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x张悦然：比真实还要真实的女性写作

文｜孙若茜

作为小说写作者，张悦然一直关注女性独特的叙述经验。毛尖的学者身份和阅读趣味，又启发我们将“女性写作”“女性视角”的问题由小说延展到了非虚构写作的领域之中，甚至于通过解读影视作品的呈现，对文学创作进行反观。

 女性写作？女性主义写作？

实际上，很多女作家本身都非常反感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即便她们的作品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和女性主义理念的传播都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比如阿特伍德，又比如多丽丝·莱辛。很容易理解，任何标签都可能会给作品带来理解的窄化，甚至会将作品矮化。所以，显然是不能把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立场、女性主义的行为完全划等号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摄于2017年）

张悦然说，她恰恰觉得很多女作家的作品是女性主义失败和软弱的地方，而这个失败和软弱其实是最可贵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或者一种理念，能够绝对地、彻底地执行到底。就像并非上野千鹤子来到了中国，传播了理念，中国的女性就彻底“得救”，从此不会再纠结了。在此后与女性主义意识共存的过程里，一定还会有很多怀疑、很多挫败。很多女作家的作品就是在呈现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把女性的文学看作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实验场，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失败和种种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也就是人，这也就是女人。”

其实对于很多女性写作者来说，特意被称呼“女作家”、或归类为“女性写作”同样是不得体的，毕竟很少有人会特意说“男作家”，或去专门讨论“男性写作”。比如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就曾经说，当她在书店看到她的作品被放在标有“女性文学”的书架上时，她简直怒不可遏。因为虽然她把自己列入了女权主义之列，但她希望她的文学劳动能与男性同行的文学劳动放在一个统一的质量水平上加以研究与评价。她丝毫不能接受自己的书成为“女性角落的从属品”。她说，如果她的所写关于女人，那么首先是因为她对她们比对男人了解得更多更彻底。

毛尖也说到，因为名字比较中性，她经常会遇到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在握手之后说，没想到你是女的。“那种话好像有点赞美，就好像在说你的写作没什么闺阁气。但我每次都觉得这没什么可高兴的，因为总体而言毕竟是对女性写作的轻视。”但同时，她也指出，虽然加前缀有窄化的危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女性书写其实也开启了反窄化的可能性，是超越了“左”、“右”的。总之，不管说写作，还是女性写作，都要能够不那么教条地重新打开生命议题才好。

就比如美国作家格蕾丝·佩雷，一个风格醒目、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女性书写者。毛尖把她比喻为“四驱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在她的作品中是一种非常具有战斗力的存在，但同时它并非以锋利的方式出现，而是充满幽默的。毛尖认为，格蕾丝·佩雷非常棒的一点就在于她没有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绝对的前提而取消人的复杂性。她拆解了男性中心叙事，但并没有简单地做女性二分法。在她的笔下没有一个真正完美的女性。比如她改写了人们心目中一些关于母亲的鸡汤形象，不再只把她们和善良、柔弱联系在一起，在她的笔下，妈妈也会很烦被孩子不停地纠缠，也会烦孩子不停地说“我爱你”这样的话。但这些女性在最后，用她小说的题目来说——在“最后一刻的巨变”的时候，她们又都拿起了女性主义的武器。

格蕾丝·佩雷

当我们把所谓“女性视角”这一概念拓宽，又尝试把它从文学作品中挖掘的出来，并寻找到某种脉络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一个几千年来习惯由男性讲述的那个世界之外的，女性所讲述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者正在做着这个尝试。

继续以格蕾丝·佩雷为例，张悦然说，她的小说在美国出现时，可以说是补齐了一块缺失的文学版图——那一代美国作家对男性的书写我们看得足够多了，但却很少看到家庭妇女，很少看到有人去写她们怎么想，她们怎么看。佩雷正是展示了这些在世俗意义上不那么成功、不那么闪光的女性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在佩雷的笔下，这些女性充满力量。她们就像那些男作家笔下的男性角色一样，虽然失败，但对社会、世界没什么怨气，而是非常自然地在那样的状态里生活。在书里她们很少有对男性的控诉，即便那些男性都不太靠得住，她们也还是会爱他们，对他们抱有最少的期待，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样的过程里，她们生活依然有趣、有很多欢笑。她们大大咧咧，自由舒展，和那么糟糕的男性相处，她们依然会有动心和流泪的时候。这些动人之处，让张悦然觉得：“可能真正的女性力量并不在于战胜了什么，而是在于对整个事情接受以后怎样去选择一种自己认为的更自由的生活。”

 女性并不天然追求用形容词写作 

埃莱娜·费兰特曾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去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前辈留下的技艺。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因此，我们要更好地武装起来，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我们的不同，要运用先进的工具去挖掘。尤其是，我们不能放弃自由。每一个女作家，就像在其他领域，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无论男女，都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就比如安妮·埃尔诺在她的《悠悠岁月》里写到自己在那个年代的生理期用品，一种叫“月经带”的东西，毛尖举例说，这就是一个男性写作者不太会在写作中去处理的。至于展示世界的方式，再比如埃尔诺的作品《事件》（L’événement）改编成的电影《正发生》，导演奥黛丽·迪万把作家所写的堕胎的过程表现地非常直接、残酷。她看的时候甚至在想：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看了以后得多难过？他也会拍类似的场景，但是会用一种完全抽象地方式去拍，可是女性导演拍得比真实还要真实。

《正发生》剧照

毛尖认为，女性写作是带着一种真相写作的概念的，这里不带贬义。说到底，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女性，整整一生都在制作和人生面貌相反的东西。比如在穷困的年代，她自己的外婆就会尽量把菜做得看上去比原本的材料体面一点，把素的做成荤兮兮的，好像肥美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的理念和日常生活是相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性写作是一个重新打开伦理、打开真相的写作。这种方式在有效地恢复我们和世界之间一些既难堪又幽默的关系。”

用她的话说，安妮·埃尔诺让我们看到了“普鲁斯特们”从未使用过的一种不带形容词的法语。在她自己的童年时代，如果说到家里的木桶，指的就是外婆用来洗衣服的桶，说到饭碗，指的就是用来吃饭的那六个碗，杯子也就是喝水的那几个，外婆的世界不需要形容词，埃尔诺的世界也不需要形容词，但如果这些东西被放在普鲁斯特的笔下，木桶、饭碗、杯子都会被形容词包围。

“好像女性在更直接地面对生活本身，而男人要通过一些形容词来承担生活。”毛尖说，“在虚构和非虚构的概念里，女性写作是在虚构写作的内部实现了非虚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写作又是一种解放的写作，不仅在非虚构里领域，即使在虚构内部，女性也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女性所掌握的非虚构的能力可以让世界重新回到那种更干净、更符合真相，回到把秘密全部揭开的位置上去。”

张悦然继而谈到，很有意思也很奇怪的是，大家都容易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形容词文学”，是带有很强修饰的、浪漫化的。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形容词文学”是女性写作者跟随男作家的写作标准习得然后发扬光大的，它并不是多数女性作家天然追求的东西。在这种写作之外，我们同时需要的是一种像《正发生》那样的，更简洁、更赤裸的对当时情况、对真相的还原，一种可能相对朴素的“名词文学”。这其实正是费兰特所说的，打造女性自己的写作传统。

戳下方链接进入“行读吧”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