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起，上海有序恢复婚姻登记服务，不少市民发现，近日线上预约离婚登记“一号难求”。一种可能是，这是过去两个月内积压未能及时办理的，还有一种可能是，疫情导致更多人想离婚。这就像一场社会实验，社会自动产生了约束条件（一定时间内不外出，长时间在家共处），提供了巨大的实验组、对照组，然后看实验结果。实验好像证明，既然隔离管控期间伴侣几乎不可能在肉体和精神上出轨，申请离婚的人仍增加了，说明出轨不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么剩下的就是价值观不合、家务分工上的分歧、消费观念不同、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等。
去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说，新冠疫情导致分手和离婚人数激增，在英国和世界各地，分居或申请离婚的人数急剧上升。与前年同期相比，去年7月至10月，律师事务所的咨询量增长了122%。慈善团体“公民建议”报告说，寻求结束关系建议的网络搜索量激增。在美国，一家大型的法律合同咨询网站最近宣布，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五个月内新婚夫妇占客户数量的20%。律师说，隔离结束后，离婚申请激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家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较长，比如在学校假期或圣诞节期间，离婚申请通常就会激增，而疫情隔离期间人们遇到的压力更大。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法国作家蒙田结婚不久后就跟妻子分居，他时而会外出旅行。他说婚姻就像鸟笼，他在随笔中写道：“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
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显著增加，76%的新案例来自女性客户，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60%。这说明女性仍然承担着更高比例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即使是在疫情暴发前关系稳定的牢固夫妻，也可能在疫情期间分手。心理治疗师罗南·斯蒂曼说，因为疫情破坏了“已经确立的、能够提供舒适、稳定节律的常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伴侣在感情之外“寻求其他形式的支持或激励”的机会就很有限，这会让他们处于压力之下。斯蒂曼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困境，他们很难应付。就像积聚压力的压力锅一样，锅盖最终会破裂，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疫情的经济影响也可能是导致分手的主要原因，因为失业、休假或拿回家的工资较少。“至少自二战以来，在经济衰退期间，离婚数量无一例外地呈上升趋势。” 收入减少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因为在如何消费的观念上产生冲突，心理压力增加，反过来，由于担心如何入不敷出，导致关系质量下降。被裁员也会对自尊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男性，他们“比女性更将自我价值建立在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能力上”。这可以表现为焦虑、愤怒和沮丧，以及增加家庭暴力的可能性。疫情还促使人们对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方式、想要什么样的伴侣进行更多的重新评估。“疫情的压力提醒我们所有人，生命可能是短暂的，我们需要想好和谁一起度过我们的宝贵时间。”社会危机要么让夫妻关系变得更紧密，要么让他们决定分开，只有最坚固的婚姻才能躲过去。
加缪创作《鼠疫》时，他妻子在外地疗养。1940年，加缪和第一任妻子伊冯娜离婚，他在分手信中说：“再见了，我的小姑娘。你离我那么远，许多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心慌意乱，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能够告别一切、忘掉一切。”12月3日，他跟弗朗西娜结了婚，他们的婚姻持续了20来年。婚后他对前妻仍有些依恋之情，他在笔记中写道：“身在异国一切看上去都像天堂的地方，但仍然是地狱。我把令我感到空虚的东西叫作生活和爱情。想离开却被羁绊，应该决裂吗？我的心黯淡无光，失落迷茫。一股泪水和爱情的咸味。”他对妻子怀有的像是一种兄弟般的温情，时而对她心怀怜悯，时而又烦躁不安，让她感到难过。加缪想要自由却也要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弗朗西娜生了一对双胞胎，即使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会照看孩子。他喜欢西班牙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为了加缪，她离开了自己的伴侣，但加缪为了孩子，不愿离开自己的妻子。加拿大一位离婚律师说：“平时也许只是普通的颠簸，但在疫情期间会被放大。”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如果夫妻关系本来就有些紧张，疫情期间生活形势严峻，你需要支持，却得不到，就会感到很失望。疫情期间家长不用接送孩子，但要监督他们上课。疫情期间不能叫外卖，要一直有人买菜、取菜、做饭、丢垃圾。有的热心公益，有的可能嫌麻烦。
疫情也会让离婚变得更困难，离婚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要有一方去找住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要离婚，那说明真的是看透了，想通了，不想玩了（或者更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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