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海洋论与日本朱印状
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6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互动”，对于现代世界的产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6 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纷纷进入大航海时代。海上自由航行及贸易的权利问题，在西、葡、英、荷、法等海上强国之间，引发激烈争论。率先海外殖民的西班牙、葡萄牙，为独霸海洋的航行与贸易，坚持对既得的海洋权益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借由教皇授权，为所谓的权利赋予合法性。而荷兰、英格兰、法国等后来者，为打破西、葡两国霸占海洋航行与贸易的格局，坚决主张海洋自由原则。他们以自然法为根据，提出自由海洋论，顺利瓦解了西、葡独占权的合法性。然而，当他们进入前者所活动的东亚海域时，却发现不得不面对自由海洋与封闭海洋之间的冲突。
自由海洋的历史渊源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便存在开放海洋的看法。乌庇安认为，海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塞尔沙斯则认为，海洋同空气一样，为人类所共有。这种观点直到中世纪末期，一直保留着极强的影响力。在查士丁尼时代编纂的《学说汇纂》中可以读到：“海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则在 1169 年宣称，海洋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尽管要求分享部分海洋主权的主张层出不穷，但这些主张不仅缺乏法理上的支持，而且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除了劫掠与战争之外，任何船只都可以在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乃至大西洋通行无阻，贸易往来。以英国为例，尽管历届英王都宣布自己为“不列颠洋”或“英国海”之王，然而直到 17 世纪，英国人才开始对荷兰人在北海和爱尔兰海的捕鱼活动予以限制，并通过《航海法令》禁止荷兰船只向英国港口输送货物。
尼古拉五世
然而，伊比利亚人的航海与殖民活动，为欧洲人所熟知的自由海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海外探险与对摩尔人作战中，他们所展现的对上帝的虔诚与圣战的狂热，使罗马教廷极为感动，促使其将对海外世界的统治权，授予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1438—1481 年在位）及其后嗣。教皇尼古拉五世于 1454 年颁布训令：“授予阿方索国王以侵入、征服和统治所有尚处于基督的敌人萨拉森人或异教徒统治之下的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完全而绝对的；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是希望这位阿方索国王、王子及其所有继承人以独有的权利占领和占有上述岛屿、港口和下述海洋，因此，所有虔诚的基督徒未经这位阿方索国王及其继承人的允许，决不可侵犯他们的专有权。”
由此葡萄牙人便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便航行于海上之人的货物，是有道理的。”这个对海洋主权的破天荒宣示，后来竟发展为《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萨拉戈萨条约》这两个伊比利亚人瓜分世界的条约。
伊比利亚人擅自瓜分世界的行为，引发英格兰、荷兰及法兰西等国的极大反感。这些国家的探险家和商人，不顾伊比利亚人的禁令，仍然在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航行贸易。1580 年，德雷克在太平洋那次有名的航行，引发了西班牙大使门多萨的不满，认为其侵犯了西班牙水域。门多萨因而向伊丽莎白女王抗议，女王答复道：“一切国家的船舶都可以在太平洋上航行，因为海洋和空气是大家所共同使用的；海洋不能属于任何国家所有，因为自然和公共使用的考虑都不允许对海洋加以占有。”荷兰人则直接诉诸武力，以打破伊比利亚人对海洋航行与贸易的独占。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7 世纪进入东印度与远东后，一有机会就袭击、捕获葡萄牙商船，甚至围攻、占领伊比利亚人的殖民据点。荷兰人采取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依据，正是由古老的罗马法引申而来的航行与贸易的自由权利。
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古斯塔夫·威廉·范·伊姆霍夫男爵（1743 —1750 年任职）
1602 年，圣卡特琳娜捕获事件引发的辩论中，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根据自然法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并由此为公司在东印度地区所推行的政策赋予合法性。格劳秀斯认为，根据自然法：所有国家均可通过之地，乃对所有人开放。因为上帝在创造自然时就彰显这一原则，因为上帝没有让所有地方的人民拥有维持生活的所有物品，上帝希望各地人民彼此需求从而保持人类的友谊，并使海洋与陆地相伴，使它成为可在其上航行之物，且刮起阵阵风，吹遍世界的各个部分，这不足够证明大自然赋 予所有民族前往航行的权利吗？既然经商的权利为各民族平等享有，那么任何国家或国王均无权发布普遍的禁令，禁止其他民族与该国家或该国王治下的臣民交往或从事贸易。而当这一合法的权利受阻时，发动战争也是正当的。
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
随后，格劳秀斯从自然法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海洋的法律属性。他引用西塞罗、贺拉斯、阿维耶努斯等人的观点，宣称自然法规定人类之初无私产。只是随着私有契约的缔结，才使很多事物被占有。然而，有些东西却是永远不可能被占有的，因此也不可能被任何人宣称所有权。奥德赛辩称，空气、水和太阳，根据自然的安排，不是私人的占有物。乌庇安则称，自然是所有人均可使用的财物。基于同样的理由，海洋是一个为所有人共有的自然环境，适合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维吉尔也说，空气、水和海岸对每个人都是自由开放的。这些观念，便构成了著名的海洋自由论：海洋应向全人类开放，任何人对海洋的利用，都不得阻碍他人对海洋的利用。格劳秀斯正是在此基础上，从法理上瓦解了葡萄牙人对东印度海域独占权的理论基础，也为荷兰人突破葡萄人的阻扰，前往东印度海域航行与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格劳秀斯对海洋主权的阐释和荷兰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在欧洲并未获得普遍的认同。特别是在领海主权与捕鱼问题上，在英荷之间引发激烈争论。然而，自由海洋论却在东方成为英荷的共识，它为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以武力打破伊比利亚人在该地区的垄断地位，提供了理论的武器。17 世纪中叶，荷兰已将锡兰、苏门答腊、爪哇、西利伯斯和马鲁古等原属葡萄牙的据点尽数占领，并于 1641 年夺取东南亚锁匙马六甲。
伊比利亚人的失败，只是荷兰人与英格兰人的事业走向胜利迈出的一小步。早在荷兰人与英格兰人抵达东印度海域时，他们便发现：如果在这片海域生存下来，除了伊比利亚人外，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打交道的对手。对于这个对手，他们的自由海洋论和坚船利炮，都显得有几分苍白无力。
封闭海洋的秩序——17 世纪初期的朱印船制度
如果将罗马共和国之后的西方海洋世界，形容为开放海洋的话，那么东方世界的海洋可以说是封闭的。这里的海洋及贸易，始终处于强有力的管束之下，除非获得当地政权的许可，否则很难进入该地区进行贸易。阿拉伯旅行家伊本 · 白图泰曾经这样描述道：
中国的律例是一只艟克若要出海，船舶管理率其录事登船，将同船出发的弓箭手、仆役和水手一一登记才准拔锚出发。船只归来时，他们再行上船，根据原登记名册查对人数，如有不符，唯船主是问。船主必须提出证据，以证明其死亡或潜逃等事实，否则予以法办。核对完毕，由船主将船上大小货物据实申报，以后才许下船。官员对所申报货物巡视检查，如发现隐藏不报者，全艟克所载货物一概充公。这是一种暴政，是我在异教徒或穆斯林地区所未见过的。还有在印度的情况近乎此。那就是如发现匿报货物，货主被处以原货价十一倍的罚款。素丹默罕默德·汗于后来废除苛杂时已经废除了这种罚款。
尽管伊本 · 白图泰并非拉丁人，但他出身于地中海沿岸的丹吉尔，长期在北非与黎凡特旅行，并且到过君士坦丁堡。
在这些地区他很容易接触到关于欧洲人海洋航行与贸易的信息。因此通过他对印度与中国船舶管理制度的描述与评价，可以体会到 14 世纪东方与西方在海洋航行与贸易观点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这里没有对自然与契约的讨论，所以很难产生出海洋为人类所共有，应当向所有人开放的观念。海洋不过是陆地的衍生，是陆地秩序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而东方世界远较西方发达的官僚体系，也为这种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透过日本德川幕府所推行的朱印船制度，可以看出东方世界的海洋秩序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区别。
朱印船制度为日本统治者于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期所推行的海外渡航许可证制度。幕府借由向海外渡航船只颁发盖有将军朱印的许可证，来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进行管理。其源流一般会追溯到明朝所推行的船引制度或勘合符制度。一般认为朱印船制度确立于 1601年，不过也有学者将其追溯到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 16 世纪 90 年代。 实际上早在室町时代末期，便出现了类似的印判舟制度。
带有壕沟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文明三年（1471）室町幕府发给萨摩岛津氏的文书中，要求所有从堺港前往琉球贸易的船只，必须携带岛津氏所颁发的印证。据《萨藩旧记》所收录的印证原件，印证上记录有船名、在籍地、渡航地、船头姓名、颁发日期等信息，并附有岛津氏大名的花押与朱印。在文禄二年（1593）琉球那霸三司官发给岛津氏重臣河上将监等三人的书状中，琉球方向萨摩方通报，不会接受未持有岛津氏印证的船只来航。
丰臣秀吉
可见早在朱印船制度确立之前，日本大名们便已经通过向出航船只颁发特许状，来对进行海外贸易的船只进行管理，并且获得渡航地官方的认可，成为当地政权管理来航船只的重要凭证。不过这一时期，诸大名所颁发的许可证，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日本沿岸及周边海域。要借此考察东欧亚海域的整体实态，尚需考察德川幕府所推行的朱印船制度。
德川幕府沿袭了日本战国时代以来颁发渡航许可证的习惯。借由颁发盖有将军朱印的朱印状的方式，对日本列岛的海外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朱印船的渡航许可证颁发制度。为此，德川氏不仅向大名、豪商、寺社、外国商人颁发朱印状，而且过各种途径，向东欧亚海域的统治者递交国书，以求取得对方对朱印状的认可。
在庆长六年（1601）德川家康给安南瑞国公阮潢寄送的国书中，要求安南以朱印状为渡航日本船只凭证，未持朱印状的日本船只，一律不可允许其贸易请求。除安南之外，在庆长八年（1603）寄给柬埔寨国王的国书，庆长十一年（1606）寄给田弹国主的国书中，也提到过类似的要求。在德川幕府看来，向海外渡航商船颁发朱印状，并非仅仅是由幕府主导的单方面行为。只有在获得当地政权认可的情况下，作为海外贸易特许状的朱印状，才能够具备有效性。换而言之，日本商船唯有在获得当地政权许可的前提下，才能够在该地进行正常的贸易。而事实上，德川幕府的这一系列请求，也得到当地政权的积极响应。
德川家康
元和四年（1618），安南因日商弥七郎显定未持文引而分别致书幕府重臣本多正纯、土井利胜告知此事，并表示因念其长年往来贸易，故此次不予追究，且仍给文引，准其贸易。若来年仍要来安南贸易，需持幕府颁发的文引。结合之前德川家康寄送给安南都元帅的国书来看，这里所指的文引无疑便是朱印状。当然，除朱印状之外，当地政权也会颁发许可贸易的文引。
庆长十年（1605），柬埔寨官员握雅招花也因日商未持文引致书幕府，言已请求柬埔寨国主发给文引，并告知幕府，为双方往来贸易便利，当为渡航柬埔寨的日商颁发朱印状。同年柬埔寨国王亲自致书幕府，请求日方为前往日本购买武具的商人，颁发许可证。可见，当地政权不仅积极回应了幕府的要求，并且还会向幕府请求，为渡日贸易的船只颁发朱印状。除此之外，对持有朱印状的前来贸易的商船，还会另外颁发贸易许可证。据《通航一览》所收录的《天竺德兵卫物语》记载，当日本商船前往暹罗进行贸易时，会被先要求出示朱印状，然后再颁发给贸易许可凭证。荷兰平户商馆长在所提交的报告中则提到：除暹罗之外，安南、广南也推行类似的检查制度。
透过对朱印船制度的形成过程与内容的梳理，不难看出这里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统治者们通过发达而精确的官僚系统，向船只颁发朱印状一类的文引，来对沿海的航行与贸易，进行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港口与沿海航路并非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只有当地统治者认可的那些人，才能够航行与贸易。不过目前尚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明，这种管束是否也涉及外海及大洋的航行与捕猎活动。
总之，欧洲人在东方所遇到的情况与美洲截然不同。高度发达的文明和复杂的官僚体系及律令条文，对海洋秩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管控力。因而对以自由海洋论为理论依据，力图开辟东方市场的荷兰人与英格兰人而言，如何应对这一既有的海洋秩序，便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中国国家历史》邮局征订套装（征订代码：28-474）正在火热进行，一套四本，一次性拥有全年装！
识别下方小程序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欢迎转发朋友圈 公号转载须经授权，不得用于微信外平台
商务合作、订购微信号：zggjls01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邮发代号：28-474 QQ群：460382533 电话：13372012240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