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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视角看驱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理念(一)

从中国视角看驱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理念(一)

时事


兔主席 20220522



:苏联解体以来的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以亚历山大·杜金(Aleskandr Dugin)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在俄罗斯的外交、军事、政界及领导人团体均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新欧亚主义已体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及整体地缘政治战略中,成为主导俄罗斯的军事外交思想的战略理念(甚至意识形态)。近年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顿巴斯采取的行动,普京在本次俄乌冲突前论及历史经纬背景的几次讲话,及本次对乌克兰全境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使用,都受到Dugin的强烈影响。现在似可说,至少目前未有其他任何的战略家及思想者对俄罗斯外交、军事、政治的影响力可能超过Dugin本人。


另外,目前看来,从“北约东扩”等传统安全问理解俄乌冲突是一个起点,但还不足够,尚不全面,只有对Dugin及新欧亚主义的思想主张有了进一步的分析与理解,才有可能更加深入的理解主导俄罗斯目前的政治主义、理念及战略诉求(乃至历史诉求)。而无论是俄罗斯对立阵营的国家,还是周边国家,还是更远的不结盟国家,只有对俄罗斯建立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才可能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地缘政治应对战略。


下文主要结合中国角度和大历史角度,探讨Dugin及新欧亚主义的内涵及实践。旨在加深我们的理解,并找到有意义的参考及借鉴,本文直奔主题,没有对Dugin及新欧亚主义的背景与源起做更多介绍,但对于历史,可参考笔者还在写作中的俄乌系列:俄乌危机系列文章(点击可查阅)



目 录:


一、对新欧亚主义的一些特征分析

二、新欧亚主义对中国的一些参考

三、中国针对新欧亚主义要注意的内容。



一、对新欧亚主义的一些特征分析



1.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完全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新欧亚主义是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的一个“迭代发展”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在文化、政治乃至文明上并不归属“西方”(主要指现在的西欧及北美),反而更多落在亚洲,要寻找和确立俄罗斯的文明身份,要依托于俄罗斯与亚洲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链接欧亚的文明体,并且是建立在这个文明体之上的政治体。新欧亚主义(Neo- Eurasianism)将欧亚主义做了一定的发展,在苏联解体后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更已发展成为主导俄罗斯外交、军事、政治的主义与思想,甚至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新欧亚主义者们是大俄罗斯主义者,但又不仅止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他们见证了苏联成就与遗产(当时中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为之感到骄傲,但又认为苏联的政治安排有很多硬伤和缺憾。他们希望复兴现有的俄罗斯联邦,将其带到苏联之全盛时期,或者回到某个时期俄帝国的繁荣时期——当然这主要是从领土和地缘政治角度讲的。虽然新欧亚主义们在经济政策和理念上是偏“左翼”的——例如他们也批评资本主义,批评大企业及资本的无序扩张,批评英美主导的全球化——但他们的这种取态其实和当今欧洲大陆主流的极化政治没有特别的本质区别,很多都是相通的。而且,因为苏联传统,他们比欧洲的极右翼更能接受左翼政策。


Dugin本人当年就参加过民族布尔什维克党 (National Bolshevik Front,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 “NBF”, “Nazbols”)。我们在上个系列《“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 说法国“极化”政治(无论极左和极右)可能在未来“合璧”,已经提到了这个可能性,即回归100年前欧洲大陆的传统。这里,我们看看NBF/Nabols的党旗,可以找找感觉,何为极化政治的“合璧”。



这里面的中心,是镰刀和斧头。民族布尔什维克有两个要件,一是民族主义,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请注意,这里和正统谱系里共产主义所要强调的国际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在现实宇宙里——包括广大的东欧,包括那些加入苏联的“民族共和国”(例如乌克兰),这种依托一个具体民族的主义更有市场,更能为普通人所接受和理解,因此也更具备动员力。实际上,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做基石,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无法成就苏联,更无法在许多反帝反殖反霸的国家及民族获得发展。


但Dugin在1998年就因政见不和退出Nazbols了。我们在上篇论及当代法国政治及上个世纪德国政治时,说过极化政治有左右“互转”的问题。Dugin他们经历的,其实就是在思想和主义的要件和基石里,把一些“左”的元素(例如阶层)替换成右的元素。宗教、传统,民族,都是典型的“右”的元素。


今天的新欧亚主义与苏联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只是继承他们认为有用的政治要件。反过来,苏联也继承了俄帝国的政治要件,这些政治体是一脉相承的。俄国的政治文明及历史远远久于布尔什维克。所以,新欧亚主义绝不是人们传统上理解的“共产主义”信奉者,也不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被标签为“社会主义者”——即便他们拥抱社会主义,大量采用与欧洲大陆一样的左翼/极左翼经济政策,也不会改变这一点,核心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并不是以社会主义本身为目标的,而是实现大俄国的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的导向有一定的“历史狭隘性”——主要与地缘政治相关。


但要强调的是,他们的主义又不是简单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如果把俄罗斯视为大俄罗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子民族的话)。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的小目标是确保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政治体里面的绝对主导地位,维护俄罗斯联邦现有的遗产;中目标是实现“基辅罗斯”三个东斯拉夫人后代民族的更高层次的政治统合;大目标是将原来苏联/俄罗斯帝国(“大俄罗斯”)里横贯欧亚的各历史民族与领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联结起来,构建一个“共同想象”、一个超民族的政治体或政治联合,并实现对苏联或俄帝国的某种复兴,最终对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文明及秩序提出挑战。


这些目标都是历史性的,而且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在这里面,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政策的角色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不是终极目的。这与苏联时期是不一样的,苏联领导人虽然也受到俄帝国历史地缘政治思想的强烈影响,但还是“死硬”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们认为,第一,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终极政治目标;第二,共产主义适用于全人类,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国际主义色彩,认为能不单纯只考虑地球版图上的俄罗斯,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第三,过程中,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为了构建共同理想,可以让渡一些更加“狭隘”、短期的民族主义利益——这就是历史上俄国对乌克兰共和国进行领土“让渡”的安排(当然也是今日新欧亚主义不满的主要原因)。但是,过程中,他们有没有被俄帝国传统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影响呢?有没有变形走样呢?肯定是有的——毕竟苏联建立在俄国的历史传统根基上,扩张就是为了地缘政治安全。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建制,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与安全。



2.与中国的联系与区别


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顺带也说一下新欧亚主义和中国当代主导政治理念的区别:在中国,我们说“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叙事就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最初的理想。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大历史里,去对标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可以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色彩的,因为它是从一个民族或国家为根基出发的,以解放和复兴一方国土的民族和传统为最初诉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先进的舶来制度工具,在上个世纪初,纵观及横向比较各种主义(包括各类左翼主张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真正帮助解决中国问题。


在欧洲大陆里,共产主义是在一国之内的阶级/阶层斗争派生的,本身是左翼政治,和国家/民族复兴无关。但推广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就不一样了,被认为是推翻旧社会、解放人民、确立民族与国家的政治地位、发展经济社会等的手段。没有这种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普及。所以,从国际历史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推广到各个国家,始终会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始终要做“本地化”。其国际化的面目,往往是作为先进经验出现的。而当它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很好的结合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容易得到政治支持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苏联为什么会按照“民族国家”(各种基于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式和轮廓去构建自己的政治联合体(“苏联”)的原因。那时的领导人,譬如列宁,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但这不妨碍在苏联及共产国际领导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家都是意识形态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始终对那些与民族主义高度结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保有怀疑态度。


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同,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共产党是沿袭政治传承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来没有变化过。因此我们官方的意识形态、政治标识、指导的哲学思想,依然继承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传统,只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做了调整、修正(“本地化”、“历史性飞跃”)。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角度看,这第一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普及推广的基础;第二,在所有政治体——包括现在的美国、西欧、东欧、俄罗斯都可以找到呼应,成功的政治理念必须是各种要素的合理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共识,引导历史的发展脉络。


我们反反复复提的一个观点是,人类社会不同政治派别里许多价值观其实是相通的,虽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确会有分歧,但不是在所有议题上都非此即彼的。但在不了解具体的外界看来,观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说,从当今欧美的角度看,会认为中国仅仅就是“共产主义”, 直接对标苏联,认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制度,不仅是与西方主流格格不入的问题,而且可能复归冷战式的政治文明冲突,挑战很大。但他们反而会认为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其思想理念很容易在欧美当代及历史上找到对应、对位,并且这只是一种主要局限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力量。而且他们认为,新欧亚主义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过去”的意识形态,是回归,但不是代表未来和未知;对他们来说,新欧亚主义更容易理解,确定性更强。所以,尽管“新欧亚主义”在挑战西方维护的安全和秩序,但在西方眼里,不构成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与威胁。


中国就不同了,西方认为,中国提出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挑战,更多的是核心政治价值、理念及秩序的挑战。相比之下,地缘政治挑战只是中国挑战的一个具体“呈现”或“结果”,而且可以用军事手段应对,但理念层面的挑战就更让人担忧了。


这些均使得中国在向西方文明(包括英美及欧洲大陆)乃至日本及其他传统社会介绍自己的政治价值、解释自己的政治价值时,要面临(比俄罗斯)更大的挑战。


可以举很多具体的例子。例如“家庭价值”(family value)——即主张一个社会需要维护一切与家庭相关的传统价值,背后可以有许多的理念,包括道义和理念(认为家庭价值绝对正确与重要),也包括工具主义的(认为这是维护一个社会秩序、架构、稳定的基础)。这种主张在西方属于右翼政治的范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新欧亚主义隶属右翼政治,奉行传统主义,当然也强调家庭价值,但他们的精神源泉是宗教:基督教/东正教,这就使得西方人比较容易相信和理解新欧亚主义真的在推崇家庭价值,对于西方右翼体系的人来说是个“加分项”——感觉“亲和”了。但共产主义给人的刻板印象是主张超越家庭(甚至与家庭对立)的更大集体主义,并且始终是颠覆传统价值的(例如主张无神论,弱化宗教),所以,如果被标签为“共产主义者”,那么就更难说服对方相信自己最注重的是家庭价值、主张将社会基本单位维护在“家庭”层面上。对方始终会对“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抱有怀疑,或打折扣。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新欧亚主义采用“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标识,即便政治主张完全一样,也会面临无限更大的难度。


这是我们(中国)在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的人沟通我们的政治价值时会遇到更多的误解和阻力面临额外的沟通挑战,需要更高的沟通技巧的一个场景。这样的场景可以举出无数。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不做任何主观的价值主张,只是客观描述实际情况。



3.新欧亚主义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关系。


新欧亚主义说的就是横跨欧亚,肯定超越具体民族,因此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他们认为狭隘民族主义是对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更大政治共同体的一种威胁,一种瓦解力量。从旧文明帝国的视角、理念、范式来看,这很容易理解——过去的超级大国都是“帝国”制式的,“帝国”几乎一定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当然这不是说在同一帝国里,不同的民族、“各色人等”就一定可以实现严格的平等。民族和种族差异是存在的。这是大型政治体的挑战,而民族主义政治所要强调、依赖、动员的就是这种情绪。无论如何,过去的大帝国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是西方在18~19世纪构建、想象出来的(Dugin本人亦积极引用西方对民族起源的政治社会历史分析)。在一个有很多历史民族和社群组成的大型政治体里,如果不同地方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什么“民族”,都想实现政治自决,都一定会希望寻求政治独立。其唯一的结果,就是分化、瓦解之前形成的多民族政治体。此条,普京于2022年2月份承认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独立的讲话里已清楚表达:他的逻辑是否定乌克兰民族认同本身,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缺乏“历史基础”,既没有历史文化根基,也没有历史政治根基。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是“小俄罗斯”,直白点说,他们认为乌克兰这一“民族”是不存在的,是想象的结果,背后是政治操弄。和苏联不少布尔什维克革命初创者一样,普京认为驱动乌克兰运动的都是狭隘/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和新欧亚主义一样,他们认为这种狭隘/极端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试图瓦解、分裂大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政治手段。和新欧亚主义者一样,普京亦责备苏联建国领导们在民族问题上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做了历史性的“让步”,把历史上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土地“拨”给了乌克兰。但分析历史也要实事求是,这些行为在历史上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回到当时,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列宁、托洛茨基等等,都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也应当和民族主义有所结合,通过给予民族主义者/当地人们一些“好处”,发动他们动员起来参与到更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里。他们相信,最终各个民族是可以为更大的共同事业绑定在一起的。在列宁等建国者看来,民族主义是手段,共产主义才是目的。在1920年代,苏维埃政权还很薄弱,如果没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合作,苏联也无法构建。


但很可惜,共产主义的事业没有在苏联维持下来,最后还是民族主义占了历史的上风。这再次呼应笔者上篇写的政治左右翼互转的问题《“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


不管如何,对今天的新欧亚主义者来说,无论是共产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客观上看,在一百多年前那个历史时点,都对“历史的俄罗斯”(the historical Russia)起到了“分裂”作用,瓦解了俄罗斯的历史疆域。俄罗斯领导人们深受这种思想影响。而这种想法现在可能也已经是俄罗斯的一种主流历史价值观。俄罗斯领导人希望做的,是去改变已经视为不可逆的东西(“战后秩序”)。


而对中国的经验是,回过头看,要维系一个跨民族的、多民族、超民族的大国,确实不能让狭隘的、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得到发展,尤其是不能让地方/民族意识被“政治化”,为政治所利用,成为政治驱动力。


那么哪些民族问题不易被政治化?——服饰、饮食、生活习俗这些都不易被政治化;


哪些民族问题容易被政治化?——自然是语言、宗教、历史等。


说到这一点,和中国的视角和面临的场景就比较相似了。当我们讲“中华民族”的时候,讲的是“五十六个民族”,而非单一的“汉民族”,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还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寻求一个更大的、共同的命运。地方民族意识的构建,必须有利于中华民族意识的构建,而不能成为对立面、挑战面;一旦越界,就要加以限制,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政治底线。


再和俄罗斯做横向比较。汉民族在中华民族里的地位,有一点像新欧亚主义里俄罗斯民族在大俄国的地位,是一个主要的力量、“牵头”的力量,虽然不会公开这样说,但这样说也没有必要,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客观。中原正统汉地,类似于俄国构想的“基辅罗斯”后裔共同体,区别之在于中国是一统的,中原汉地是中国的核心腹地,中原汉地延续下来的中华政治统绪“不绝如线”。而俄罗斯构想的基辅罗斯已然分裂为三个主权国家,只有俄罗斯一家在真正谋求继承这一历史正统(如果基辅罗斯的政治想象真的存在的话)。


但无论如何,中国和俄罗斯讲的国家故事,都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概念,绝对不会把政治体的边界设在某个特定民族的身上。一方面决然会压抑汉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而非各种少数民族大量的优惠政策(类似于美国的“平权”安排affirmative action),一方面也会提防和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地方意识——尤其那些容易被政治化的领域。而与我们立场180度相反的,就是西方(美国为首)所做的:想方设法去探索、挖掘、扶持基于民族和地方的分裂主义意识,鼓动其谋求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以这种张力、矛盾、冲突达到弱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目的。



小结: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中国跟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是比较相似的,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主张。他们也能够理解我们的主张。在这一条上,新欧亚主义又和欧洲及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


——欧洲都是按照“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划定边界的,已经脱离了旧式的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态。这些国家通过扩张,超出历史疆域,一度构建了多民族帝国,但一来这些帝国不是真正意义的超民族帝国,而是构建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殖民国家,二来在去殖运动下,欧洲国家的版图大部被打回历史原型(“民族国家”),与昔日帝国越来越远。这一条也并不为欧洲大陆目前为数不少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所改变。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但所不同的是,从全国层面看,美国的多民族是“混居”的,融通的,没有旧大陆所有的这么多复杂的历史经纬,历史民族、历史领土、历史边界与疆域、历史格局、历史统序,历史矛盾、历史冲突、历史传承等。同一情况也适用于“五眼”里面的另外“三眼”——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眼”国家里,有“四眼”都是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他们不太能理解旧大陆的历史帝国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这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和欧美的一个最主要的认知隔阂。前者是传统帝国的延伸,后者要么是高度细分的民族国家,要么是后天生成的移民国家。但很遗憾,同一隔阂也适用于中国:我们也是多民族、跨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体——相比俄罗斯,我们并没有“少”一个隔阂,而是“一个也不漏”。


不过话说回来,世界绝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是多民族政治体,“民族国家”这一安排,主要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只在欧洲被发展至极致。所以,从民族、历史、文明的角度讲,那些经历过复杂历史经纬的传统大国会比当代西方更加容易了解中国;在西方内部,旧世界(欧洲大陆)会比美国等移民国家更容易理解中国。


但美国是主导西方乃至世界政治价值理念的。我们回看西方内部,欧洲的国家按照民族的原则,被切割得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多,每家力量都很小,只有加总在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影响力。但因为数量多,他们又很难统筹起来。一总体统筹,搞欧盟,搞欧洲一体化,各国就会在议题上分化、分裂,并认为欧盟太官僚、不民主、不能反映各国的自主性、独立性、主权等,结果是各国滋生极化政治,然后欧洲处于分裂态势。


与此同时,美国则成为西方世界里唯一一个超大型的多民族、超民族政治体,集合力量最强。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即种族矛盾问题,以及因为族群分裂而无法推进社会主义的问题。但综合国力是第一位的:这些都不妨碍美国对欧洲“降维打击”。


也如笔者之前反复讨论的,由于美国的民族身份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构建的(自由、民主、美国宪法等),所以,他们很容易用政治意识形态(而非民族、文明)的角度去投射、理解其他国家,例如他们认为苏联不是俄罗斯文明的某种延续,当代中国也不是中华文明和政治统序的延续,而是“共产主义阵营”。美国这种片面的、缺乏历史维度的视角,会主导和影响其他英语国家、影响西欧,并进而辐射、影响到欧美所主导的政治生态圈及信息生态圈(在亚洲,包括日本、韩国等传统国家)。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俄乌危机:引入一些大历史视角(一)

俄乌危机:引入一些大历史视角(二)

俄乌危机:引入更多大历史视角(三)

德国案例及十点小结——俄乌危机下的大历史视角(四)

乌克兰的疆土——俄乌危机下的大历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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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罗斯与俄乌分野——俄乌危机下的大历史(八)

蒙古统治、欧亚主义及中美俄博弈——俄乌危机下的大历史(九)

俄国收回“乌克兰”及“战后秩序”讨论——俄乌危机下的大历史(十)


短小的十一条:世界秩序、西方分野及第三方文明视角

“极化”的欧洲政治:从2022年法国大选回到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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