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器官智能 Q&A｜“让人工智能和大脑类器官探索每个人的能力是我的梦想”

答：我既是药理学家也是毒理学家，所以我对药物开发和有害物质识别十分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影响大脑发育和功能的物质。而这便需要进行实验，最好是在类似活体大脑的条件下进行。因此，生成人脑细胞培养物一直是该领域的一个长期目标。

借助于 John B. Gurdon 和 Shinya Yamanaka 所开发的开创性技术，这一目标终于在 2006 年得以实现，这两位科学家也因这一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奖。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利用发育完全的组织（如皮肤）生成了脑细胞。不久之后便开始批量生产脑细胞三维培养物，我们称之为类脑器官。

人们问我类器官是否有思考能力，是否有意识。我回答说：“没有，它们太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既没有输入信息也没有输出信息的情况下能思考什么呢？”但后来我又想：如果我们对此做一些改变会怎样？如果我们向类器官提供有关其所在环境的信息以及互动方法会怎样？类器官智能就这样产生了。

问：您怎么知道类器官在“思考”什么？

答：我们正在构建能够与类器官进行沟通的工具，发送输入信息并接收输出信息。例如，我们开发了一种记录/刺激装置，它看起来像一个围绕在类器官周围的迷你脑电图帽。我们还尝试向大脑类器官提供生物输入信息，例如，将其连接到视网膜类器官上，对光做出反应。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作者、圣地亚哥大学的 Alysson Muotri 已经在利用多种类器官的组合系统对这种方法进行测试。

我梦想着在人工智能程序和类器官智能系统之间建立一个沟通渠道，让两者能够探索对方的能力。我认为形式应服从于功能，类器官将发生变化并朝着创建有意义输入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有一点哲学的意味，我期望着能够收获很多惊喜。

我们一开始就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 Jeffrey Kahn 开展合作，请他主持围绕神经系统伦理展开的讨论。我们提出了两个主要策略。

第一个是嵌入式伦理策略：希望伦理学家能够对工作进行密切观察，参与工作规划并尽早提出观点。

第二个是侧重于公众的策略：在工作进展过程中广泛而明确地分享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想了解人们对这项技术的看法，并据此确定我们的研究计划。

然而，要挖掘出类器官智能的全部潜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点十分重要。当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工具时，类器官智能将与我们现在初步采取的措施极为不同。我认为这就像人类基因组工程的第一次基因测序：使能技术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会在此过程中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