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新冠疫情社会面管控放开，我的大姨和小姨相继感染，很快，与她们长期同处一室的外婆也开始持续发热咳嗽。

外婆是个只有70多斤的小老太太，自73岁患上老年痴呆症，到现在已有20多年不认识家里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5年前她的左腿还没摔断时，三五里的路，她总是抬脚就走，天地广阔，谁也拦不下。但后来腿伤一直无法痊愈，她的天地就只剩下一把轮椅和一方窄小的床。她腿上的肌肉逐渐被耗尽，只剩一层麻布一样皱的糙皮盖在骨头上，无论躺还是坐，都只能蜷缩着，没再伸直过，更没再迈出一步路。

外婆生有一儿三女，舅舅排行老大，但从小患上耳疾，落得终身残疾，日常交流只能依靠手语。所以家里的事他干得多、说得少，大主意全由妹妹们和妻子定，他只负责勤勤恳恳地付出。外婆本来一直由舅舅细心照顾，我妈和大姨小姨每隔一段时间会在舅舅家住一阵子看护外婆，让舅舅和舅妈出去走走，休息几天。直到去年年初，舅舅被查出肠癌中晚期，原来的看护的模式不得不终止了。舅舅一家三口被癌症手术和化疗占据全部精力，小姨和两个姐姐商量后，把外婆接到了郊外——三姐妹都住在郊外，照顾起来更便利。

三姐妹都已退休，大姨有一个孙女，每天下午要坐公交去十几公里外接孙女放学，雷打不动；我妈几年前患上乳腺癌，术后化疗把身体耗得虚空，切除淋巴的右手吃不上劲，炒菜时抬起一口铁锅便会耗尽她全身的气力，一日三餐都要靠我爸照顾；小姨没有孙辈需要照顾，女儿未婚，在城区里有一份事业编的工作，小姨父正值退休年纪，夫妻两人身体健康、时间充裕。综合一看，小姨是三姐妹里唯一一个时间、精力都合适的最佳看护人选。

还没等姐姐们开口，小姨就主动请缨。她把书房收拾出来，买了一张看护病床，可以自动翻身、起背的那种，尿不湿、轮椅、换洗衣服、床单……在外婆搬来前，小姨把这些东西一件件都准备好了。或许对别人来说看护老人是负担、是拖累，但小姨那时却是带着喜悦迎接外婆的到来。

外婆染疫之前，小姨父的父亲已经因为染上新冠病情危急，小姨父拖着自己的阳体，不得不回去与老人同住，只剩下小姨一人看护外婆。大姨时不时去小姨那里搭把手，工作不忙时，我也会代替我妈去帮忙。

有几日，我住在小姨家里，晚上给外婆喂过晚饭和水果后，我就和她坐在电视机前陪外婆一起看音乐频道，外婆最喜欢听曲儿。有次，我问小姨这样天天被困在家里照顾外婆，不能像过去那样去上绘画班和古筝课，她会不会觉得憋闷。小姨说：“不会。”

她第一次给我讲了外公临终时的一件事：

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外公病危住进ICU，那天轮到小姨去看护外公，外公总是盯着她看，始终不移开视线。小姨觉出异样，她把脸凑近外公，在他耳边问：“爸，你是不是有话想说？”但那时外公插着气管无法说话，他只能继续盯着小姨看。小姨说，突然间她好像明白过来，就伏在我外公的耳边说：“爸，你是不是想说让我好好照顾家里？”外公果真点了点头。小姨先是一愣，然后她笑了，继续对外公说：“爸，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家里，照顾好我妈，照顾好我哥。”

小姨离开后的第二天凌晨，外公离世。小姨说她一直没忘记她向外公做过的保证，但一直没机会把外婆接到身边照顾。直到这次舅舅患病，她意识到这就是她履行诺言的时候。这半年多，小姨全身心扑在外婆身上，外婆肉眼可见的白胖起来，舅舅也终于踏下心来治病。

虽然每天被困在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但小姨说她很开心，她终于能担起全家的重任，好好照顾外婆、照顾舅舅，这样的日子她还没过够呢。

感染新冠后第一周，外婆的体温在38度和36度之间反复横跳——用了药降下来，停了药即刻反弹，把一家人的心也搅得跟着她体温忽上忽下。家族微信群成为她的病历本，小姨每天上传看护记录：“早上体温37.8度”“上午10点喂了两个鸡蛋和一碗牛奶燕麦”“下午2点体温38.3”“消炎药吞咽困难，换了冲剂”……

发烧到第10天，外婆开始吃不下东西，一整天只灌下两勺清水。小姨急得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赶过去商量对策，但那时我妈却忙着给我奶奶下葬，脱不开身——奶奶是在12月25号那晚离世的，新冠感染引起的高烧不退，一口痰憋在喉咙里咳不出来便咽了气，干脆利落地撒了手。

家庭语音会议里，刚刚“阳康”的小姨和大姨在一端，我妈在另一端。我妈在姐妹里排行老二，自然要先了解姐姐以及日夜照顾老娘的小妹的意见。大姨毅然决然地说：“我只有简单一句：我和哥嫂也商量过了，无论如何都要在家里治，不去医院。”

还没等我妈开口，小姨先发问：“如果在家里治不好呢？”大姨没有正面回答，而问我妈是什么看法。我妈说，她赞成不去医院——老太太已经95岁了，经不住折腾。

大姨这才顺着我妈的话继续解释：“网上到处都在说，现在医院里照个CT要几个小时，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医院里一等就是一天，搞不好病没治好，命倒送掉了。”

我妈也在这时搬出了现成的例子——我奶奶去世前就没有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爸预先给照顾奶奶的姑妈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不能送奶奶去医院，“就算死，也要死在家里”。姑妈向来听我爸这个大哥的话，她最后在家把我奶奶抱在怀里，亲眼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小姨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经不住两个姐姐轮番劝说，最后她也同意，不送外婆去医院，三人看起来是基本达成一致了。

又过了两日，我们一家一大早就赶往山里，去老家的祖坟为奶奶安排下葬。中午前，奶奶刚刚入土为安，我就接到小姨发来的一条语音留言——不是在家族群里，而是单独发给我的。她告诉我，外婆已经连续3天吃不下任何东西，水也喝不进，仅存在肚子上的一点肥膘也被耗尽，掀开衣服时能看到干瘪的肚皮。她问我：“怎么办？”

过去这半年，小姨一直是外婆的主要看护人。每隔两三天我会去小姨的住处探望外婆，买些甜食带过去，跟小姨聊聊天，听外婆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或许在潜移默化中，小姨对我的信任已经与她的两位姐姐齐平，所以当她实在走投无路那一刻，会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听了小姨的语音留言后，我已将她的心意猜得七七八八——小姨肯定一刻也没断过送外婆去医院的念头。她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联系我，并非是真的向我求助如何给外婆用药或想办法让她开口吃东西，她想要的是一个决心，或者说是一个助力。

我已经知道其他几位长辈的决策，也理解他们的思虑——无论奶奶还是外婆，她们已是90多岁高龄，并且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症。奶奶时常喊自己的儿子作“爸爸”，而外婆时常喊自己的小女儿作“大娘”。近几年两个老人更是话也说不清楚，只能“咿咿呀呀”地胡乱发出些声音。她们的生活几乎毫无质量可言，却要牢牢拴住另一个健全的人，每日伺候在旁，寸步不能远离。稍有疏忽，她们就会去马桶里抓水喝，或拿打火机烧床单——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日复一日下来，子女的亲情早已被耗得支离破碎，劳累和拖累才是现实。况且眼下又是非常时期，子女们接连染疫病倒，自顾不暇，这时带老人去医院就医，不仅消耗老人，对于陪伴就医的晚辈也是一场残酷的体力考验。倒不如在家自己吃药，把全家的“伤损率”降到最低——至于老人能不能熬过去，只能是生死有命。

所以，从家族层面来看，不带老人去医院救治是权衡利弊后的周全，多数人都能明白其中的不易和割舍。但道理就是如此，上下嘴皮子一碰，任谁也说得轻妙，只是一落到自己头上，才能体会到“知易行难”这四个字的真切。

其实那几天，我也在一直在对送不送外婆去医院的问题上挣扎犹豫。我给小姨回拨电话。电话接通，小姨将外婆的情况又向我复述了一遍，强调眼下情况的危急。但我问她有什么打算时，电话那头却安静下来了，足有1分钟的空白。

我猜那时小姨正在和自己较劲，一面是和姐姐们达成共识的“不去医院”，一面是她真正的心意。她没办法安心地选在哪一边，因为无论怎么选她都会难过，都要为难。而此时他们夫妻俩又一人守一边的老人，相隔几十公里，小姨失去最强有力的支持。

小姨终于再次开口，她在电话里问我：“我们能不能送她去医院？”

我十分庆幸小姨挣扎后的选择与我不谋而合。其实，我同她一样为难，尤其经历了奶奶的突然离世后，或将接连失去两位亲人的噩梦一直惊扰着我。可作为一个孙辈，我不得不向长辈们妥协，特别是在这件极其敏感的事情上，如果我越俎代庖违逆母亲的决定，不只是让她难堪，更会显得她冷酷无情。这时候小姨站出来把我拉入她的计划，也是给我一个理由，更是替我挡下“罪名”。

但我还是不能心安理得，毕竟这个计划是拿外婆和其他家人的生命冒险。

在电话里，我把自己的担心坦诚相告，同时向小姨条条列举送外婆去医院的风险：或许去了医院，外婆的病情也不会缓解；或许在漫长的等待里，外婆会病危；亦或许外婆的病情缓解后还会二次感染……最后我告诉小姨：“如果能承担最坏的结果，做最坏的打算，那我们就去试试。”

小姨又是一阵沉默，似乎在思考我说的话。不再置身事外的我也在反复掂量着各种可能。后来小姨开口说：“如果让我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看着她咽气，我真的做不到……”抽泣声通过听筒传过来，比说话声更加锐利刺耳，但还是能听出小姨在竭力压制：“我们试试吧，行不行？就算最后没救回来，至少我们努力过了是不是？”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再退缩了。我也知道，接下来，送外婆去或不去医院，一定会成为这个冬天我们家最大的分歧与分裂。

挂断小姨的电话，我找到爸妈，告诉他们送外婆去医院的想法。不出预料，两人立刻瞪眼挑眉。我妈甚至指责小姨这种做法不但背弃姐妹之间的约定，更是越矩：“这就是在为难你这个当小辈的。”我爸丢给我一句：“我不支持去医院。”我妈也跟着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不去医院了，你别听你小姨的，跟着她脑子发热。”

我沉默了。

从老家祖坟开车送父母回家的路上，我既没为小姨辩解，也没为自己开脱，只是告诉父母，如果奶奶和外婆相继离世，接连操持两位老人的后事会让他们的身体吃不消，我答应和小姨一起送外婆去医院，只是希望为他们多争取一点休息的时间，哪怕只是一两晚：“我不希望这个家再有人倒下了。”

我这边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小姨那边也得不到大姨的支持。那几日为了照顾外婆，大姨与小姨同住，挂断电话后，小姨将我们的决定告诉大姨，立刻引得她挑着嗓门喊了一句：“去啊，走，去医院啊！”

小姨却没听出这是一句反话，真的忙活起来，立刻翻找外婆的换洗衣服和纸尿裤、尿垫、水杯等一应用品。大姨就在一旁冷眼旁观。

等我开车带着爸妈到楼下时，小姨就招呼大姨一起把外婆从床上抱上轮椅，大姨甩了她一句：“我不跟着去医院。”小姨一边双手环抱外婆挪她坐上轮椅，一边被大姨这句话噎得一口气闷在胸口。

刚把外婆送进车里，大姨撇下我们转身就走，我唤她时，她头也不回地说：“我回家去。”小姨也唤我妈上车同去，我妈则与我爸并肩站在一排，不动声色。

那一刻虽然没人争吵，但紧张的形势已经在我们之间立起无形的壁垒。我和小姨在一端，其他人在另一端。

我抢先一步辩解，告诉小姨，我爸妈因为接连几天操持奶奶的葬礼，太过劳累，是我让他们两人回家休息，好把所有归咎在自己身上。小姨心思单纯，她信了我的话，向姐姐、姐夫道别后，立刻钻进车里，一手护住外婆的头，一手揽住她的伤腿，嘴里念叨着：“妈，你靠在我身上，对，就这样靠在我身上，我抱着你呢。”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外婆已陷入昏迷，应是听不到小姨的话，但小姨还是一遍遍地对她说：“妈，咱们这就去医院，你忍忍，一会儿就到了，到了病就好了。”

其实小姨已经很久不唤外婆为“妈”了，而是唤她“老陈”，就像称呼一个认识很久的老伙伴。外婆常年痴呆，她也记不得小姨的身份，更不会在乎，所以日常唤着“老陈”，反倒比唤“妈”更能让小姨感觉舒服一些。因为唤“老陈”时得不到回应，她不会介意，但唤“妈”时得不到回应，甚至一个冷漠的对视都得不到，她会一次次地失落和难过。

从小姨家开车去医院车程1小时，几乎一半时间里小姨都在哭诉，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家长，要一股脑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

小姨说，每天看顾外婆的人是她，给外婆做饭换尿布擦洗身子的人也是她，“为什么干完这么多脏活累活，到头来还要受良心上的煎熬？”她每天伺候在旁，亲眼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怎样患病、变衰弱，最后剩下一丝气息、命悬一线，“换做一个陌生人也会动容和不忍，更何况这个人是我妈，让她自生自灭，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我不吭声，只是静静地听着，我猜这些话憋在她心里好久了，但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和小姨陪外婆经历了痛苦的一天一夜。

急诊室内外人山人海，挂号、就诊、化验、输液，每把进度条向前推进一点，都要以小时为单位消耗。

随处可见的病人，几乎都是像我外婆这样苍白无力的老人，他们披着花色的棉被坐在轮椅上，由两三个家人陪着。子女们也大多是面色蜡黄的中年人了，即便没有发热感染，在这样密不透风、拥挤吵嚷的地方待上几小时，再健康的人也会闷得气虚血弱。

熬了3个小时，我们总算拿到外婆的化验结果。医生看了单子，诧异地质问：“老人情况这么危急，怎么才送来？”

我和小姨面面相觑，我问医生有多危急，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阵，病人就会进入脑死亡状态。”

我再次看向小姨，不知该庆幸还是自责。

那一夜，我们住在急诊室里，外婆的鼻腔被插入胃管，手腕上扎着吊针，每隔15分钟，我和小姨就轮流用注射器向她胃管里打入20毫升清水，帮她缓解严重的脱水情况。小姨从包里找出一个硬皮笔记本和一支笔，每一次打水、换吊瓶、吸氧、做雾化都要详细地一一记录。医生嘱咐，那晚要给外婆注入2000毫升清水，相当于向胃管里打水100次。小姨在笔记本的顶栏标上一个大大的2000毫升，把每一个时间节点提前写好，完成一次打一个对勾，像是一个严肃的实验或一场庄严的仪式。

第二天上午，外婆脱离危险，情况明显好转，但整晚没睡的小姨开始剧烈咳嗽，我也熬得头昏眼花。我妈和大姨只在这段时间打过一两个电话询问情况，之后再无其他，更不提换班的事。

仅仅过去一天一夜，我和小姨就耗得筋疲力尽，果真出现长辈们此前最担心的状况，这确实有些讽刺。但我仍不否定来医院这个行为本身，只是没有后援和补给，我们实在无法坚持下去。

当天复诊后，我和医生商量，想带外婆回家去完成后续输液。医院里资源紧张，一床难求，像外婆这样的高龄病人需要护工贴身照料，更是占用人手，医生乐得我们带她回家，给医院减轻负担。

取了药，我开车载着小姨和外婆向家赶。小姨一路上困得几度眼皮打架，但还是时不时跟我讲几句话，她担心我也困得开不好车。

将外婆重新安置在她的小床后，我和小姨像卸下几十斤的包袱，各瘫在一张靠背椅上，只有神经突突地猛烈跳动着，脑袋里面拧着疼，那是睡眠不足的亢奋假象。

从医院回来后，我很快也开始发热，病得走不出家门。我爸妈从奶奶的葬礼上回来后也很快阳了。大姨也再没回小姨的住处帮忙，只剩小姨一个留在空荡荡的三居室里独自照顾外婆。

就这样，留守的人不问，离开的人不提，两个阵营打算佯装和平地把日子糊弄下去。但人的情绪却是最不能糊弄，从医院回来后两周，一天夜里，小姨崩溃了。

那晚9点过一刻，我先是收到小姨发来的语音留言，共3条，每条不超过10秒。她用简洁的口吻迅速向我说明需求，听上去虚喘无力：“我头疼得厉害，你能不能过来帮忙看顾下外婆？”

我一边换衣服一边将事情说给我妈，她立刻从床上坐起来，正刷着的视频声也没盖过她的嗓门：“她为什么总是越过我这个姐姐找你这个小辈？”

我没回应，只说让她给小姨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电话接通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是小姨歇斯底里的哭声，在夜晚听起来格外凄厉吓人。我看到老妈脸上的神情立刻变得紧张，她不断喊小姨的名字，问她出了什么事。但小姨只是哭，一直哭，哭得腾不出气口说一句话。

我也着急，大声喝止小姨让她冷静，语气很冒失，可那时我顾不上礼节了。小姨总算倒着气从牙齿里生硬地蹦出几个字：“头疼，太疼了。”然后又是歇斯底里的哭泣。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爸妈和我一起开车奔赴小姨的住处。一路上我们都在想，小姨的歇斯底里是不是因为外婆已经濒临死亡。可等我们赶到时，却看到外婆圆睁着眼，甚至几次向我挑眉，嘴里咕哝几个单音节的字，精神看起来不错。可小姨却在卧室的床上蜷缩成一团，把头抵在床垫上，不开灯，像一只躲在黑暗里舔舐伤口的动物。

我冲过去把小姨的头抱起来，想看看她的精神状况，顿时感觉双手沾满她脸颊上残留的泪，湿滑滑的。小姨紧闭双眼，眼周的细纹放射性地向四周弥漫，看起来苍老了许多。她强忍着疼痛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到10点了吧？该给你外婆打水了。”

我记得床头柜上有一只体温计，伸手拿过来递给小姨，让她试表，然后起身去外婆的卧室，熟练地向她的胃管里打水，再把数据记录在本子上，随后拿起床边小框子里的棉签蘸湿，给外婆涂抹嘴唇和舌头。这里的物品摆放以及看护外婆的步骤我早就熟记在心，那一刻我和小姨之间这种无声的默契，反倒显得站在一旁的爸妈是客，我和小姨是主，那堵无形的壁垒再次显露出来。

小姨从前没有头疼这个毛病，我给她测了血压，比平时高出一倍，她看了便说：“怪不得疼得要炸开了。”

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血压升高，做了什么？”

她正揉着太阳穴，揉了几下，才说因为担心外婆撑不过今晚。前几天，外婆还有半天睁开眼，但今晚直到小姨给我发语音前外婆一直没醒来。小姨越想越怕，她想找人商量，但想起两位姐姐的态度，她打消了念头，也不敢打电话给老公——小姨父的父亲此时也同样高烧不退，他作为儿子忙得焦头烂额。最后小姨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就陷入恐惧和担忧的循环里，把自己的神经逼进死胡同，然后搅动得整颗头颅疼得要炸裂开。

“你这就是自找苦吃。”我妈坐在小姨床头发起指责。她说，如果当初不去医院，老太太现在不用插着胃管，不受折腾，大姨也能在这里搭把手，小姨不至于一个人辛苦。随后，她问出那句憋在心里许久但没机会问的话：“当初我们三个说好不去医院，为什么你反悔了？”

小姨依旧闭眼不答，十根手指插进头发里，指尖用力抓着头皮。

我爸跟着附和：“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随时可能离世，你不该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怎么自己把自己吓成这样？”

小姨还是闭眼不答。

那时爸妈说出这样的话，我完全理解。站在他们的角度，这些话非但不刻薄，反而是一个理智冷静的成年人应当具备的。在他们眼里，我小姨有些冲动和天真，容易受情绪摆弄而偏离轨道。所以说这些话时，他们语气里带着长辈的威严。

“好好好！”小姨突然放开双手，被弄乱的发丝飘得张牙舞爪，“都是我的错，是我非要送她去医院，是我非要救她，是我自己吓自己，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

很明显，这是赌气的话。

“可是你们见过她难受的样子么？你们见过她夜里两只手使劲伸向天花板，努力抓东西的样子么？我见过！而且我知道她想活，她发烧时看我的眼神是渴望的，真的！我每天看着她，她吃喝拉撒没有一样是我不清楚的，她那个眼神跟平时不一样，就是渴望活着的眼神，真的，我能看出来！”

小姨越说越激动，眼泪又淌了满脸。头疼再次发作，她不得不停下，疼得再次哭起来。我反复抚摸她的后背，提醒她深呼吸。最后，头疼被暂时止住，小姨却瘫软得歪倒在床上，眼睛里是被疼痛折磨过的空洞。即便这样，她最后还是对我父母又说了一句：“如果你们也见过，就没办法那么理智了。”

自从小姨情绪崩溃后，我每天都要抽出一两个小时，去她的住处陪伴她和外婆。

我妈的态度缓和了不少。有时她会和我一起去看望外婆，也和小姨说说话，但碍于面子，她仍是时不时地提起小姨的“背叛”。好像这样讲一讲，不是为提醒别人，而是时刻提醒自己应有的立场。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周，当身体逐渐恢复的我们认为外婆的病情大有好转时，意外再一次发生。

那天上午我刚去看过外婆，给她做了雾化，一切看起来再正常不过，她甚至用单音节的语言和我简单“交流”了几句。但下午小姨却突然打来电话，她语气里的颤抖，让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妙。

就在我们一家赶过去的路上，小姨再次打来视频电话，手机画面里，外婆痉挛的手在不停颤抖，身体不住地哆嗦。从小姨的语气里能听出她吓坏了，一连问了好几句：“叫120吧，叫120吧，是不是要叫120？”

我妈没说话，我扭头看向她，我知道此时她在送不送外婆去医院的问题上再一次犹豫了。所以，我又一次站出来，推了一把：“妈，叫救护车吧。”

这时我捕捉到我妈眼睛里的慌乱，原来事到临头，她也没办法做到完全理性。

我妈向我点点头，然后对视频里的小姨也点点头，终于同意将外婆送进医院。

救护车将外婆直接送进抢救室，那时她已经烧到39度，神志丧失，医生说“情况危急”。等到大姨赶来医院时，非但外婆的情况没有好转，小姨也倒下了。她的头疼再次发作，用她的话说，“像有只手在她脑子里揪来抓去”。实在撑不住时，她就躺在抢救室外的长椅上，双眼紧闭。

那是发生争执后大姨与小姨第一次见面。看到小姨难受的样子，大姨没去打招呼，也不去慰问，只像陌生人一样远远地看着。后来小姨疼得实在受不住，不得不给自己挂号就诊。拿到化验结果后，医生说小姨要输几袋子药水才能暂时把血压降下来。

那一晚，抢救室里外婆在输液，楼上输液室里小姨也在输液。母女两个，谁也顾不及谁。送外婆去医院的路上，我妈闪了腰，在急诊室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难受得脸色发白。我喊她回家时，大姨顺势说自己也犯腰疼，跟着我爸妈一起离开了。

最后医院里又只剩下我、小姨和外婆三人，就像昨日重现。

凌晨输完液的小姨刚恢复一些精神，就趁着抢救室的医生和护士外出偷偷溜进去看外婆。外婆那时用过药，已经退烧，但还没苏醒，闭着眼。

小姨抬起那只刚刚拔掉针头的手去抚摸外婆的额头，然后弯腰把自己的额头凑上去紧贴着。这是她们母女日常做的小游戏——每天早晨，小姨都会去外婆床边跟她打招呼，然后碰一碰额头，当作开启新一天的小仪式。

但这一次，小姨却在碰额头后，轻轻地对外婆说：“妈，对不起。”

后来我才知道，从那天起，小姨的心意改变了。她终于意识到姐姐们之前的决定或许不是正确的，却是最周全的。当她的身体亮起红灯后，她才懂得这种现实、残酷却又不得不做的选择，是无奈，也是必然。

因为是特殊时期，医院规定家属不能探视和陪床，外婆这次住院后一直由护士和护工照顾，我们一家获得许久未有的宁静。

期间，医院试图劝说我们带外婆回家。因为没有床位，无法将外婆转移去普通病房，而外婆的条件又不能继续留在急诊室。她成了急诊的滞留户，推不出、甩不掉，医生只能来“建议”家属主动离院。

但这一次，小姨和我都选站在了“自私”这一边，谁都没同意——住在医院里，外婆有人照料。接回家，谁还能继续照顾外婆？把家里这几个人点着名从头数到尾，再从尾倒回头，不是病人就是在“阳康”恢复期，找不出一个能全天候照顾外婆的人，全军覆没。

小姨的头疼症一直没痊愈，一连跑了几家医院就诊。她不愿劳烦老公，也不愿让女儿知晓。那时表妹还没阳，工作也忙，离家还远。而且，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那段时间家里人没有一个怪我表妹不来帮忙，都默认她是小孩，不用掺和大人的事。

我们只能继续和医院装糊涂，即使每次去医院了解外婆情况时医生的态度极其冷淡，我们照样笑脸相迎、不生气。毕竟，外婆在他们手里，比在我们手里更安全。

我以为小姨彻底将这些利害关系想通透了，原来这也只是假象。

农历癸卯兔年前3天，我去小姨的住处取东西。外婆住进医院之后，我已经有些日子没再来过这里了，屋里的一切照旧，只是长垂落地的纱帘过滤掉投进客厅的日光，使房间里暗得阴郁低沉。

小姨坐在紧贴着纱帘的那张沙发里，双眼直视掌心握着的手机，手机却锁着屏。我一边换鞋一边觉察出她不对劲——她甚至没发现我已经开门进屋。

屋里很静，我怕吓着她，一步步靠近时轻声唤她，唤了3次，小姨才回过神看我。她怔住了，问我：“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来，我妈说让我取点东西。”

“对对对。”小姨连声应着，起身要去把东西找出来，但刚躬着背半起身，又怔住了，再次问我，“你等下有工作吗，忙吗？”

我摇摇头说不忙，等下直接回家。

然后小姨看着我问：“你能陪我说说话么？”

从小到大，这是小姨第一次向我提这样的要求。这一个月，我与她算得上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之间的关系多少发生着微妙的改变。在我眼里，小姨不只是长辈，她也是战友，是朋友。于是我把外套脱下，坐在小姨旁边的沙发里，给她续一杯热茶。

小姨像聊家常那样对我说，她这些天把外婆的床单、被套、枕套从里到外洗了一遍，然后指着正前方那个卧室尽头的阳台说：“你瞧，被子也晒了好几天。”

我听懂了，问她：“小姨，你还是想把外婆接回来？”

她没回答，反问我：“你说她是不是想回家？”

我不掩饰，坦率地对她说：“如果接回来，谁能照顾她？”

看似答非所问，但我们都明白，每一句话最终都会落到“谁来照顾外婆”这个问题上。

小姨看着我不说话，过了两三分钟，才提起她刚刚与一个做临终关怀的朋友通过电话。听了我家的事，那位朋友不评论孰是孰非，只是问小姨，“老人家现在受不受罪？”小姨想了想说，肯定不如在家舒服，但她至少能得到治疗。那人又问，老人家是否插着管子，是否每天输液，是否用着吸氧机，是否整日躺在床上……小姨突然转头问我：“这就是在受罪吧？如果当初不送她去医院，现在不用插管子，不用天天被扎针、天天戴呼吸面罩不能吃不能喝。”

我说：“小姨，如果当初不送她去医院，在家里发烧，一样要受罪，而且很可能活不到现在。”

小姨却突然激动起来：“如果早一点走了，像你奶奶那样，是不是反而更好？你看她现在受了这么多罪但还是治不好，只是在耗时间。”

说这话时，小姨眼睛里的可怜无一错漏地映入我的眼里：“是不是我们太自私了？我们从没问过她愿不愿意去医院受罪。”

“小姨。”我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因为激动她的膝盖正轻微颤动，“外婆不能说话也不能思考，只能由我们替她做决定。既然如此，我们的决定就无法完全站在她的立场上，肯定要加入自己的考量。你说我们自私，我觉得这并不是错，是必然。”

我告诉她，当初决定跟她一起送外婆去医院时，我的每一条理由都是出于“自私”：比如我舍不得外婆离开我的生活，即便她已经20多年叫不出我的名字；我不希望失去奶奶后又接着失去外婆，让我的心加倍刺痛；我希望外婆的生命再延续几天，让我爸妈得到短暂的喘息。但在所有自私的理由里，还夹杂一条为小姨的考虑：我不想她照顾外婆一场，最后留下遗憾。

“小姨，其实送外婆去医院那天，你去挂号时我偷偷跟外婆说过一句话，我说，‘对不起呀外婆，因为我太自私了，太舍不得你了，只能辛苦你来医院折腾一趟了’。”我的眼眶突然一阵热辣，“小姨，别跟自己较劲了。我们不是外婆，不能替她受罪，外婆也不是我们，不能替我们奔波。我们各有各的难处，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尽力给她减轻痛苦，让她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些。”

小姨看着我，神情发懵，几分钟后，才开口说：“你是说，给她减轻痛苦？”

我点点头。

或许这个想法有些大胆，小姨从没想过。她担心地问：“会有生命危险吧？”

我告诉她，即便不拔管，外婆的时间也不多了：“她双肺感染、心肌严重受损，医生每天都说她随时有生命危险，与其这么辛苦地等死，倒不如……”

小姨接着我的话说：“不如让她在最后的时间里，过几天舒服日子？”

我点点头。这大概是我们能为外婆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可外婆并没给我们机会，她没有再离开过医院，直到去世。

本来小姨已经和哥嫂、两位姐姐商量了，为了让舅舅安心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他们打算过完农历新年再给外婆拔管，接她回家，陪着她走完最后的日子。但大年初二的晚上，医院就通知病危。

我们赶到医院时，只能从视频通话里看到外婆最后的模样。她戴着厚重庞大的呼吸面罩，从下巴一直盖到眉心，几乎把她小小的面颊全部遮蔽住。医生说她已经一天没睁开眼睛了。我对着屏幕唤她，然后小姨也唤她，叫了几声之后，她竟然睁开眼，滴溜溜的黑眼球穿过屏幕看向我们。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被她这样望着。

20分钟后，外婆咽下最后一口气，医生说她没有任何挣扎，轻轻一吐便安息了。真好啊，我外婆终于不再受罪了。

外婆的后事还是由小姨牵头操办，她的头疼病没康复，一边办后事，一边抽空去医院就诊。她和大姨还有我妈也因为操办后事多出不少接触。或许因为情绪低落，她们三姐妹不再争执，变得平和起来，她们坐在一起，不说话时就各自默默地想心事，也可以就一个事情理智平静地发表意见，出现任何分歧时，另外两个都说：“你定吧，按你的意思办。”

无论如何，外婆在天上也会乐意看到这一幕吧。我希望她现在能记起从前的事情，记起自己的孩子和孙辈，但又希望她都忘了，抛掉过往，从头来过。其实怎样都好，不管她是不是我外婆，无论她在哪里，只要她今后自由、健康就好。做回那个驰骋在广阔天地里，谁也拦不下的人。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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