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布道者樊阳：都知道要重视语文，但这些痼疾不改，孩子的收获感其实不高！

近年来，人文教育的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诸多学科中，语文的人文性尤其突出。

从根源上说，语文本身就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但现实总是有遗憾的，出于种种原因，传统的语文课堂在人文教育这一块总留下一些缺憾。

不过，有问题，就有尝试解决问题的挑战者。樊阳便是其中之一，而他给出的答案则是自己坚持了30多年的人文讲坛。

从形式上说，人文讲坛是一个结合了阅读和行走的人文行读课堂；从具体的教育实践角度来看，人文讲坛更是具有跨越时代的预见性，研学旅行、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习、项目式学习等近年来备受重视的教学方法早早就存在于其中。

樊阳
上海杨浦双语学校语文正高级教师
教育部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

在樊阳看来，这些预见性的背后，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自己只是遵循了教育应有的理念，从成就一个完整的人的角度出发。“人文强调的是对人的尊重、理解，以人为目的也是教育的本质。所以，人文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基础，本就应该贯穿所有的学科。”

樊阳自己一开始也没想到，虽然期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但自己这一坚持，就是30多年。

如今，樊阳人文讲坛面向上海市所有中学生开放，在其他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同道者加入共同体。目前，樊阳已经带领师生先后行走了26个省份200多个城市，形成了上海60条线路与课程，全国人文行走近40条线路与课程。

人文行走路线图

这么多年来，人文讲坛变得越来越壮大，同道者也越来越多，樊阳自己对语文和人文教育的思考也越发深入。

从“人”出发，

就能看到传统语文课堂的问题所在

其实，在中学时代，古板枯燥的教学方式让他对语文提不起多少兴趣。反倒是凭着对历史、地理的喜爱，他早早养成了行读的习惯，不仅会做摘录和剪报，还会去实地探访书中记载的遗迹。大学时，更多的阅读，更多的行走，以及打通各科的通识教育更是让他在人文学习方面沉淀了许多。

讲座——中国地理环境与原始文明的产生

可是，当他以语文老师的身份再次回到母校时，他失望地发现语文课竟然还是老样子。接受过人文教育的“洗礼”，樊阳决定一定要做些什么来改变，语文课不应该限于一篇篇零散的文章，而是要带学生看到更大的世界，让他们成长为更完整的人。

于是，在参加工作的1991年，他就开设了一个放学后的语文小组，专门和学生们讨论课本不收，但学生应该了解的阅读内容；一年以后，他也开始和学生一起人文行走，在游历中学习、探讨、思考。这就是人文讲坛最初的模样。

30多年来，教育一直在发生改变，语文也是一样。但在樊阳看来，如今的语文教育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几个问题，导致人文教育的理念不能很好地落实。

 第一个问题是教学形态沿袭固化 

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尽管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教育模式的改变却不多。孩子们的主要学习方式还和100多年前一样。

美国作家和教育演讲家马克·普林斯基在提出“数字原住民”这个概念时，曾说道：“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老师们都在使用一种过时的、非数字时代的语言，试图去教一代几乎完全使用数字化语言的人。”

樊阳对此也深有同感。这套建立于19世纪的教育模式，追求的是标准化、效率化，强调的是知识传授。但如今这个时代，真正的学习不会诞生于被动的观察，而是诞生于积极参与的互动过程中，更强调的是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

 第二个问题是教材和学术及生活有严重的隔膜 

通过大学的学习，樊阳越发感觉到，只有广泛涉猎和了解人类的文明历程，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精神世界。对学生们来说，中学更是思想飞跃的时期，这段时间更加应当多阅读。

但教学内容盲目追求唯教材化的趋势，却带来了一些困扰。“从教学内容的把控上来说，是需要教材的，但是教材的选文不应是教学内容的唯一载体，特别是在母语学习的过程中，教学内容应该从教材引向更多样的文化载体与更广阔的生活实践。”

在最初的人文讲坛上，樊阳就不断地为学生介绍许多课外的书籍和阅读材料，引导学生畅所欲言。现任南开大学副教授杨琳当年也是他的学生，在她的记忆中，人文讲坛让但丁、屈原、鲁迅，这些遥远的名字都被拉近了，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孩子被“唤醒”了，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触发着心灵。

 第三个问题是教学内容上存在着学科壁垒 

“学科壁垒就是过度强调语文的学科本位。虽然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征，但是从母语学习的角度来说，语文的教学内容天然和其他学科有很强的融合性。”

樊阳说道，对于学科本位，语文老师们普遍对“什么是真正的语文”感到焦虑，总是更容易从“我的课是不是语文课”“课上的语文味是不是足够”的角度来评价语文教学。但“语文味”究竟是什么，又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

最终，大家只能认为，凡是不断强化语言文字意义的就是语文。可一旦把语文局限在这些纯粹的语文知识中，又恰恰把路走窄了。

比如从修辞手法和文体特点（例如记叙文六要素）来分析文章内容，固然是一种读法。如果学生只会从这些角度解读文章，那他的眼界胸怀无疑是狭窄的。因为对一个成熟的阅读者来说，这些都是已经内化的程序化知识，完全可以有更多解读文章的角度，深入思考。

不过，樊阳也提到，值得期待的是，新课标要求各门课程要用不少于10%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这或许会缓解语文学科壁垒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功利化的教育指向固化了学生的思维 

在种种压力之下，如果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考试，都在引导学生要顺着答案拿高分的话，那必然会让学生陷入一种固化的思维。那就是认为问题总有唯一的答案，要去追求这唯一的答案。

“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文教育追求的是解放人们的思维，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思维固化与人文教育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而樊阳的人文讲坛，在探索人文教育的同时，自然也要打破这些沉疴。或者说，一个实践了人文教育理念的课堂，必然会打破这些问题带来的束缚。

从阅读到行走，

人文讲坛五年为一轮，这一轮里，他会和学生一起经历100讲人文讲座，50回人文行走，涉猎100本书，精读50本经典。每个月，人文讲坛都会根据阅读讲座的内容，在上海或周边组织一次人文行走。到了寒暑假，人文行走的路线则变得更远。

和创立之初相比，这其中的变化在于，人文讲坛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课程体系，老师的课程意识影响着学生学习的效果。

“如果没有课程意识，那么人文行走或研学旅行就既没有‘研’，也没有‘学’，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只是走马观花。”

他还着重提到了当下很多研学旅行的三个突出问题：

而解决这三个问题都离不开人文行读的一个重要特点——动态且多元。

这里的动态和多元都有双重的含义。

显性的动态，就是人文行走的形式让课堂流动了起来；而隐性的动态，则在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的不断思考。

而多元，一方面是学生阅读材料从课本拓展到各种课外文本，甚至景观文物上，另一方面则交流不仅发生在师生之间，还发生在学生和学生之间。

在行读的过程中，学生是主体，这就要求老师要成为一个推动者，激发学生去主动思考。让他们不再满足于“是什么”的静态知识，还能进一步去了解和思考“为什么”，还要探讨对现实会“怎么样”。

要做到这些，从行前的准备工作开始就不能马虎。别小看这项“预习功课”，有很多孩子在没有经过锻炼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准备。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上百度搜索关键词词条，看完就算准备完毕。

“要我说，这实际上就是在偷，甚至还不如偷。你以为查了百度，知识就是自己的了，但我稍微问一些深入的问题就都不知所以然了。”樊阳这样说道。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做好行前准备，他把“预习功课”分成了三个部分。

一是阅读和景观相关的文本。比如“蜀道行走”要经过剑门关，李白的《蜀道难》、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都是不能错过的名篇。也有名篇经典不多的旅途，比如“唐蕃丝路甘青行走”，但是樊阳和学生却发现当地名人明朝诗人胡缵宗在天水留下了大量诗篇。

当然，文本并不局限于诗作。在河南行走中，樊阳给学生们选了许倬云先生的《华夏论述》，让他们能够从宏观视角去了解“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而曾国藩的书信、日记则给了参与湖南行走的学生一个更生活化的视角，去了解他；还有容易被忽视的绘画书法作品，也是很好的阅读材料，湖州行走中对赵孟頫的理解，就是从他的书画阅读开始。

二是梳理景观相关的基本知识。行走途中，文物、古迹都是很重要的观察对象，每个人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都不一样。樊阳认为，了解基本的知识还是必要的。

三是梳理和思考要探究的主题或者要完成的项目设计。这其实也是贯穿整个行读的项目式学习的一部分。

就在刚刚过去的寒假，樊阳还和学生们在进行“在上海街道走遍中国”这个主题的行走。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小组的目的地是山东中路，任务是为这条路设计一个Logo或者街心花园，要能体现山东省和山东中路共同的文化特征。

至于行走中的活动怎么安排，其实樊阳都围绕一点下功夫——要让学生保持交流和思考，主动学习才算不虚此行。

在去山东中路前，六年级的学生们告诉他，因为南段因为即将拆迁，自己打算从北段苏州河开始，往南行走。樊阳却提醒说，从靠近延安东路的南段开始更有意义。

为什么？两个不同的观点自然激起了学生们的争论。

从北段开始，好处是未拆迁的居民更多，采访对象更多。那南段呢？

樊阳打开历史地图，让学生观察比对，学生很快发现：现代印刷业的发源地麦家圈、上海第一座西式医院仁济医院，还有申报大楼……从南到北依次展开——

然后，老师给大家推送两篇反应这段历史的文章阅读，这时，学生们都恍然大悟：山东中路就是这样逐渐兴起的，中国现代印刷、出版、报业也是这样逐渐聚集并辐射全国的。

樊阳从不直接否定学生的想法，而是以交流的态度和他们共同探讨，激发他们自己探究。

在行走途中，由学生发起的观察和思考也不少。一位负责建筑内容的学生就发现，老城厢房屋檐角上有铁质的花纹装饰。樊老师让学生扫描历史保护建筑二维码，出现的介绍文章，进行现场阅读，学生们在阅读中欣喜地发现，原来这是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建筑风格进入中国带来的影响。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发现！凭着这一点，学生们又继续推断出了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能有80年，甚至100年，称得上是历史建筑了。

每次行走结束之后，学生们还要写下自己的行走观感，即时记录下感受和疑问，并在盘点总结时交流自己的收获和思考。言语实践贯穿行走前后。至此，一个行读主题的学习才算告一段落。

人文教育始终离不开“教育”二字，从人文讲坛的实践中也能看到，跳出传统语文课堂的桎梏并不意味着走出教室就是游乐场。阅读与行走都是实现人文沉淀的方式，但学习和思考的教育核心也同样不会改变。

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

需要更多的阅读来治愈

教过国际课程班，也教体制内的班级，教过高中10年，初中21年，30多年来，作为老师，樊阳可以说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但每次站在课堂上，他都能感受到，在强调竞争的氛围下，教育焦虑在家庭中普遍存在。

“在以应试为核心的教育机制和教育氛围下，语文像是一门弱势学科。看上去它对学生的影响好像是最深最远的，但是因为它不像数理化那样可以很快提升分数，所以经常被忽视了。”

樊阳清楚地感受到高中学是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如果培养得当，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等能力都会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但现实情况中，学生们总是要把时间留给更能提分的课，或者更有利于申请的内容，因而忽视了语文学习。

对于留学路线的学生来说，这种忽视的影响甚至更甚。高中时，很多学生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的英文思维，母语学习又不足够，结果就是中英文的思维能力都不完善。有的学生不得不在进入大学以后，再花成倍的时间与精力，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这也是他曾给国际课程班的学生开设汉学课的原因之一。通过课程化的阅读和行走，他希望学生们在跨越了文史地哲等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多阅读、多思考、多锻炼思维，也为文化认同打下根基。

而对于深陷教育焦虑的另一个群体——家长，樊阳同样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

“家长养育孩子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自由，但同时又不能是放纵。家长应该要反思自己的焦虑从哪儿来的，不要全部抛给孩子，也不要都归咎于社会，而把自己的责任抛之脑后。”

要做到既给自由，又不放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孩子精神引领，保证孩子的精神食粮。而最核心的方法，就是鼓励孩子读书，还有亲子共读。

上学期，樊阳带的六年级孩子正好学习到高尔基的《童年》，除了课本上的文章，樊阳还补充了上海作家简平的《青草奔放》。简平就是在杨浦区长大的，他笔下的童年让不少孩子的祖辈深有感触，因为这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

趁着这个机会，孩子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家庭访谈，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祖辈们的生活经历。这不仅让平日里没什么共同语言祖孙有了更多交流，无形之中也实现了祖孙共读。

作为老师，樊阳比家长看到了更多学生的经历，无数学生的故事都在证明，一时的成绩管不了孩子后面漫长的人生，而阅读开拓的眼界、思想境界往往会带来生活的转机。

“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读得不够多，才会被教育焦虑裹挟。”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考量一下，在现在这个时代，为人父母者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认识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好工作和金钱回报，那自然就容易焦虑，恐怕也很难逃离被‘卷’的命运。”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武利庆是樊阳的学生中第二个北大博士，他率领的团队还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在上学时，他就是个典型的理科生，但樊阳改变了他对语文的看法，每次遇到无法得到结果的理学问题，他都会从文学作品种汲取能量。

“放下书本，再次面对问题时突然觉得灵感在一刹那间产生，新的视角下问题变得柳暗花明，人文作品的神韵促使我跳出了理学思维的‘势阱‘，问题在一瞬间迎刃而解。”

还有学生在毕业20多年后又辗转找到樊阳，告诉他“樊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当年，他很喜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樊阳的鼓励也越发激励了他，如今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博物馆。

“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考了多少个四大名校，我很自豪的是，我的学生有头脑、会思考，无论做什么，都有创意、有表达的勇气，他们不甘于沉沦。”

在人文讲坛30周年的时候，樊阳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自己一直像在云南望云时那样用心中理想教育的理念“向远景凝眸”。

而面对现实，他选择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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