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临管区，一名街道工作者的防疫日常

疫情暴发以后，加班就是家常便饭了:即便疫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街道，也要去支援其他街道。即便是周末，也要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发情况。

4月25日，在北京的地图上，一个方正的区域被划了出来：东二环以东，西大望路以西，广渠路以南、华威南路和松榆南路以北，被划入了北京的疫情临时管控区。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街道的四五百名工作人员被派往临时管控区的各个角落，25岁的李国强就是其中之一。

4月25日封控过后，李国强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潘家园街道的模样发生了变化。“走在街上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人。”

他说，潘家园街道占地3.4平方公里，容纳了14万人口，如果所有人都站在马路上是站不下的。但现在，一个烟火气很足的街道失去了往常的喧闹，汽车声、人声都消失了，能听到的只剩树上的鸟叫声。

他还发现，封控刚开始时，大部分人的情绪是不稳定的。社区办公楼的电话铃声基本没有断过。

4月24日晚上，从我接到即将封控的通知电话起，我就没有离开过潘家园街道。

我们先是到临时管控区的各个卡口巡逻，检查卡口的设置是否合理。临时管控区内划分为封控区和管控区——封控区主要在潘家园街道的东边，有一个高风险和两个中风险区，卡口设置要严格些。例如，像松榆里这样涵盖了高风险地区的小区，有确诊的那几栋楼和周围辐射的几栋楼里的居民都需要做到足不出户，日常保障物品由街道或社区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门口；西边的几个社区没有确诊和密接人员，属于管控区，相对风险低，卡口上的工作人员在值守时，有看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居民都可以正常通行。

两个区的任务也是分工进行——封控区里的工作人员负责挨家挨户摸排，确认每家每户住了几口人，有没有人还在小区外，哪家有特殊的药品需求或是宠物转运需求；管控区的我们则负责接收这些信息，再联系安排车辆，该配送的配送，该转运的转运。

4月25日，我上门通知了街道的各个店铺，除药店、超市、生鲜店外，都需闭店停业。

接下来几天，我们最核心的任务是：完成临时管控区内的全民核酸检测。

早上五点，我和同事们会先准备物资，把街道办公室里的防护服、核酸检测设备等物品清点后运输到各个社区。还要准备医务人员和我们街道工作者每天必需的口罩、防护服等等，再向指定的餐饮保供企业预订一日三餐。

六点，我要到目前负责的潘家园南里社区居委会报到。许多社区工作人员都在那儿等着，他们晚上就睡在居委会会议室里的行军床上。我们要开始设置核酸检测通道，分配工作小组，三人为一组，其中一个医务人员负责采样，另外两个街道的，一个负责身份信息录入，一个负责维持秩序。像潘家园南里社区大约有四五千人，我们就派8个医务人员过去，设置8条核酸检测通道。

六点半，物业开始按照楼门顺序喊话。

早上七点到九点和下午一点后都是核酸检测的高峰，人特别多。我们全程穿防护服、戴面罩和N95口罩，感觉吸气是一点一点吸进来，呼气又是一点一点呼出去。这时候，我基本是能少说一句话，就少说一句话，要不然实在喘不过气。我通常在防护服里面只穿件背心，但总是不到一小时，背心就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

我们工作组一共15个人，轮着做核酸检测工作，也轮着吃饭。吃午饭时间从十点、十一点一直到下午两三点。晚饭也是如此，最早的下午四点就吃，晚的则要八点多才吃上。换下班来的同事，可以去居委会找张椅子躺躺。

晚上八点左右，一天的核酸检测任务就算结束了。接着，我们需要向街道汇总一天的情况，统计比较每天的测算人数与在册居民人数。我们目前登记在册的居民人数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时的数据，所以，只要测算人数超过在册人数，核酸检测的数据就是合格的。

晚上十点左右，结束工作。街道给我们安排了酒店住宿。回到酒店后，我会抽几分钟时间和我媳妇打个电话，她是名心理医生，也被抽调去了北京市的一个防控专班，我俩从4月24日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了。而后我会冲半个小时澡，在这段时间里放着水，什么也不干，让自己彻底放空。

4月25日封控过后，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潘家园街道的模样发生了变化。

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人。除了一些工作人员，遛弯的、遛狗的人都特别少。潘家园街道占地3.4平方公里，容纳了14万人口，如果所有人都站在马路上是站不下的。但现在，一个烟火气很足的街道失去了往常的喧闹，餐饮、美发、口腔诊所、足疗按摩这些服务类的底商都关了门。汽车声、人声都消失了，能听到的只剩树上的鸟叫声。

几天下来，居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封控刚开始时，大部分人的情绪是不稳定的。社区办公楼的电话铃声基本没有断过，居民在电话里的语气都很急切，他们会问，健康宝弹窗了怎么办？一共要做多少次核酸？为什么昨天做了核酸今天还要做？为什么没有去过风险区也会弹窗？

我觉得，居民们一时无法理解现状，感到恐慌，是很正常的。

我会向他们解释，健康宝弹窗是依据大数据筛查，这是辨别是否有感染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做完三天两检的核酸检测，如果结果没有问题，健康宝自动就恢复正常了——大部分居民在沟通后，语气都会缓和下来，他们也是能理解我们的。

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刚开始做核酸的时候，居民们在排队时还是比较放松的，许多人甚至笑嘻嘻的，可能是觉得以前也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检测，习惯了。但是再过几天，大家在做核酸排队时就越来越自觉地保持距离、间隔一米了。大家在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我加了很多社区的微信群。封控之前，除了物业、社区发的一些通知，大家通常都是各顾各的生活，很少在群里说话。封控之后，这些微信群变得活跃了起来。大家会在群里更新物资购买信息，分享哪里可以买到蔬菜和生活用品，也会交流目前的疫情形势。还有的人在群里说，愿意把自己家富裕的菜贡献出来，分享给其他居民。可以说，原本极不活跃的社区微信群，因为一场突然的封控，它们的静默也突然被打破了。

我老家在山西，大学时来北京读的书。2019年，我考上了潘家园街道安监科的工作，就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下来。

疫情最初暴发的2020年，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分水岭。

疫情前，我主要负责保障街道所属辖区的安全生产运营，配合社区进行一些宣传工作，每天都是朝九晚五，几乎不需要加班。

疫情暴发以后，加班就是家常便饭了:即便疫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街道，也要去支援其他街道。即便是周末，也要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科室给每个人都标配了一个衣柜，所以这次临时封控以后，我虽然没时间回家，也可以从办公室拿换洗的衣服。

穿着防护服，对温度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一天中最热的时间原本是下午两点，前两天下雨，变成了上午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左右也是肚子最饿的时候，工作到一半，那种感觉会让人焦虑。我想着下班，但是离下班还有很久，我想吃饭，但是身上还穿着防护服——这种感觉是最难熬的。

我工作至今三年了，虽然所在的地方是街道，是城市治理的最末端，但它也如毛细血管一般肩负着细枝末节的责任，维系着整个城市的运转。一开始，我只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一个稳定的饭碗，到我真正开始参与城市的治理后，我发现自己作为城市中很微小的一部分，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平时做安监工作，当我看到一个个安全隐患消除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个隐患，没有及时提醒、要求整改、进行处罚，没有给责任方施加压力的话，隐患会进一步发展成危险甚至是灾难。我觉得我每发现一个问题，就可能给无数的家庭带来安全。

4月25日，全朝阳区一共做了350万份核酸检测，我所带领的团队就完成了一个小区八千多份核酸检测。到4月27日第二轮核酸检测结束后，我的团队一共完成了一万三千多人的核酸检测，在潘家园街道的14万人口里头，我们所完成的核酸检测数量是十四分之一——这对我而言，也是积少成多的一种成就感。

4月28日，松榆西里社区已经上升为中风险地区，临时管控区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是到西大望路，今天又向东边和南边扩大了。原本是两轮核酸过后居民期待的解封日，突然又面临更长时间的封控，相比前两天，今天有更多居民打电话来询问——消解居民的抱怨情绪已经是我们这两年习以为常的工作。

这次的临时封控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漫长的等待——我和媳妇原本打算在五一假期拍婚纱照，现在这个计划注定要推迟了。

我和我媳妇是2020年疫情时在集中隔离点认识的，当时她负责隔离点的心理咨询，我负责协调安排。疫情的两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疫情一线各自奔波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一直是脱轨的模样——我俩总是不在家，房子总是空着，相处的时间总是太少。

如果生活回归正轨，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媳妇一起把婚纱照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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