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码父女“袭警”背后：别让就医权困在一级又一级的防疫政策中
丹东公安机关6月22日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称一对父女开车往返一交通卡口时，因其健康码显示为黄码先后两次闯卡被执勤民警依法拦停，女子拒不配合遵守防疫规定与民警争执，过程中父亲上前打击民警面部。前者因阻碍执行职务予以行政拘留十日，后者因涉嫌袭警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告回应的是一则视频。视频中这对“黄码”父女开车就医，女儿持有社区的通行证和核酸阴性证明，仍遭警察阻拦。双方争执过程中发生冲突，女儿倒地，父亲随后打了警察一巴掌。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对父女，而不是以防疫为由拦阻他们的警察。父女的闯关、袭警行为当然不被鼓励，争执过程中情绪也有些冲动，但舆论更多是予以理解。这是因为从曝光的视频看，警察阻拦的是民众就医权，“带父就医被拦”足以激起民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三年以来，为了防疫，人们让渡了很多本来天经地义的权利——持核酸阴性证明方可乘坐公共交通和进入公共场所；配合疾控要求接受流调、足不出户或集体转运；健康宝被弹窗时按要求做核酸，哪怕只是被大数据误扫，根本就没去过风险场所。但是，当看病就医受阻时，这触及了人心的底线，也击溃了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
丹东出具的警情通报，只提父女不配合遵守防疫规定和袭警，而不提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可以说是回避了冲突的焦点，因而也无法平息争议。根据视频内容，丹东这对父女，按要求向社区申报并得到了许可，社区通行证上清晰印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请沿路卡口给与放行”，此种情况下为何不予放行？警察有权否定社区的证明吗？如果可以，多头管理是否给民众带来不便？另外，卫健委有明确的指导规范，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对封控区或隔离点的患者如何就医也有非常细致的规定，按理说，黄码甚至红码人员，就医渠道都应该是通畅的，不应当发生这样的警民冲突，问题出在哪里？是否有其他隐情？丹东有必要提供更多信息，以客观完整的事实回应舆论的质疑。
更进一步，国家卫健委不止一次强调，任何理由都不能阻碍求医看病，任何医疗部门都不得借疫情防控的要求拒收病人。但为什么求医受阻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的出不了社区，有的卡在了路上，有的到了医院进不去。老百姓需要一种“确定性”——即便所在社区被封控了，即便所在城市静默了，就医权依然可以得到制度保障，而不是依赖社区、门卫通人情一点，官员、医院有担当点。
人们还担忧权力边界的模糊以及它可能导致的权力的膨胀。对于私权利来说，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公权力来说，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在疫情之下，这样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了，一些地方政府在防疫政策上随意层层加码，政策越加码，人民让渡的法定权利就越多。实际上，任何地方在推行防疫政策时，都应当保持克制，把对私权利的影响降至最低，也避免公权力的膨胀。丹东振兴区在省级的“辽事通健康码”之外，又单独推出了区级健康码“振兴码”，居民如果不绑定此码，出行极为不便。这就是给老百姓平添麻烦的层层加码。前不久发生的郑州储户红码事件，涉及对防疫政策的滥用，是一种更为恶劣的权力膨胀。
只有当地方官员、基层干部、执法人员理解了老百姓只是暂时让渡一些法定权利，他们在推行政策或者处理纷争时才会多一份谦逊，多一份尊重，也多一点人情和温暖。互动方式的不同有时会带来结果的不同。一个执法者，当遇到黄码父女就医这样的情景，是以政策为由强横阻拦，还是诚意沟通，尽力在政策范围内帮助他们达成就医目的？公安部今年4月30日曾发文要求，要坚持宽严相济，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其明确指出，要准确把握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强化现场理性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语言和执法行为，防止因执法不当引发新的矛盾。
丹东这座边境城市，已经因为疫情原因封控了两个月。长时间的封控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困顿，给他们心理带来的压力，设身处地，可以想见。这也是为何丹东父女的遭遇让我们如此共情。同样经历了两个月封控的上海，也曾经出现过就医难引发的矛盾，甚至还发生了护士周燕妮之死的悲剧。后来，上海规定凭社区发放的通行证就医，交警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阻拦。如何对最基本的就医权亮绿灯，如何平衡防疫与民生，如何限定并守住权力的边界，依然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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