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非国家化: 对多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 (二)

在上一篇文章治理的非国家化: 对多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一）中，笔者简单探讨了 “现实世界是否存在一种市场化的方式提供治理公共品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模式称为 GaaS — Governing as a Service，治理即服务。如果想要深入这个话题，就不得不回到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如何演变的，技术革命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1）人类的历史是一部 “暴力回报率” 的历史。

很少有人意识到，暴力决定着世界的运行逻辑。在人类的早期，以狩猎采集为主的部落，没有发展出稳定独立的政治组织或官僚机构，并不是因为原始人类更加平权，而是因为 “大规模暴力的回报率不高”。狩猎采集社会以不确定的捕猎为生，所以必须保持小团队作战；由于没有社会分工，所以不存在交易成本。这都抑制了暴力的大规模发生。

农业的出现改变了暴力的回报率。农业创造了 “过剩和盈余”，让人类社会第一次拥有了可掠夺和需保护的财产，使得有组织 “暴力” 成为了赚钱的买卖。数学概念的出现最早来自于对库存会记的要求，因为需要征税。农业社会的暴力革命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地形，气候，微生物，技术。这使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控制水源和掌握水利资源的人处于食物链的顶层。

人们雇佣来保护生命和财产不受攻击的组织，如果它们可以成功地保护雇主，也必然可以掠夺雇主。以暴制暴是一种悖论，政治组织的出现不仅是一种保护性服务，也是一种保护性汲取。当效用 (总产出) 超越效率 (投入产出比) 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其必然有利于最大限度获取大规模暴力所需资源的汲取型制度。人类走出伊甸园，从此纷争不断，主要是因为发明了农业。过去几千年历史，暴力的回报率不断地上升，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2）“民族国家” 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暴力的回报率和社会组织形态就像 DNA 双螺旋一样，彼此刺激，不断反馈循环。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走到封建社会，走到城邦制和中央集权制，出现了帝国模式，最终 “民族国家” 登上历史舞台。从此，民族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从个体身上榨取财富的超级组织。民族国家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暴力的回报率不断上升，人们的收入普遍上涨，自由市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民主幻觉防止了富人的协同行动。

回看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都非常短暂，放到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去考察，国家是非常罕见的主权形式。人类对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念，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被赋予了媲美宗教的神圣性。民族国家，最终成为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动员意识形态。现代民族国家动员民众的手段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语言，外形，文化，信仰，血统。

3）工业时代最大的产品是 “民族主义”。

工业革命催生了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迫使大众共同消费政府提供的各种治理公共品，因为大规模经营总是有利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工业时代是基于人口和地理位置的，人员和资产的不可移动性塑造了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在那个时代，罢工有用是因为固定资产在物理空间上是不能轻易搬动的，它们很容易被讹诈。

代议制民主是服务工业文明的，所以选区划分和人口比例决定了代议制的基础。而这必然导致战争，因为领土和人口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大部分民主制度假装允许私有制，先让财富被大范围创造出来，再通过征税拿走大部分。在收税这种秩序下，企业和个人受到的是定期的，可预测的保护性汲取，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征用。

工业时代真正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不是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 “民族主义”。主权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杠杆和分配器，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权力。主权货币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所以大部分货币上都印有民族英雄和领袖的头像。货币的流向决定什么人可以积累财富，什么人被排除在外。所以，货币并不是天生就应该贬值，名义生活费也不是必然都要每年上升。

4）信息技术的范式转移正在 “终结” 国家的概念。

信息时代，知识是致富的终极杠杆形式。信息技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思想，而思想是去地理位置化的，这意味着信息经济与工厂经济存在着本质区别。信息技术，可以创造出强制手段触及不到的资产，在保护和汲取之间形成全新的不对称性，这大大降低了暴力的回报率，让强制性组织和机构过去享有的杠杆作用被大大削弱。网络空间是无法被武力占领的。

不像农奴社会的第一批觉醒奴隶，他们要等上几千年才能实现政治进步，信息技术的范式转移将把政治变迁的范围缩短到了最有用的时间段内，即一个人的一生。技术精英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政治的边界之外进行运作，网络空间成为了某种终极的离岸管辖区和超主权飞地。技术创新将使全球的大部分财富，越来越多超越于政府的掌控之外。信息时代会导致更少的暴力，更加精英化的局面，也会产生更多的不平等。

五百年前，达官贵族们会说破坏封建主义的创新都是邪恶的，但从现代视角去看，那却是文艺复兴的起点。中世纪的教会发现，审查制度并没有抑制住印刷术的传播，反而把它推到了最能发挥颠覆作用的地方。新技术将改变 “民族国家” 的概念，就像火药武器和印刷术摧毁了中世纪教会一样。十五世纪末，宗教让位于政治，神职人员走下神坛。二十一世纪的某个时刻，技术将走向舞台中央。

5）个人的主权化与社会公共品的私有化。

落后国家真正的发展障碍是无法从先进国家进口 “政府”。信息技术促使政府进入到经济服务的竞争中去，主权将被私有化和商业化。取代民族国家的离岸主权飞地，将来自资产负债表最薄弱的民族国家（世界综合排行后 120 名国家）中分裂出来的地区，全世界事实上的城邦国家会不断涌现，类似新加坡。未来是有自治能力的个人和绝望的破产政府之间的对峙博弈。有组织大规模的暴力回报率在下降，随机性小范围的暴力回报率在上升，这将加大社会系统复杂性，使得最佳政府规模不断缩小。

地球上最有生产力的人，总是会找到通往经济自由的道路。技术的进步让个人会像主权组织一样被对待。一个人创造和保护财富的方式，越来越不太需要整个国家这种暴力机构。私有化的终极形态是个人的全面非国有化，拥有主权的个人不再是国家的资产，不再是国库资产负债表上一个事实项目，公民将成为乙方政府的甲方客户。人们终将开始在非垄断的基础上为政府的服务定价，即市场化税收。

个人将会使用非政府文件旅行，未来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护照（点对点身份 DID），由私人的共识联盟颁发，持有人受该共识联盟的保护和背书。随着战争规模的缩小，防御和保护也将小型化，因此它们会逐渐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现在的公共物品，将由私人承包商基于营利的目的来提供。治理机构提供的几乎所有公共品服务都将被私有化，形成事实上的元宪政，所以元宇宙不一定只是在虚拟世界才存在。一个基于网络的政府只能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去运行。

“民族国家时代的末期，人民会忘记政治，就像中世纪的末期，人民不再举行忏悔游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