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胡绳所言：“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那些象征“山河一统”的“宁汉合流”、“东北易帜”，用以标榜“独立自强”的“修约运动”，以及南京等大城市中的所谓近代化建设成就，无非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给“黄金十年”找来的“虚面子”罢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从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近代中国迎来全面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取得发展和突破，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进程。那么，所谓“黄金十年”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是历史事实还是想象的幻景？经济恶化的十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但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上操控于帝国主义之手。如煤矿业，1936年帝国主义控制的煤产量达222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55.7％；钢铁工业中，生铁产量95％以上被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石油、电力等领域也几乎为日美等国垄断。国民政府缺乏经济方面的治理能力，一些措施与工业增长要求背道而驰。例如，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依靠债券和借款，并且付给较高利息，使全国投资的70%从工商企业流向政府，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看，“黄金十年”的“含金量”有限。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但外资工厂仍在整个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在纺织工业中，1936年外资纺织厂的纱锭占中国全部纱锭的46.2％，线锭占67.4％，织布机占56.4％，中国纱厂在资金和产品方面均落后于外资纱厂。卷烟工业几乎被英美烟草公司独占。其他如肥皂工业，英资肥皂公司一家产量就等于所有中国人办的肥皂厂产量的一半。所谓“黄金十年”期间经济并不是持续增长，整体增长速度仍旧缓慢，工业产值只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国民政府对外国资金、技术的依赖程度过大。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大量发行法币，为维持军费不断提高税负，加之官僚资本的膨胀，严重影响民族工业发展。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时期，整个国家呈现衰败景象，在农业生产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这十年中，农产品进出口数量形成明显反差。大米年均净进口量，由1921—1925年的1850万市担增加到1931—1935年的2129万市担；小麦年均净进口量，由1924—1928年的880万市担增加到1929—1933年的2773万市担；而1933—1936年年均输出的农产品仅及1931年以前年均的半数。1927—1931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农产品输出量锐减，使农村经济萧条，副业经济萎缩。农村经济整体徘徊不前，甚至衰退恶化。1937 年初，四川南部地区发生严重饥荒，近30 万人受灾，数万人饿死。图为全村逃亡的灾民，孩子手中的树叶是他们仅有的食物 吴雍/ 供图大城市相对繁华的同时，农村出现赤地千里、遍地饿殍的惨烈景象。1930年，中国人口死亡率高于美国2.5倍，甚至明显高于印度。土地所有者纷纷变卖土地，逃离乡村，造成农村资本严重枯竭，农民负债日渐增多。据针对全国20个省737个县的调查，1933年农民平均负债比例高达62％。
政治反动的十年
“宁汉合流”和“东北易帜”以后，国民政府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其实际控制范围不过苏、浙、皖、赣、闽数省，各地军阀实际上仍处于分庭抗礼的割据状态。国民党内部也分裂成许多派系。军事上，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自拥有武装力量；政治上，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西山会议派等各成一派。军阀势力与政客集团互相倾轧，内部纷争十分激烈。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标志着国民党内部军事斗争与政治纷争达到高峰。军阀与政客勾连，内斗复杂激烈，是所谓“黄金十年”的政治实态。南京国民政府本质上是“以军领政”的军事独裁政权。蒋介石集团大量引入旧官僚、旧军阀势力，以致国民政府日益腐朽，贪污腐败浸透行政机关。国民政府表面上主张开放党禁、团结御侮，实际上打击异己，逐步暴露其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的面目，以致民意尽失。1930年5月20日，《北华捷报》写道，“与不到18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1933年6月19日，《国闻周报》评论，“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在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引起国民党内部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对和抵制。知识分子公开发出抗议，揭露和批判国民党践踏人权、无视法制的独裁统治。
民族危机加剧的十年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实现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在列强面前，收效非常有限。1928年国民政府虽与英美日法等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表面上实现关税自主，但进口货物的最高税率不能超过1925 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特别会议所规定的差等税率，所有进口货物除按原定值百抽五外，附加税税率不得超过30％。中国海关行政与税率制定权仍操于外国人之手，总税务司一职仍由英国人担任。1931年，国民政府关税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再也无法继续，所谓“修约运动”只能草草收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由“不抵抗”转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仍以妥协为主。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涨情绪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才逐步开始局部抗战。从求助国联干预，到上海停战，再到塘沽协议，国民党根本没有彻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对中国商品、资本、市场的压榨和掠夺进一步加深，工商业深受其害，国民政府却无力招架。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公司达369个，实缴资本额达52200万元。其中，满洲铁道、满洲炭矿、满洲石油、满洲电业、满洲化工等10多家垄断某个行业的“特殊公司”与“准特殊公司”的资本额，占日本在东北设立的所有公司资本额的71％，达36900万元，几乎掌握了东北的经济命脉。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脱离国民政府，实行所谓“自治”，进而脱离中国。面对日本吞并华北的企图，国民党企图以退让求和平，将中央军撤离平津地区，批准成立半自治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的胃口。侵略者的铁蹄步步逼近，恰是所谓“黄金十年”的真实写照。
谁的“黄金十年”？
所谓民国的“黄金十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景。历史评判首重立场，如果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奋斗目标，也是我们评判历史的根本标尺。由此来看，1927—193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致使大革命失败；官僚、买办资本持续增长、膨胀，占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日益凋敝；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丧……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吗？从国民党自身立场来看，这是他们的黄金十年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从兴中会到中国同盟会，到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最终在孙中山的不懈努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完成改组。两党共擎反帝反封建大旗，东征北伐，一度拉开真正的“黄金十年”的序幕。然而，国民党右派一再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将封建军阀、地主、买办和大资产阶级奉为上宾。这意味着国民党自身的退化变质。他们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努力攫取利益，又衍生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些中华民族的寄生虫，又何尝不是国民党自身的吸血鬼呢？国民政府越是为他们攫取利益，就越受其束缚，就越丧失民心，其政权基础也就越薄弱。正如胡绳所言：“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那些象征着“山河一统”的“宁汉合流”、“东北易帜”，用以标榜“独立自强”的“修约运动”，以及南京等大城市中的所谓近代化建设成就，无非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给“黄金十年”找来的“虚面子”罢了。那么是否真的有“黄金十年”？有，但它只存在于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王道乐土”。近代中国深重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中国越乱弱，它们就越受益。所以，1927—1937年是一个“黄金十年”，但那终究是“洋大人”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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