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中国 / 图）
正月初一刚过，爆竹声声还在催促入席，人们在例行的“新年快乐”问候后，多了句“你什么时候出门？”
“盛宴”还未开始，欢乐似乎刚刚启幕，我们已在酝酿离开。但随着近十多年村里的孩子和年轻人不断外出，年节的仪式日见简约，新年走家串户，相约祭祖、请神等的笑声和吵闹声慢慢退场，欢乐又何曾启幕？锣鼓声日益罕见，年过得越来越安静。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子，在经历几百年的风雨后，终于走到了衰老的边缘。曾经那个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和“熟人社会”的农村，正在步入陌生化解体。我们村位于赣西北的三省交界处。同其他农村一样，传统也以地为生，靠天吃饭。我的叔叔伯伯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在土地上忙碌，维持简单的生计。他们在交往上以家族性的事业社群为基本单位，基本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以共同的祖堂为中心，共享着同一份对祖先的记忆和同一片用灰瓦盖就的屋顶。所有的孩子都在同族同宗的大人们的看护下长大，路途偶遇，都可以唤出彼此的姓名以及他们的父母爷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熟人社会”。但随着近三十年来年轻人外出务工，定居各处，“祖业”被弃，这里已慢慢成为一个半陌生的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潮冲刷着岭南大地，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以更高的薪资、更好的生活，撩动这个古老村庄的神经。对那时的父辈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总有几个大胆的年轻人，他们用蛇皮袋裹上三五件旧衣，踏上早春泥泞的马路，去往珠三角打工。能推荐他们的，只有勇敢与年轻。也许他们一年也没有一封来信，村里的老人们都以为他们被人“卖了”，弄到哪个偏僻的角落；或者走丢了，遭遇意外。临近年底的时候，马路上终于出现他们的身影。背后袋子里的电子玩具和糖果以及衣服里藏得深深的钞票，代替千言万语，诉说那个陌生世界的神奇。于是，到了年后，更多的年轻人跟随他们的脚步。作为曾经的“资深留守儿童”，没人比我对这一过程体验更深。母亲在我5岁时外出打工，父亲在我上初中时加入母亲在流水线上的行列，自那以后，除了年终，我很少见到他们。当面叫爸爸、叫妈妈，于我而言，是一件很陌生的事。在手机罕见的年代，每个星期五傍晚，我都守在村里唯一的一部固定电话前，静待他们的叮嘱。春潮催生的不只有“留守儿童”，它从土地中拔出年轻的农民，把他们安装在流水线上，洗净他们的“土味”和脑中对农村的记忆，靠地吃饭成为过往。上学时，父母为鼓励我读书，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得回来种地。”种地似乎成了某种让人恐惧的东西。带着这种“恐惧”，我和村里的父辈、同辈一起奋力走出农村。除年节外，年轻人若在平时依然在家，会被认作一件古怪的和可以鄙视的事。年轻的身影越来越稀少，甚至在村里上学的孩子也越来越罕见。土地，这个历史上曾给了我们生存还有无数激情和梦想的东西，这个曾让祖辈们魂牵梦绕的所在，正在我们这一代中被慢慢抛却。人远走了土地，传统也失去往日的活力。父辈们在如秋草般老去，记忆中那些面孔也没有被时光饶恕。小时候挂在嘴边的叔叔伯伯不知在何时变得白发苍苍，很多早已走入深山。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是他们告诉我路边的石头中生活着土地公公，井水里住着泉公泉母，祖堂的屋顶有三十三沟瓦，吃饭时靠近神台的位置要留给最大的人……我对这里的最初认知，全部借由他们的讲述塑造。他们对土地、鬼神、苍天怀着深入骨髓的信仰，并依着这种信仰和“礼数”，安排他们丧葬、嫁娶、祭祀、斋醮及时节的种种庆祝和仪式。小时候我们吃席，用“八仙桌”，四四方方的高桌以高挂着“天地君亲师位”的神台为起点，依次排布。位置越靠近神台，则代表辈分越高，身份越尊贵。开席前，主人往往安排一群深谙“礼道”的人“牵席”，安排各人座次。谁坐哪个位置，都须符合“礼数”。如果出错，不仅客人会拂袖而去，主家也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虽然各桌饭菜并无差异，但他们享受的不止饭菜，更有“礼数”。但随着这一辈人的远去，这些已成为陌生的过往，石头只是石头，井水据说会对身体有害。这几年来，村里流行“流水席”，用圆桌。圆桌不突出辈分大小的差别，“牵席”成为一种“荒谬”过往。大家按照饮酒和认识与否及男女老幼不同，各自结成十人，上桌吃饭，饭罢则散。议论最多的也不再是席次，而是味道如何，哪些酒饮，每桌花费许多……生活的逻辑代替“礼数”，简单高效成了新的追求。当少数人违背传统时，传统会督促他们回归；当大多数人违背传统时，传统便会被抛弃。随着堂哥堂姐们散居城市各处，孩子们也跟随父母在外上学、成长，面孔早已不是叔叔伯伯们熟悉的模样。小时候路上遇见他们，我们都会主动问候，这是大人教给小孩的“礼数”。但现在的孩子在路上遇见他们，完全与陌生人无异。孩子们的户籍虽还在本地，但语言、思想和行为完全是城里人模样。年终回来时，也大多闭门不出，曾经孩子们走家串巷，吃“百家饭”，围着祖堂捉迷藏、“打仗”的现象，成了我们不再讲给下一代的故事。也许是小时候的教导让我们觉得那些应该被忘却，也许是这里已经被世界忘却……有次和朋友聊天，我说等我老了，一定要回农村种地。朋友笑着说，我们这代人已不懂种地，再不可能回去。或许从三十年前那些大胆的年轻人踏出村前的那个路口后，我们这代人就已经永远地“出走”了。我们和这片土地逐步“相见两陌生”。过往在记忆里招手，我们背对着逐渐安静的农村，走向嘈杂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