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视角看驱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理念【合集】

兔主席 20220522--0529

一、对新欧亚主义的一些特征分析

1.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完全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新欧亚主义是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的一个“迭代发展”。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在文化、政治乃至文明上并不归属“西方”（主要指现在的西欧及北美），反而更多落在亚洲，要寻找和确立俄罗斯的文明身份，要依托于俄罗斯与亚洲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链接欧亚的文明体，并且是建立在这个文明体之上的政治体。新欧亚主义（Neo- Eurasianism）将欧亚主义做了一定的发展，在苏联解体后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更已发展成为主导俄罗斯外交、军事、政治的主义与思想，甚至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新欧亚主义者们是大俄罗斯主义者，但又不仅止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他们见证了苏联成就与遗产（当时中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为之感到骄傲，但又认为苏联的政治安排有很多硬伤和缺憾。他们希望复兴现有的俄罗斯联邦，将其带到苏联之全盛时期，或者回到某个时期俄帝国的繁荣时期——当然这主要是从领土和地缘政治角度讲的。虽然新欧亚主义们在经济政策和理念上是偏“左翼”的——例如他们也批评资本主义，批评大企业及资本的无序扩张，批评英美主导的全球化——但他们的这种取态其实和当今欧洲大陆主流的极化政治没有特别的本质区别，很多都是相通的。而且，因为苏联传统，他们比欧洲的极右翼更能接受左翼政策。

Dugin本人当年就参加过民族布尔什维克党 （National Bolshevik Front，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 “NBF”, “Nazbols”）。我们在上个系列《“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 说法国“极化”政治（无论极左和极右）可能在未来“合璧”，已经提到了这个可能性，即回归100年前欧洲大陆的传统。这里，我们看看NBF/Nabols的党旗，可以找找感觉，何为极化政治的“合璧”。

这里面的中心，是镰刀和斧头。民族布尔什维克有两个要件，一是民族主义，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请注意，这里和正统谱系里共产主义所要强调的国际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在现实宇宙里——包括广大的东欧，包括那些加入苏联的“民族共和国”（例如乌克兰），这种依托一个具体民族的主义更有市场，更能为普通人所接受和理解，因此也更具备动员力。实际上，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做基石，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无法成就苏联，更无法在许多反帝反殖反霸的国家及民族获得发展。

但Dugin在1998年就因政见不和退出Nazbols了。我们在上篇论及当代法国政治及上个世纪德国政治时，说过极化政治有左右“互转”的问题。Dugin他们经历的，其实就是在思想和主义的要件和基石里，把一些“左”的元素（例如阶层）替换成右的元素。宗教、传统，民族，都是典型的“右”的元素。

今天的新欧亚主义与苏联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只是继承他们认为有用的政治要件。反过来，苏联也继承了俄帝国的政治要件，这些政治体是一脉相承的。俄国的政治文明及历史远远久于布尔什维克。所以，新欧亚主义绝不是人们传统上理解的“共产主义”信奉者，也不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被标签为“社会主义者”——即便他们拥抱社会主义，大量采用与欧洲大陆一样的左翼/极左翼经济政策，也不会改变这一点，核心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并不是以社会主义本身为目标的，而是实现大俄国的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的导向有一定的“历史狭隘性”——主要与地缘政治相关。

但要强调的是，他们的主义又不是简单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如果把俄罗斯视为大俄罗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子民族的话）。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的小目标是确保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政治体里面的绝对主导地位，维护俄罗斯联邦现有的遗产；中目标是实现“基辅罗斯”三个东斯拉夫人后代民族的更高层次的政治统合；大目标是将原来苏联/俄罗斯帝国（“大俄罗斯”）里横贯欧亚的各历史民族与领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联结起来，构建一个“共同想象”、一个超民族的政治体或政治联合，并实现对苏联或俄帝国的某种复兴，最终对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文明及秩序提出挑战。

这些目标都是历史性的，而且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在这里面，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政策的角色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不是终极目的。这与苏联时期是不一样的，苏联领导人虽然也受到俄帝国历史地缘政治思想的强烈影响，但还是“死硬”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们认为，第一，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终极政治目标；第二，共产主义适用于全人类，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国际主义色彩，认为能不单纯只考虑地球版图上的俄罗斯，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第三，过程中，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为了构建共同理想，可以让渡一些更加“狭隘”、短期的民族主义利益——这就是历史上俄国对乌克兰共和国进行领土“让渡”的安排（当然也是今日新欧亚主义不满的主要原因）。但是，过程中，他们有没有被俄帝国传统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影响呢？有没有变形走样呢？肯定是有的——毕竟苏联建立在俄国的历史传统根基上，扩张就是为了地缘政治安全。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建制，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与安全。

2.与中国的联系与区别

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顺带也说一下新欧亚主义和中国当代主导政治理念的区别：在中国，我们说“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叙事就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最初的理想。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大历史里，去对标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可以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色彩的，因为它是从一个民族或国家为根基出发的，以解放和复兴一方国土的民族和传统为最初诉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先进的舶来制度工具，在上个世纪初，纵观及横向比较各种主义（包括各类左翼主张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真正帮助解决中国问题。

在欧洲大陆里，共产主义是在一国之内的阶级/阶层斗争派生的，本身是左翼政治，和国家/民族复兴无关。但推广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就不一样了，被认为是推翻旧社会、解放人民、确立民族与国家的政治地位、发展经济社会等的手段。没有这种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普及。所以，从国际历史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推广到各个国家，始终会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始终要做“本地化”。其国际化的面目，往往是作为先进经验出现的。而当它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很好的结合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容易得到政治支持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苏联为什么会按照“民族国家”（各种基于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式和轮廓去构建自己的政治联合体（“苏联”）的原因。那时的领导人，譬如列宁，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但这不妨碍在苏联及共产国际领导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家都是意识形态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始终对那些与民族主义高度结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保有怀疑态度。

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同，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共产党是沿袭政治传承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来没有变化过。因此我们官方的意识形态、政治标识、指导的哲学思想，依然继承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传统，只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做了调整、修正（“本地化”、“历史性飞跃”）。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角度看，这第一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普及推广的基础；第二，在所有政治体——包括现在的美国、西欧、东欧、俄罗斯都可以找到呼应，成功的政治理念必须是各种要素的合理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共识，引导历史的发展脉络。

我们反反复复提的一个观点是，人类社会不同政治派别里许多价值观其实是相通的，虽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确会有分歧，但不是在所有议题上都非此即彼的。但在不了解具体的外界看来，观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说，从当今欧美的角度看，会认为中国仅仅就是“共产主义”， 直接对标苏联，认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制度，不仅是与西方主流格格不入的问题，而且可能复归冷战式的政治文明冲突，挑战很大。但他们反而会认为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其思想理念很容易在欧美当代及历史上找到对应、对位，并且这只是一种主要局限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力量。而且他们认为，新欧亚主义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过去”的意识形态，是回归，但不是代表未来和未知；对他们来说，新欧亚主义更容易理解，确定性更强。所以，尽管“新欧亚主义”在挑战西方维护的安全和秩序，但在西方眼里，不构成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与威胁。

中国就不同了，西方认为，中国提出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挑战，更多的是核心政治价值、理念及秩序的挑战。相比之下，地缘政治挑战只是中国挑战的一个具体“呈现”或“结果”，而且可以用军事手段应对，但理念层面的挑战就更让人担忧了。

这些均使得中国在向西方文明（包括英美及欧洲大陆）乃至日本及其他传统社会介绍自己的政治价值、解释自己的政治价值时，要面临（比俄罗斯）更大的挑战。

可以举很多具体的例子。例如“家庭价值”（family value）——即主张一个社会需要维护一切与家庭相关的传统价值，背后可以有许多的理念，包括道义和理念（认为家庭价值绝对正确与重要），也包括工具主义的（认为这是维护一个社会秩序、架构、稳定的基础）。这种主张在西方属于右翼政治的范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新欧亚主义隶属右翼政治，奉行传统主义，当然也强调家庭价值，但他们的精神源泉是宗教：基督教/东正教，这就使得西方人比较容易相信和理解新欧亚主义真的在推崇家庭价值，对于西方右翼体系的人来说是个“加分项”——感觉“亲和”了。但共产主义给人的刻板印象是主张超越家庭（甚至与家庭对立）的更大集体主义，并且始终是颠覆传统价值的（例如主张无神论，弱化宗教），所以，如果被标签为“共产主义者”，那么就更难说服对方相信自己最注重的是家庭价值、主张将社会基本单位维护在“家庭”层面上。对方始终会对“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抱有怀疑，或打折扣。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新欧亚主义采用“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标识，即便政治主张完全一样，也会面临无限更大的难度。

这是我们（中国）在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的人沟通我们的政治价值时会遇到更多的误解和阻力，面临额外的沟通挑战，需要更高的沟通技巧的一个场景。这样的场景可以举出无数。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不做任何主观的价值主张，只是客观描述实际情况。

3.新欧亚主义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关系。

新欧亚主义说的就是横跨欧亚，肯定超越具体民族，因此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他们认为狭隘民族主义是对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更大政治共同体的一种威胁，一种瓦解力量。从旧文明帝国的视角、理念、范式来看，这很容易理解——过去的超级大国都是“帝国”制式的，“帝国”几乎一定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当然这不是说在同一帝国里，不同的民族、“各色人等”就一定可以实现严格的平等。民族和种族差异是存在的。这是大型政治体的挑战，而民族主义政治所要强调、依赖、动员的就是这种情绪。无论如何，过去的大帝国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是西方在18~19世纪构建、想象出来的（Dugin本人亦积极引用西方对民族起源的政治社会历史分析）。在一个有很多历史民族和社群组成的大型政治体里，如果不同地方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什么“民族”，都想实现政治自决，都一定会希望寻求政治独立。其唯一的结果，就是分化、瓦解之前形成的多民族政治体。此条，普京于2022年2月份承认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独立的讲话里已清楚表达：他的逻辑是否定乌克兰民族认同本身，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缺乏“历史基础”，既没有历史文化根基，也没有历史政治根基。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是“小俄罗斯”，直白点说，他们认为乌克兰这一“民族”是不存在的，是想象的结果，背后是政治操弄。和苏联不少布尔什维克革命初创者一样，普京认为驱动乌克兰运动的都是狭隘/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和新欧亚主义一样，他们认为这种狭隘/极端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试图瓦解、分裂大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政治手段。和新欧亚主义者一样，普京亦责备苏联建国领导们在民族问题上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做了历史性的“让步”，把历史上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土地“拨”给了乌克兰。但分析历史也要实事求是，这些行为在历史上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回到当时，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列宁、托洛茨基等等，都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也应当和民族主义有所结合，通过给予民族主义者/当地人们一些“好处”，发动他们动员起来参与到更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里。他们相信，最终各个民族是可以为更大的共同事业绑定在一起的。在列宁等建国者看来，民族主义是手段，共产主义才是目的。在1920年代，苏维埃政权还很薄弱，如果没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合作，苏联也无法构建。

但很可惜，共产主义的事业没有在苏联维持下来，最后还是民族主义占了历史的上风。这再次呼应笔者上篇写的政治左右翼互转的问题《“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

不管如何，对今天的新欧亚主义者来说，无论是共产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客观上看，在一百多年前那个历史时点，都对“历史的俄罗斯”（the historical Russia）起到了“分裂”作用，瓦解了俄罗斯的历史疆域。俄罗斯领导人们深受这种思想影响。而这种想法现在可能也已经是俄罗斯的一种主流历史价值观。俄罗斯领导人希望做的，是去改变已经视为不可逆的东西（“战后秩序”）。

而对中国的经验是，回过头看，要维系一个跨民族的、多民族、超民族的大国，确实不能让狭隘的、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得到发展，尤其是不能让地方/民族意识被“政治化”，为政治所利用，成为政治驱动力。

那么哪些民族问题不易被政治化？——服饰、饮食、生活习俗这些都不易被政治化；

哪些民族问题容易被政治化？——自然是语言、宗教、历史等。

说到这一点，和中国的视角和面临的场景就比较相似了。当我们讲“中华民族”的时候，讲的是“五十六个民族”，而非单一的“汉民族”，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还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寻求一个更大的、共同的命运。地方民族意识的构建，必须有利于中华民族意识的构建，而不能成为对立面、挑战面；一旦越界，就要加以限制，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政治底线。

再和俄罗斯做横向比较。汉民族在中华民族里的地位，有一点像新欧亚主义里俄罗斯民族在大俄国的地位，是一个主要的力量、“牵头”的力量，虽然不会公开这样说，但这样说也没有必要，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客观。中原正统汉地，类似于俄国构想的“基辅罗斯”后裔共同体，区别之在于中国是一统的，中原汉地是中国的核心腹地，中原汉地延续下来的中华政治统绪“不绝如线”。而俄罗斯构想的基辅罗斯已然分裂为三个主权国家，只有俄罗斯一家在真正谋求继承这一历史正统（如果基辅罗斯的政治想象真的存在的话）。

但无论如何，中国和俄罗斯讲的国家故事，都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概念，绝对不会把政治体的边界设在某个特定民族的身上。一方面决然会压抑汉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而非各种少数民族大量的优惠政策（类似于美国的“平权”安排affirmative action），一方面也会提防和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地方意识——尤其那些容易被政治化的领域。而与我们立场180度相反的，就是西方（美国为首）所做的：想方设法去探索、挖掘、扶持基于民族和地方的分裂主义意识，鼓动其谋求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以这种张力、矛盾、冲突达到弱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目的。

小结：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中国跟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是比较相似的，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主张。他们也能够理解我们的主张。在这一条上，新欧亚主义又和欧洲及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

——欧洲都是按照“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划定边界的，已经脱离了旧式的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态。这些国家通过扩张，超出历史疆域，一度构建了多民族帝国，但一来这些帝国不是真正意义的超民族帝国，而是构建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殖民国家，二来在去殖运动下，欧洲国家的版图大部被打回历史原型（“民族国家”），与昔日帝国越来越远。这一条也并不为欧洲大陆目前为数不少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所改变。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但所不同的是，从全国层面看，美国的多民族是“混居”的，融通的，没有旧大陆所有的这么多复杂的历史经纬，历史民族、历史领土、历史边界与疆域、历史格局、历史统序，历史矛盾、历史冲突、历史传承等。同一情况也适用于“五眼”里面的另外“三眼”——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眼”国家里，有“四眼”都是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他们不太能理解旧大陆的历史帝国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这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和欧美的一个最主要的认知隔阂。前者是传统帝国的延伸，后者要么是高度细分的民族国家，要么是后天生成的移民国家。但很遗憾，同一隔阂也适用于中国：我们也是多民族、跨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体——相比俄罗斯，我们并没有“少”一个隔阂，而是“一个也不漏”。

不过话说回来，世界绝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是多民族政治体，“民族国家”这一安排，主要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只在欧洲被发展至极致。所以，从民族、历史、文明的角度讲，那些经历过复杂历史经纬的传统大国会比当代西方更加容易了解中国；在西方内部，旧世界（欧洲大陆）会比美国等移民国家更容易理解中国。

但美国是主导西方乃至世界政治价值理念的。我们回看西方内部，欧洲的国家按照民族的原则，被切割得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多，每家力量都很小，只有加总在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影响力。但因为数量多，他们又很难统筹起来。一总体统筹，搞欧盟，搞欧洲一体化，各国就会在议题上分化、分裂，并认为欧盟太官僚、不民主、不能反映各国的自主性、独立性、主权等，结果是各国滋生极化政治，然后欧洲处于分裂态势。

与此同时，美国则成为西方世界里唯一一个超大型的多民族、超民族政治体，集合力量最强。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即种族矛盾问题，以及因为族群分裂而无法推进社会主义的问题。但综合国力是第一位的：这些都不妨碍美国对欧洲“降维打击”。

也如笔者之前反复讨论的，由于美国的民族身份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构建的（自由、民主、美国宪法等），所以，他们很容易用政治意识形态（而非民族、文明）的角度去投射、理解其他国家，例如他们认为苏联不是俄罗斯文明的某种延续，当代中国也不是中华文明和政治统序的延续，而是“共产主义阵营”。美国这种片面的、缺乏历史维度的视角，会主导和影响其他英语国家、影响西欧，并进而辐射、影响到欧美所主导的政治生态圈及信息生态圈（在亚洲，包括日本、韩国等传统国家）。

4.美西方主导的“战后秩序”及新欧亚主义的立场

对“二战后秩序”的取态非常关键，大概也是我们与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一个重要差异。

Dugin新欧亚主义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是“老一套”；对国际秩序、规则、理念、底线、边界的理解也是“老一套”的，这个“老一套”，指的是回到二战之前，甚至可以回到18~19世纪（即“瓜分波兰”时期的俄国）。老一套的思想认为，在必要和极端的情况下，只要有了足够的地缘政治理据，就可以诉诸军事手段，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土，实现自己的军事、政治及其他战略目的。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吞并/合并这些主权国家的领土（为此，只要将历史向前追溯，总是可以找到理据的），并一举改变国际地缘政治的现状与格局。新欧亚主义认为，只要是有利于做大、做强俄罗斯，这些都是工具和手段，都可以操作。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对于国际政治体之间规则、秩序的理解、判断和行动指南，符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情况，而且当今国际版图就是这么构建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亦曾多次讨论过。俄乌危机系列文章 ；短小的十一条：世界秩序、西方分野及第三方文明视角》

但这种实践与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不符的。武装冲突始终是有暴力成分的，所以人们永远需要给武装冲突提供合法理据。而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个武装冲突，冲突双方都有自己的理据，各执一词，虽然最后往往是“胜者为王”，得以历史。因此，俄罗斯肯定会说“乌克兰问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维度，并提出自己的角度。作为第三方观察者，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俄罗斯的叙事里，北约东扩和安全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同一个维度是不能解释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及以后的芬兰）的态度的——因为那些都不是基辅罗斯的文明腹地。所以，北约东扩及美国挑衅是俄罗斯行动的必要条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条件。由此，俄罗斯对乌克兰民族与历史的理解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普京也认真对此进行解释，讲述俄罗斯所理解的乌克兰历史，将其作为武装冲突的重要历史理据。但同样的，乌克兰也会提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作为对俄罗斯的反驳（笔者还在写这个系列的过程中，从第三方角度尽量客观还原他们的历史）。在现实宇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旧世界”（传统大陆国家）里，大多数国家间的领土问题和地缘政治纷争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经纬，外人很多时候是很难理解，也不宜介入和评估。就好比中华民族疆域内各民族（包括汉民族内部的各种语系群体）的历史关系和演进是非常复杂的，外人同样不易理解，我们不可能允许外人来对我们的历史横加主观论断。

但总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如果要维持国家间的和平稳定状态，最小化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就要确立一个规则、标准、底线。这个规则可能是“一刀切”的，不一定适用所有场景。那么“战后秩序”的一刀切底线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问题是何为现状？就是现有各主权国家领土与边界的格局与排布。这，就是必须维持的“现状”。“一刀切”之处，在于——无论其存在的合理与否。所以，最低的底线是，即便发生了武装冲突，也不能随意改变，得回复原状。

这里面还有一些“潜规则”和“底线”。这个规则和底线是谁定的？当然还是美西方领导的发达国家团体。美西方干过的，就是规则之内的；美西方没有干过的，就是规则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只能墨守这些秩序和规则。

1）不能“容忍”吞并（annexation）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部分和整体领土——即便所涉及的领土上的人口希望实现这种合并。这个适用于克里米亚的案例：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属于“现状”；克里米亚的人口衷心希望加入俄罗斯；俄罗斯最后吞并了克里米亚。这就违反了所谓的“战后秩序”

2）可以“容忍”分裂（separation）和独立。理由是：分裂、独立可以诉诸民族独立/自决等“更高”的道德原则，因此也是挑战和改变现状的唯一通路。这里举个例子：如果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从乌克兰出来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国际地位，但不加入俄罗斯，那是否违反“战后秩序”？答案是并不违反，因为没有涉及“annexation”。但请注意，这丝毫不会影响美国/西方去谴责俄罗斯在策动克里米亚独立、破坏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但策动分裂独立本来就是美国的“专利”，美国最擅长策划、煽动、支持分裂与独立。所以，只要克里米亚人口彻底支持分裂，且俄罗斯不做合并动作，两个条件都满足，也不能说就违反了战后秩序

3）可以“容忍”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政权更替，就是一国用军事手段强行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政权，新的政权可能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有可能只是超级大国支配的一个傀儡政权。但只要它在形式上独立，同时这个国家依然保有形式上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那就可以被“容忍”。这里面，人们经常将俄乌冲突与美国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进行比较：都是对主权国家发动的军事行动，到底有没有不同？按美国的逻辑，是有不同的，美国所做的肯定是侵犯主权国家了，但一来，他们会说，“主权在民”，美国的军事行动是目标国老百姓所欢迎的，是“解放行动”，而且后面给他们换上选举制，所以“自带”合法性；二来，他们只是做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把所谓的“坏人”赶跑（然后换上自己中意的政权），未来能够对其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那就算实现目标了。美国自称无意损害目标国的政治统序和独立的。实操情况也是：完成政权更替后，美国可能也就逐渐退出了，并且最后往往留下一团烂账，把目标国家变成某种“失败”国家（阿富汗、伊拉克）。但美国不会迈出吞并其他国家领土的这一步，作为新世界的移民国家，他们对这些旧世界的领土本身确实也没有诉求。最核心的，美国认为，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更加“高维”的手段方式控制和影响这些国家就足可以了。从形式上看，这些国家确实也保有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等于是结合自己的能力和偏好，给“战后秩序”划了个底线边界——发动战争、入侵，更替政权看来都可以，只要不吞并领土就可以。我们说得再直白一点，只要是美国做过的事情，就可以干，至少你可以正面“怼”他，他似无话可说；但只要美国没做过的事情，你就不能干，他认为这是真的坏了规矩，老大都没干你也敢干。他也认为他处在绝对的道德制高点，可以对你进行道德裁判。美国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法官和裁判，又是警察，又是下场比赛的人。

回到乌克兰问题，首先，前述提及的选举问题，西乌克兰是支持北约与欧洲的，不认同俄罗斯，另外乌克兰本来也有选举制度，目前的政府基本反映民情倾向，所以这一条是不符合的，俄国的军事行动的理据主要是：

1）自身地缘政治受到威胁；

2）历史的“乌克兰问题”——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问题；3）乌克兰民众是被劫持的，不能做出正确选择。如前所述，军事冲突的双方都有理据，核心还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如果俄罗斯的目标止于“政权更替”，支持一个对俄罗斯更加友好的政权，在达到此目标后即全面撤军，那是有可能落入美西方对“秩序”的“容忍范围”内的——因为这些事情美西方都做过，他们不致认为这会对美西方确立的战后秩序的根本颠覆。

其实，大部分国家也抱有类似的想法。说白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战后都不停地以自己的方式触碰和削弱战后秩序的底线，使得现实宇宙里的底线越来越低，变成了权力游戏。所以各方并不希望俄乌冲突进一步改变已经确立的规则（即“不容忍annexation”）。

所以，大家乐得见到俄罗斯在完成其所设立的政治目标后（“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化”）后能够保有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至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可以遵循上述的“分离/独立”原则，大多数国家乐得见到俄罗斯不去迈出吞并的这一步。吞并之后，大多数国家预计也不敢承认。

回过头看“战后秩序”的底线就很清楚了：已经被化减为不能以任何理由（包括公投）去吞并/合并其他国家的领土。这就是截至目前的“最新”底线。

但要看到，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和上述对规则的理解是本质不同的，新欧亚主义明确地追求各种地缘政治目标，要求以历史为原点去改变现状，特别是他们明确希望重划领土疆域，吸纳部分历史领土。在乌克兰方面，要并入克里米亚、东乌克兰的顿巴斯（“新俄罗斯”Novorossiya），甚至西乌克兰——新欧亚主义理解的乌克兰，是东斯拉夫人的历史的乌克兰，因此那会纳入长期游离在俄国之外，由波兰/立陶宛/奥匈统治的西乌克兰；同时，还关注“大俄罗斯”/前苏联域内的一些领土——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有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以及与大俄罗斯政治文明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欧亚国家和社会。新欧亚主义希望构建一个接续俄国及苏联的大型政治文明体，对所有周边国家都有明确的地缘政治诉求，其中也包括领土诉求。

新欧亚主义的这些主张都涉及“annexation”，肯定与上文所述美西方确立的“战后秩序”之“规则”、“底线”格格不入。而二战以后，各个国家与民族纠结、痛苦的是地缘政治现状、格局及排布的不合理（一切都是欧美的殖民遗产），但确实“annexation”不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通路和手段。少数案例，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立即被纠正的国际政治公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领土/土地纠纷，国际社会也是支持维持领土现状的一方，算是捍卫战后秩序。

上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当下的行动比对美国当年的行为更为介意：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已经被超级大国不断削弱的国际秩序被进一步地削弱和伤害了。人们希望看到边界和底线——到底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

回到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在近代史上也不断被列强侵略，许多领土被剥夺，甚至苏联/斯大林亦曾参与分裂中国的领土（协助外蒙独立）。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历史“翻篇”，以二战以后的版图/领土为基础原点和“现状”（台湾、南海等都在该基础范围内），遵守战后秩序，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倡导和平与发展等。中国绝不会将自己作为一个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力量，包括不会谋求局部恢复到前清或民国时期的某些边界，因为这都涉及“annexation”——要求改变现状。这一点，是我们与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也是本质差别。

对于这条“底线”的认知与固守，相信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都是清楚的。问题是：外国人其实并不太清楚，不知道中国真正的边界和底线到底在哪里。具体的分歧又可以化解为：

一、在对“现状”的认定上与中国存在理解分歧，例如，台湾及南海等的主权归属是否属于“现状”？另外，对“现状”的定义是什么？（对上述地方的形式主权和实质主权的问题），以及领土争议本身如何解决，是否都都应当纳入中国理解的“现状”，等等；

二、是中国是否有想法进一步改变“现状”？即在台湾、南海等以外区域是否还会有进一步领土诉求，回复到当年的某种疆域边界?（即欧亚主义的诉求）。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认知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存在经典的“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即中国所理解的所有维护现状的防御性举动和努力，都被视为旨在未来破坏现状的进攻性举动。

因此，外国对中国始终抱有怀疑和偏见，会通过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表态和行动等，猜测中国的真正取态及自身未来的行动。这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互动。因此，中国在对外表态时要特别注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不时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对“战后秩序”的理解。

当然亦如前所述，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班集体”。班级里同学互动的底线和边界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如何确立的？到底什么是不能做的？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0和1的问题，最后还是拳头说话。因此，规则最终还是“班长”（美国）及其小跟班团体带头确立的，它说什么行就行，它说什么不行就不行。确实，“班长”是在带头削弱和破坏规则，但现实宇宙里的现状是，班长拳头最大，就是规则确立者，同学们对班长破坏规则那是敢怒不敢言，但也乐于见到规则不被其他同学进一步削弱。这背后也并不是简单的错和对的问题，而是现实宇宙里默契的相处之道。

二、与西方对话：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对中国的一些“参考”、“借鉴”

1.可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要点：中国可以参考新欧亚主义对美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解”，避免将西方看成“铁板一块”、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对其政治生态的理解，在其内部找出哪些是有可能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力量，然后团结和拉拢之。

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发现，俄罗斯远比中国更要了解西方。

像Dugin这样的新欧亚主义战略家和思想家，对西方政治阵营内部的复杂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包括：

——对各个西方国家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了解；

——对不同西方国家彼此的历史互动关系的了解；

——对不同国家分别与美国的关系的了解；

——对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派系、政党、价值理念、重要人物、发展趋势的了解

在这些问题上，俄罗斯人对美/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要深。毕竟俄国/苏联与这些国家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处在交流、合作、竞争、冲突的状态里。此外，从中国角度看，俄罗斯也可以被视作广义的“欧洲”甚至“大西方世界”的一部分（都是“白种人”），虽然说它是欧洲文明的“边陲”。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东亚，他们是“欧亚”，距离西方终归比我们要更近。

能够在西方内部找到自己的联系与交集。

由于他们更加熟悉和了解西方世界，能够穿透表面看到内部，所以也就更能看到西方世界之内与他们更加接近、更容易找到联系与交集的国家、政党、团体、组织、流派、人物等。请注意，这种交集与联系，并不仅仅是经济、贸易、资本、技术上的联系，而是政治、文化、价值观上的联系。

俄罗斯人/新欧亚主义者会对这些团体主动接触，做一些所谓的“拉拢”工作：相互交换意见、交互思想资源，寻求对方的政治理解、谅解、同情、支持，甚至共同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今天看来，在俄罗斯军事、外交、地缘政治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欧亚主义，在美/西方内部肯定有支持者或同情者。这些支持者主要是美/西方内部的“极化政治”，其中主要是右翼政治：

——美/西方阵营的民粹（populist）/另类（alt-）/极（far）右翼及保守派（conservatives）——从美国的Trump共和党，到法国的Marine Le Pen，到德国的AfD，到匈牙利的Orbán，等等。极右翼比较能够接受新欧亚主义主张的权威主义、传统主义、保守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所有与基督教及传统文化相关的政治价值等。美国的民粹右翼（包括Trump本人）亦从不掩盖对普京的欣赏。美/西方右翼认为，美/西方文明真正的敌人其实是西方世界内部的主流“白左”及主流自由主义：后者极力支持本国的少数族裔及异族移民，旨在颠覆西方内部的白人主导地位（种族“大取代”Great Replacement），并且不遗余力地倡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颠覆美/西方的传统价值，让西方文明陷入政治危机、文化危机、身份危机、族群危机、种族危机、文明危机。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认为俄罗斯/东欧是能够拯救白人文明的力量，至少也应该算是个盟友吧。显然的，这背后还藏有十分隐晦的、不可言说的种族主义维度。在欧洲大陆，欧盟由主流政治把持，在许多问题上也都会招致民粹右翼及保守派的不满，例如自上而下要求开放对中东的移民。此外，他们也不喜欢北约这个“项目”——搞来搞去，就是跟俄罗斯对着干，把俄罗斯作为美/西方最大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敌人。民粹/极右翼认为，这是“明摆着”看不到，欧美未来生存发展的要害是文化、身份认同及传统价值能否被保护。所以，欧洲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穆斯林；美国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有色人种和拉丁裔（在这些本土的“真问题”之外，才轮得上中国）。

此外，基督教也是个重要的联系——特别是那些同属基督正教的东南欧（希腊及巴尔干群岛）国家，对俄罗斯也有特别的亲和感，因为俄罗斯一直自诩并被认为是基督正教的传承和保护者，而Dugin的新欧亚主义又特别强调要把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价值与精神源泉。

以上，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都很清楚：他们深知道美/西方的民粹右翼与自己在政治价值上存在许多的共通点，可以在未来不断地对话，不断地挖掘并拓展共识，甚至发展为某种政治盟友。因此，新欧亚主义会有意识地对话及拉拢欧美民粹右翼及保守派，并支持他们提升在各自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这也正是2016年美国大选时，俄罗斯不喜欢代表精英建制的希拉里，而是希望民粹右翼的Trump能够上台。而对于Trump共和党来说，北约、俄罗斯这些都是华盛顿精英政客热衷于操弄的脱离现实、脱离美国现状、脱离美国利益的游戏，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把注意力从俄罗斯转移，把目标对准更大的竞争者——中国。

——美/西方阵营的进步（progressive）/民粹（populist）/极（far）左翼在一些问题上也会同情新欧亚主义，一是他们和新欧亚主义一样，对美英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等持批评态度，二来反感美国（及英国跟班的）“霸权主义”及“帝国主义”，三来对苏联有些怀旧好感（这个情结主要在欧洲大陆）。这也使得左翼在一些问题（包括俄乌问题）上会特别批评美国、北约及乌克兰的作用。

但与新欧亚主义相通性最强的，仍然是欧洲的民粹/极右翼。他们是新欧亚主义及当代俄罗斯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西方媒体上看到关于俄罗斯与欧洲极右翼政治千丝万缕关系的相关报道。

回到中国。那么对中国的参考与借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到，不同国家、社会甚至政治文明里都有相通的东西的，要挖掘和发现这些相通的东西，这就是沟通、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中国当代政治及社会价值观有许多的要素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是可以找到对位的，这些价值观在美/西方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可能还挺有市场，应该加以挖掘。

前面说到，新欧亚主义最能在西方找到响应的就是传统价值观。回看中国，现在我们所讲的核心价值观里，很多其实就是传统价值，包括我们对家庭、父母、亲子、教育、集体、社会、历史、国家等的观点。中国其实是个文化上非常保守、非常正统的社会。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t）这个标签可以用来定义我们的价值观。而在中国以外的每个国家与社会，其实都可以找到许多与我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相近、相通、相知的政治派别、政党、团体、组织、人物等。中国应当去鉴别这些人群，与之沟通，向其说明中国的价值观。而在所有要素里最有用、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最容易获得尊重的，还是传统——中华文明古国及其传承的故事。要说明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华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延续和传承（“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在讲述中国的价值与故事时，不能拘泥于、受限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与叙事，要保持多元性、灵活性、立体性，能细则细，但该粗的时候也要粗，以对方能够理解、听懂、认同为首要目标。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欧美政治内部非常撕裂，而且在快速极化。表面上看都是盟国，好朋友，小团体，但其实内部关系也非常错综复杂。所以这里特别重要的一条是，要避免把美/西方当成“铁板一块”，看成是一体的，不要因为看到他们对中国有一些“共识”，即认为他们在所有的问题上看法都一定一致，就认为所有人都是我们难以说服、难以团结、难以动摇的。一定要花时间研究欧美内部的政治生态，对其内部进行分解。

这一点，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是颇有“经验”的，把主要焦点都放在美国身上的，聚焦反对的美英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对诸欧洲国家，则认为可以配合其本国政治，不同程度地加以瓦解其与美国的关系，团结到俄罗斯的一边来。

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从中国的视角与利益出发，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把美、英等英语国家从广义的西方世界里“单拎”出来进行考虑。盎格鲁·美利坚是西方世界里的一个细分的政治文化，代表某些特定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也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小圈子（clique）。我们说的“五眼国家”（美、英、加、澳、新），指的就是这个团体。说到英语政治文明，之前还是有一些英国的影响的，但现在基本就是跟着美国，为美国主张的价值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所主导，然后再进一步辐射影响西方其他国家，并通过更大的西方文明辐射影响全球。但要看到，美国并不代表西方，甚至不代表“五眼”——他只不过是一个势力最大的大哥而已。所以我们现在称“西方”之前，还习惯加一个“美”字（“美西方”，或笔者比较中意的“美/西方”），做标签修饰。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美国并不代表西方！

美国并不代表西方！

美国并不代表西方！

美国及“五眼”以外的西方国家，其实就是欧洲——在以“欧亚自居”的俄罗斯视角眼里，这个欧洲，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西的大陆。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就很大了，有许许多多“跟着美国跑”的国家，但细看，每个国家和美英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北欧和西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距离英语文化比较近，特别容易跟着美英跑；

——传统的西欧列强，比如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一直都比较注意保持自己的政治与外交独立，并不希望被英化或美化。像法国，主张自己的国家利益，主张自己的文化视角，主张自己的独立与自治，有意识的不跟着美国走，是一种法国的文化与尊严。俄罗斯也最擅长和捕捉这种欧洲人的情绪。

——然后就是南欧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PIGS”），是更加传统、保守、集体主义的社会，距离英美也更远；

——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越往东，距离西欧的自由主义意识越远，开始进入更加传统的社会。这里也都是民粹右翼的重镇：反伊斯兰移民、宣传白人民族主义、弘扬传统文化的匈牙利已经帮助美国民粹右翼开辟了最令其向往的未来模式；

——巴尔干国家：传统、保守，集体主义，和美国的价值更远。对俄罗斯来说，这里是基督正教的兄弟姐妹国家。

这些广义西方阵营里的国家，其实每个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必须分别去了解，然后有针对性地做他们的工作，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而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左中右，都有不同的观点，要鉴别那些我们相对比较能够团结的派别、组织、团体、人物。要设法引导这些国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和美英不同的意见，不能让他们都跟着英美跑。（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篇会再提到）。

最后，即便在“美西方”的“大本营”美国，也非“铁板一块”。美国也有立场相斥的进步左翼和民粹右翼，而且他们是势不两立，彼此的矛盾远比欧洲大陆极左与极右政治之间要大。

那美国有没有可以团结的政治派别呢？当然是有的。和不同派别的人是否都能够找到沟通方式呢？也是有可能的，例如：

——跟美国的进步左翼就讲社会主义，批评无序的市场主义、资本主义、大企业等。但在美/西方左翼面前，中国更舒适的领域基本限定在左翼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就着他们讲“多元文化主义”、LGBTQ、文化相对主义之类文化/社会层面的东西；

——跟美国的民粹右翼，则尝试还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说明中国主要是一个奉行传统价值、保守价值的国家，是一个古老的东亚文明，在家庭、社区、传统、国家与民族、文化与历史等领域的价值和美国文化保守派也很相似。此外，中国也相信自我奋斗，相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反对“福利主义”，这种精神气质和美国保守派也接近。中国最无法和美国保守派对话的文化问题，是宗教问题。首先美国可能先入为主会认为中国是无神论、反宗教的；其次中国也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虽然有基督教徒），和美国缺乏这种文化连接。

2. 在“参考”与“借鉴”新欧亚主义时需注意的地方——中俄差异

下面探讨一下在参考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时可以特别留意的地方。

1）要留意到，俄罗斯在文明和文化上还是比中国更接近美/西方

这就使得相较俄罗斯人及新欧亚主义政治而言，中国人在对外沟通上面临更多特殊的阻碍或隔阂。

这里面还有若干因素。

a）文化因素。首先，很多东西是文化层面的：我们是个东亚国家，与西方文明的距离无论是语言、价值、文化、习惯、传统、历史等本来就比较远，相互沟通理解起来是有一些天然困难的。这次QUAD高峰会谈里有一幕是美国Biden、印度莫迪、澳大利亚当选首相Albanese和日本首相岸田。结果前三人站在一起亲切会谈，还有亲密的肢体动作，但岸田被晾在一边。这里一方面当然说明了日本在QUAD里相对边缘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层面的：岸田肯定不能说流利英语，无法和美澳印领导人自由交流，除非得到额外照顾，否则自然就被排外了。这种文化隔阂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东亚人一看就能明白。相反，印度很容易和美澳走得近，更容易沟通，也说明他们之间文化的距离更近。这些微小的细节，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俄乌冲突上，印度希望维持中立，但看上去擅走钢丝，能把各方利益关系平衡得比较好。这一点其实适用全球大多数国家——例如拉美、中东等。东亚是个例外。

b）政治因素。我们国家是有非常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符号标示的，那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现当代的欧美是有特别强烈的政治属性的，传统上被认为是极化政治。而一旦有了这个政治标签，西方比较容易对我们的全套政治价值观和制度进行简单化、粗暴化地理解，直接将我们对标、对位到苏联，认为中国就是苏联的传承，而不顾这套意识形态及体制体系在中国已经高度本地化，变为“中华统绪”的一个延伸。

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已经摆脱了这个问题了，一来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脱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而且已经否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认为布尔什维克们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损害了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及民族利益；二来，他们退回到传统价值（基督教），使自己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与欧洲及美国的主流右翼找到了链接点。

不过，会有人问，等一等，新欧亚主义是否也属于极化政治？应该是属于“极右”的范畴吧？那么为什么新欧亚主义在欧美又更加能被接受呢？可以这么去考虑：

一来，我们首先不能说“欧美”已经“接受”了俄罗斯，恰恰相反，欧美在不遗余力地制裁、打压俄罗斯。打压、制裁俄罗斯的是欧美的主流政治精英及建制派，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执政党。以美国为例，Biden是民主党，Biden本人也是民主党里中间路线的一支，在民主党左翼/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看来Biden也是个右派。

二来，我们只是说：欧洲和美国有了接受俄罗斯的社会基础。究其背后原因，是欧美自己的政治也在极化，其中右翼又是特别重要的一支力量。以美国为例，与新欧亚主义可以找到千丝万缕联系的民粹右翼Trump已经当过一任总统，且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来；以欧洲为例，刚刚进行的法国大选，极右政治在第一轮选举的票仓32.3%，远远超过中间政治马克龙的23.2。其他欧洲情况类似，极右翼已经很有市场。一旦他们上台，对俄罗斯注定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亦如笔者关于法国大选的文章《“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极左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和主流政治/建制政治不同，只是他们的角度出发和极右不一样。

三来，现在的美/西方（及韩日等国际跟班）的话语、共识、导向，依然是由美国主导的，美国是世界的“老大哥”，霸权的行使者，但这个国家本质又是右的，并且不仅右，还特别反左，认为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对美国的身份、存在和美国主导的政治秩序的最大威胁。这也使得左翼政治在美国国内很难取得大发展，形成有利于左翼政治主导国家的同情，也使得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抱有更大的敌视。所以，只要有美国在发挥作用，就会把全球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人设和理解朝不好的方向引导；只要有美国在发挥作用，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上把中国塑造为比俄罗斯更大的敌人。日前美国国务卿Blinken针对美国对华“方针”发表讲话，从中也可清楚看出：位处政治光谱中左的民主党同样认为，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大竞争者和挑战者。美国的左中右可能会为俄罗斯问题发生争吵，但在中国问题上可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俄罗斯，已经是美国的政治共识。

2）中国在对外沟通、链接西方的话语构建上，可以参考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提出的一些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价值观的批评（critique）。

何为美国主流的政治价值观？“美国主义”（Americanism）？不太好定义，但它肯定是美国发端的、美国特有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欧洲大陆乃至英国都不同的，借由美国向西方世界输导并成为主流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这里，包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高度“狭义化”的人权（即人权仅包括“消极自由”、政治和公民权力political & civil rights，但不包括广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economic & social rights）、原教旨的市场主义、资本主义、大企业主义、资本无序扩张下的全球化，以及将美国式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与美国政治价值强行绑定的做法，等等。

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对美国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也包括了对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及现代性的批判，在美/西方内政治光谱上的左和右都可以广泛找到思想资源——只不过有的批评是从“左边”来的，有的是从“右边”来的，例如，对原教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及全球化以及建立在经济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等的批评，一般来自“左边”；对自私的个人主义（把个人与集体进行对立起来），对家庭价值的伤害，对传统价值的扬弃、对社会秩序的瓦解，对正面价值的解构，等等，一般是从“右边”来批判。总之，无论左或右，中国都可以借鉴一些，作为对美国主流价值的一种回应。

当然，中国不能像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一样，过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构建在对美英价值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之上。对美英价值里正面的、精华的地方可以积极接受，同时重心还是要正面解释、宣传、弘扬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

3）要特别善于培养和发展周边国家、相邻文明体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顾名思义，是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将自身定位为联系欧洲与亚洲（主要是中亚）的超民族文明体。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因此也特别关注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包括伊朗、土耳其/突厥人、阿拉伯人的联系，注重搞好与这些国家的一对一关系。（新）欧亚主义的要义是把这些亚洲文明和民族都纳入到俄罗斯主导的政治文明圈的一部分。

这其实就是“拉小群”，看上去和美国做的一样。区别只是“国家”不同：俄罗斯是传统地缘政治主导的，拉拢的是与其有传统地缘政治联系的国家；美国本土没有任何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加拿大和墨西哥不会进攻美国），可以从容的布局全球。美国的做法是把欧洲握在手里，再依靠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抽象意识形态，将影响力辐射全球。我们近邻的日本、韩国都在美国的辐射圈内。

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也有俄罗斯今日所面临的现实领土安全问题，但拥有强势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像美国一样进行全球布局和影响力输出，属于高维政治文明。今日的俄罗斯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地缘政治布局主要围绕自己的生存与安全，指向相邻国家，这基本是退回到沙俄时期。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稳定边界，搞好与相邻国家的关系，当然是最安全的，最重要的、最优先的。

俄罗斯之所以敢于构建某种欧亚文明共同体，也是因为它对周边国家、民族、社会比较了解。俄罗斯联邦广大的国土内，已经包括了多种多样的民族，跨度极大，比中国/“中华民族”还要大。俄罗斯人与这些民族也有非常长的交往历史，统治过对方，也被对方统治过，对彼此的历史都比较了解。俄罗斯构想的欧亚政治文明圈里，中亚、中东国家是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中亚/中东民族现在大多皈依伊斯兰教。从表面历史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有很多冲突的，但这些宗教都属“亚伯拉罕宗教”，在信仰上有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文明距离其实更近，从他们共同的角度看，中国所处的东亚文明距离他们其实更远。

所以，如果参考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做法，中国应当效仿的是，特别积极地广泛发展与周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筷子文化圈”。努力寻找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与他们的相同、相通之处。

1990年代的时候，一些东南亚国家曾带头提出过“亚洲价值”（Asian Values）。当时许多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都表示支持。在今天看来，“亚洲价值”核心有几条，一，美/西方所定义的狭义化的“人权”并不是真正普遍的，不能简单、粗暴地全球化推行，更不能政治化；二，亚洲社会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而是以家庭及社区为中心的，家庭、社区乃至国家的共同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宗教及文化传统是社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三，在人的权利里，亚洲社会是不会将人的 政治权利 与 经济与社会权利对立起来的，而要整体考量，有时候还要将经济与社会权利置于个人政治权利之上。

我们发现，这些价值不仅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很容易认同，和新欧亚主义也相通，而且不特如此，在西方的右翼及左翼里都可以找到相通——右翼看重传统与社会价值，看重集体、社会与国家利益；左翼看重经济与社会权利，等等。

其实，今天的中国也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东亚文明、东亚价值的东西，中国可以寻求用一些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将“儒家”、“筷子”文明体系内及周边文明国家/社会都给“串”起来，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与中国在文明、文化、价值上的共通其实要远远大于与英美的文化共通；我们文明的距离是更近的。

过去大半个世纪里，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其实存在一个“话语缺失”的问题，最初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后来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我们政治上主要强调恪守国际秩序和规则，“跟着走”，然后将与经济贸易合作（即广义的“经济问题”）作为我们自感最舒适、最安全、最熟悉的对话主题。

但说穿了，经济只是“做生意”而已。光靠经济利益无法建立更深层次的绑定，而更深层次的绑定，一定是政治、文化、价值层面的。这不是中国最熟悉的领域，也不是中国的“舒适空间”，但却是绕不开的。

目前的现状，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周边这些东北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乃至东南亚的新加坡等，都是陷入美国体系的，站在美国的一边。他们可不仅仅是是军事外交上的联盟，而是政治、文化、价值上的联盟：他们愿意相信美国政客对中国的论断；他们愿意相信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描述，认为这些都是真实准确的信息；他们接受用美式的政治价值观（譬如狭义化的人权、自由主义、代议制选举政治等）去批判中国的制度、体系、价值。他们的政客和民众都表示难以理解当代中国，与中国政治有巨大的隔阂。例如，他们会认为，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标识的现当代中国政治是“外来”的（alien），不是本区域内的，不是东方的，尤其不是“东亚”的；他们接受美国的叙事及延续历史偏见，认为“共产主义中国”实则是传统价值与传统社会的瓦解者和破坏者，而不可能是捍卫者和传承者。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新一代年轻人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及文化，其所处的舆论圈和空间，都强烈受到美国的引导和影响，可称之为“全面西化”的。他们擅长用美国所提供的一套政治语言工具——比如人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类的美国主义价值去负面论断和评价中国。

本来，他们应该是我们文明上的朋友，现在却与英美走到了一起，并有可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为我们的对立面。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我最近与一个日本外交官朋友说，日本应该看到，在这个百年不遇的历史大分野里，日本应该看到，自己的未来其实是和中国文明绑定在一起的，而不是和美英文明绑定在一起的。美式的政治社会价值及经济制度最终会解构并瓦解日本的原生文化与社会。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做出了历史的选择，脱离了中国文明体，加入了西方；现在，日本应该重新做出选择，“拥抱”中国——至少说也应该保持中立吧，做一个中西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调停者与沟通的桥梁。

这些，就都与讲”中国故事”相关了——如何向这些国家介绍中国，帮助他们认识中国。

其实也都说“远”了，我们不用走到日本或韩国，就看看香港和台湾地区就知道了，完全是一样的情况：年轻一代被纳入到美式价值观里，论断和批判中国大陆。该怎么去和香港和台湾年轻人讲述“中国故事”？让他们理解、认同中华文化，认识到自己终归会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这些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问题。

三、对于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政治，中国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第一、俄罗斯现占主导地位政治理念“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在西方普遍被认为是极化政治的一种，属于“极右翼”（Far Right），并不时被冠以“法西斯主义”（fascist）之类的标签。客观来看，在政治光谱坐标上，新欧亚主义比美国和欧洲的极化政治还要极化，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争议。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思想上已经能够主导俄罗斯的军事与外交，实际上是“国师”的地位了，其本人也不乏颇为偏激的想法。考虑到他们目前在西方政治生态谱系内的地位，中国需要与这种主义保持适当的距离——请注意，这里指的是新欧亚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主义、意识形态，或者作为具体的团体、组织及人物（例如Dugin本人）。这与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的正常交往及战略合作要区别开来。如果中国和新欧亚主义走得太近，甚至助其宣传，不一定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不一定有利于我们获取更广泛的国际认可与支持。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第二、新欧亚主义对国际政治秩序的理解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新欧亚主义对国际秩序的理解是穿越到二战之前的。本系列前面所述的各种明面的规则和潜规则他们都不认可。他们的逻辑非常朴素，即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国际秩序的确立也不能以本国地缘政治安全为代价。只要是国家的利益、只要是民族生存及发展所需要的（何为生存和发展则是结合自己的历史定义的）的，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并且收编/吞并（annex）其领土。这和中国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完全遵守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严格遵循国际政治运行规则，愿意维持现状。中国自己面临的所有领土问题（包括与日本及东南亚等邻国的争议问题），都在这个大规则、大框架之内解释。最典型的如台湾问题——我们将其定义、理解为中国内政——我们的所有行动均是在保护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而不是挑战和改变国际秩序。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诉求是明确的、有边界的——在现状之外，我们绝不会做任何涉及改变其他主权国家领土的事情。

因此，如果我们跟新欧亚主义“走得太近”，有可能会让其他国家误以为我们是认同或默许新欧亚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的，有可能会让其他国家误以为我们也有恢复中华历史疆域（例如，清朝的版图）的某种政治想法和企图。如果其他国家这样想，就麻烦了。

新欧亚主义背后没有崇尚“怀柔”、“中庸”、“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类的东方观点，还是西方式的冲突思维、西方式的零和博弈。新欧亚主义诉诸的是非常朴素、“原始”的现实政治，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愿意采取远比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更要激进的手段，且自我设定的门槛比我们想象的要低。这也是我们考虑与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要泾渭分明的原因。

第三、要高度关注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考虑。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有各种地缘政治利益考虑的，但当时在背后驱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也有一种政治理念，就是“新保守主义”（the neo-conservatives）：新保守主义早就存在，他们只是在等待特定历史契机或事件出现；一旦这样的历史契机出现了，他们就能随之进入历史舞台，主导军事外交，实现自己的愿景。911恐怖袭击，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地缘政治事件，使得新保守主义能够主导美国军事外交政策。但这个时候，我们理解美国的军事外交，就不能只看911这个具体的地缘政治事件了，要看背后的新保守主义的议程和愿景。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其实也是一样的。使新欧亚主义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逐渐主导俄罗斯军事外交的，是美国和北约的不断挑衅、进逼、东扩（美国/北约的挑衅，又是中国视角最容易感同身受理解的）。但新欧亚主义的愿景并不仅仅是防止北约东扩或防御俄罗斯的本土安全，并不仅仅是解决乌克兰一地的历史问题。新欧亚主义对前苏联/俄帝国疆域之内及所有周边国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所有这些国家，在新欧亚主义的历史构想及国际秩序里都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有的主，有的次，有的核心，有的外围，有的先，有的后，一切也都要回归到俄罗斯对自己的历史想象、认定、身份的构建及对未来的梦想。新欧亚主义的愿景，是构建一个以俄罗斯为基石、横跨欧亚的超大型政治体及联盟。其中的很多诉求，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恢复俄帝国/苏联的疆域与地缘政治影响力。

其实北约早就东扩到俄罗斯边境了。2004年3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接壤加里宁格勒）已经加入北约。俄罗斯会因此而开战么？并不会。前几天，与俄罗斯有许多的领土接壤的芬兰也申请加入北约——即便芬兰真的加入了北约。俄罗斯会因此开战么？也不会。理由是，尽管这些国家都接壤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历史上从属于沙俄帝国及或苏联，但它们都没有乌克兰在俄罗斯心目中的历史、政治、文化、心理地位。

所以，与俄罗斯领土接壤，其实并不是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充分条件，只是一项必要条件。乌克兰的地位特殊，关乎俄罗斯民族与文明的发端与存在，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乌克兰被进逼，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才会出手。而也是在这个时候，希望解释俄罗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新欧亚主义才正式进入历史舞台。对于中国来说，大概不能仅仅局限在北约东扩之类的具体问题，也不能局限于乌克兰，还是要看如果俄罗斯的军事外交由新欧亚主义驱动的话，对其他前苏联国家和周边国家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地缘政治计划。新保守主义希望美国能够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契机，在这个轨道通路上“顺势”对中东国家逐个击破，实现“民主化”；那新欧亚主义是否会建议俄罗斯在现有的通路轨道上也“顺势”完成压抑已久的地缘政治目标呢？——尤其如果假设西方制裁将长期存在。如果这样，就可能对战后国际秩序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些也是中国需要关注和研判的问题。

第四、要看到，新欧亚主义对中国始终是有戒心及想法的，一切也早都落在纸面上。在（新）欧亚主义版图里，亚洲主要是中亚，向东就是把一干草原游牧民族包进来（例如蒙古），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东亚儒家文化国家的角色。他们认为东亚国家其实是另外一种文明，而且是异质的文明，甚至对俄国有可能存在潜在地缘政治威胁。所以，在最一开始——例如Dugin在1997年的地缘政治分析里，明确将中国排除在欧亚主义蓝图范畴之外的，并且希望在东北亚与中国建立足够的缓冲，将中国的影响力向南/东南亚推。只不过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快速崛起，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新欧亚主义者无法忽略中国，同时也发现了中国的价值，认为中国可以也应该是俄罗斯欧亚政治版图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贡献力量，作为一个盟友加入。

不过，对于历史车轮的朝向，是要始终保持谨慎的。国际政治上有一句被广泛传诵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其实可以被用来解释很多关系。看新欧亚主义，就知道他们对中国是有戒心的；反之，中国也得一样，要始终保持距离、紧张、警惕。

其实回顾一下中俄过去几百年的关系历史，可以清楚看见这一点。沙俄是侵略中国的重要力量。是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之一。到斯大林，还分割过中国（彼时为蒋家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并对新疆、东北、西藏有考虑。近代中国与俄罗斯的亲近，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时期的苏联，但其中也不乏紧张与冲突。但问题是，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与我们的政治价值观与理念已然脱钩。如果以大历史为蓝图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更似沙俄，而非苏联。

从历史角度看，中俄更多的是一个带有一定历史阶段性的地缘政治联盟，是因为对抗美/西方政治文明的进逼和挑战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这样的地缘政治联盟，如何长期维系，也是巨大的历史课题。

第五、也要关注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与欧美极化政治的互动。中国要看到，新欧亚主义者一直都在积极接触欧美的极化政治团体（包括极右翼与极右翼），努力寻找及开辟其政治盟友。以美国为例，Dugin本人2018年还在罗马与Trump的幕僚、“国师”Steve Bannon会面，探讨俄美中的地缘政治关系及传统主义政治。笔者的直觉是，两位一定会探讨美国与俄罗斯结合的可能，而中国自然就会成为两位口中的“他者”。另外，新欧亚主义与欧洲民粹右翼是同源的，有更多的历史交集，也会有共同话题。新欧亚主义一定希望能够影响并瓦解美/西方阵营内部，与西方极化政治有所联合，期待后者登上政治舞台，共同谋求建立某种新的政治秩序与逻辑。这里，中国视角下，不得不去考虑到：如果西方政治不断极化、民粹右翼化，且如民粹右翼最终执掌政权，是否会会与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修好、建立某种联盟？如果那样，会不对中国构成新威胁？

所以，俄乌冲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得俄罗斯与西方主流政治“硬脱钩”，并由此进一步地推向了中国。在乌克兰及战后国际秩序没有个确切说法之前，俄罗斯很难再和欧美主流政治联合起来了，即便是舞台之下的极左/极右，也会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未来的发展是否就会止于此呢？不一定，一切都还是有可能的。俄乌冲突，一旦变成持久，反而可能会加剧美/西方阵营内部的政治极化与瓦解：普通及经济中低层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关注能源价格、食品价格、经济稳定与发展、本土的社会及文化问题远远超过俄乌问题。一旦冲突持久，他们对于建制派/精英/主流政客将大量政治及经济资源导向（或服从）俄乌问题的不满将会逐渐显现。以美国为例，共和党正在以能源价格上升为由严厉抨击Biden政府。Trump民粹右翼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概率可能大于50%。如果Trump上台，对俄国、乌克兰乃至北约的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是否会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一切都未可知：有无数的力量推动国际政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既无法预估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很难说哪种应对和取态对中国就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

到最后，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件事肯定是正确的，就是始终从中国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始终考虑中国自己的国运和发展，拿出战略定力，不为外界所动和左右，集中精力于“办好自己的事”。只要办好自己的事，确保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就能增强我们的能力，扩大我们的选择。最终掌握对外的主动权。同时，始终需要保持对各国——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清醒冷静的观察与认识。

（全文结束）

延伸阅读：

#俄乌危机系列文章#

《短小的十一条：世界秩序、西方分野及第三方文明视角》

《“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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