。
《给十九岁的我》纪录片预告
寻找，偶然or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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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是如何找到被拍摄者的？如被拍摄者不同意接受拍摄，会怎么做？
周兵：我的大部分工作（纪录片制作）是命题作文，找事件的核心的人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拍摄对象的认同和授权是非常重要的。过去 20 年前，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强的版权意识，基本上是靠沟通。
导演、摄影和被拍摄对象经过多次的沟通，获得他的信任，甚至成为朋友，才能进行拍摄制作，我们叫“贴近式的拍摄”。这种拍摄其实有一个技巧，要试图获得拍摄者的信任和开放，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很多细节才能给你。
周浩：如果遇到感兴趣的，我会第一时间问别人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就拿着机子开始拍了，如果对方不同意我是绝对不会拍的。即便第一时间用个什么样的伎俩把别人给稳住了，后来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你开始用了一个什么方法让别人觉得可以接受拍摄，比如像张婉婷这个事件，原本只说在学校内部播，后来要去公映，这样做的话，肯定要为谎言付出相应的代价，不能玩小聪明。我们拍摄的人群中间肯定 90%、80%的人不会喜欢让别人干扰他的生活，那就去找 20% 、10% 的人。这是能成片的原因。不管是书记、高三孩子、耿市长等等，我都是第一时间告诉他我要来拍一部电影。
顾桃：我最早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也是有一种触动，遇见了森林里生活的一个部落，几户人家，他们当时是面临着生态移民政策。人要下山，鹿也要下山。其实我父亲80年代就用图片和文字在记录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他有这种前瞻性。二十年后，他们即将走出森林，告别森林的狩猎文化，当时是觉得有一种冲动，然后就和他们一起生活，开始拍摄。不接受拍摄的情况是有的，太勉强的，我就算了，拍也拍不成。但有些可以靠时间，我记得当时我想拍酋长的儿子何协，他每天在喝酒，完了干活也好。他身上挺有劲的，好像在继承一种酋长的领袖的风范。但是我拍他的时候，他说你别老拿那玩意对着我。我说你要是不愿意让我拍摄，你就眨眨眼睛。我发现他眨眼睛我就把机器放下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拍，他好像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所以主要是时间，很多东西会在时间里消解了。拍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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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结束之后，和被拍摄者形成了怎样的关系？现今是否还有联络？
周兵：我想起两个项目，一个也是跟央视合作的，一个雪豹，当时是一个环保的。我本来是制片人，后来导演觉得太难了，退出了，我被迫变成一个导演。这过程中，我们要遇到一些科学家，或者当地的青藏高原的很多志愿者，他们也是对我们进行一个观察以后，才慢慢地和我成为朋友。我们现在还有往来，但是也有很多拍完以后就不怎么来往了，这种是绝大多数。周浩：我觉得联络还是蛮多的。我联络最多的是龙哥，他迄今为止还在跟我联系，因为我是唯一能够给在监狱里的他钱的。他前段时间还专门告诉我说，如果监狱里面有人问我，就说我是他妹夫。他还有三年要出狱了，在给自己努力减刑。
顾桃：我和他们一直有联系，今年夏天我准备再上一次山。我还想带上我孩子，他 8 岁了，我想让他去森林，去跟雨果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去找路，我觉得这种关系要延续下去。前阵子我叫雨果把我的书带给维加，维加看了马上跑到山顶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坚持写日记！日记是人类最好的小说！”我挺感动的。
任长箴：我和大多数拍摄对象都没有联络了，我不是那种特别擅长和人（很亲近）的人。对于张婉婷导演《给十九岁的我》下映事件，您如何看待？（某位被拍摄者中途退出，先前拍的素材是否可以使用？上映或者不上映，对被拍摄者的权益来说是否有区别？是否需要重新签署商业合同？如果有被拍摄者去世或者入狱等特殊情况，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事件导致影片无法上映和传播，你怎么看？）
任长箴：其实这个片子（《给十九岁的我》）题材特别关乎个体生命，而这个事件更多地是个伦理问题。电视台的那种片子基本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张婉婷这种片子，他要用人物真实的生命历程来讲述个体的故事，这个是容易出问题的。用我的话说，这是关于人的故事，而不是关于人设的事。我们看到大量的专题片都是拍的人设。人设呈现的是正面的，说的出来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关乎人的东西是复杂多面的。但是，人看到自己糟糕的一面的时候，大多是无法接受的。另外，这片子播完了以后，人家还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片子，时间跨度这么长，又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集中发生很多大事和变化的时候，他可能从无知变得有知，从懵懂到成熟……所以他肯定会在意。
周兵：如果拍摄对象中途退出，则他之前的素材是不能使用的。有些时候，界定（这些）很复杂，片子收入的归入在哪，公益或者商业？就算是商业的，（被拍摄者）也不太可能分到，拍摄人物众多，如何定？但我觉得这个事件发生对未来纪录片拍摄的作用非常大，它涉及到签约、法律条款，包括大家版权意识的提升。
周浩：这个事情，还是要真诚一点。我理解的纪录片，并不是就要“揭示”社会的“阴暗面”，我们是通拍片子，是尽可能让人和人之间能够互相了解。我们并没有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我怎么可能代表上帝去审判别人，我自己也要被审判的。说实话，即使你获了一个奖，那也只是你人生阶段性的一件事。影片获奖，那奖一定会过去的，可你还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这些所谓的做艺术的人，就是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试探边界。所以你刚才问了一大堆，说要不要签合同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行业很难有什么完美的规范，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行业，谁也管不了这么多的事。
我们做事，最关键的还要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在拍片时，被拍摄者是否全部签订了拍摄协议（要求），签订流程是怎样的？（开拍前签吗？还是上映前？一般说明些什么？）
周兵：我和拍摄对象签同意书，什么时候签的话，前后中都有可能。主要看是否具有商业性，以及双方的目的。周浩：早年拍的时候是不签的，现在需要签，但多数是制片方在负责这个事情。顾桃：不签，我每拍一部片子，就要去那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要靠大家互相足够信任才能开始拍。而像我拍的这种片子的话，我拿个文件出来，对方反而会害怕，他不知道你要拿着这个东西去干嘛。任长箴：看情况，签的话，也就是一个同意书，即便是签了，中途被拍摄者不乐意退出也是有的，或者可能你拍到一半觉得这个片子拍不下去了，这样看来的话，签不签不是本质问题。签合同解决不了人跟人关系的问题，解决不了感情交流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人的脆弱。回望，与自我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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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这么多年，对纪录片的拍摄伦理问题，看法发生改变了吗？过去怎么想，现在呢？
周浩：说白了，拍纪录片是我们在利用别人，利用别人之后，当然要对别人好一些。虽然这中间必然是不平等的，所以沟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顾桃：比如说我拍维加喝酒，其实我想探究一个主题，为什么这个民族的人在酗酒？但是维加的妈妈可能会责备我，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拍他酗酒。到了后期剪辑的时候，酗酒的这个原因被逐渐揭示了，因为他们的猎枪被没收了，所以，森林的狩猎文化在他们这一代都被终结了，所以很苦闷，迷茫，所以他们酗酒，怀念狩猎时代。
《犴达罕》（2013）
任长箴：我觉得我这些年越来越关注被拍摄者的感受了，我以前还不这样。像是自己觉得特别好的一段，对方可能不同意你放，尊重对方意见会删掉，时间长了，会有越来越多的自我审查。但也会有一些，比如我和摄影师去拍个孩子，有非常精彩的片段，孩子也同意放，但我会想他长大了之后，他会如何看待这些片段？人是很脆弱的，最后我还是全删了。所以做纪录片这事，其实挺挣扎的。如果希望形成一种良性的拍摄关系，您一般都是怎么做的，是否有一些经验或建议分享？
周兵：拍摄对象不必过多过杂，聚焦在具体的任务身上，或者是一个团队。一定要获得充分的信任和法律授权，看到自己的出发点，一定要是善意的，而不是牺牲拍摄对象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要为了作品的精彩不择手段，目的是和拍摄对象达成一种良性的关系，有情感连结，要像家人一样。周浩：我觉得是共谋。拍片子更多是导演跟拍摄对象之间共谋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不能够把它变成是我一个人做出的。不能自以为是，觉得拍纪录片有多牛逼的，你自己选择做这个，风险也要自己担。不要和别人说，请你理解一下纪录片人，我们在做人类的记录。狗屁！任长箴：其实我觉得是导演需要有快速做出判断的能力。需要快速判断这个人他是否完全接受自己被曝光在镜头下，也有个别是慢慢地卸下包袱的，但是最好是初期有个全然的判断。顾桃：我个人的方式是到那个环境里去生活，吃喝拉塞睡都和拍摄对象们在一块，让自己真正融入进去，这样我才能更好地记录。但现在会有一些目的性，和过去有些不同，那会儿刚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只是拿着摄像机在拍，所以我也很放松，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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