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工人罢工同时迎来高潮：欧洲工会和工业行动的基础问题

英国国家美术馆门口的示威群众。作者 摄

3月15日星期三，平日游人如织的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聚集了数万名罢工工人，英国国家美术馆大门前排队参观的游客好奇地打量着示威者们。

在从海德公园游行前来广场的路上，我向一位工会干部搭话，我不是工会成员，如果我也想举着一面小旗子和你们一同散步，这是否合适呢？她笑笑，说当然没问题，今天的学生以后总归要就业，所以我们今天的待遇和权利就是你们以后所能享有的。集会最后是露天迪斯科时间，罢工者们伴着音乐剧《鲍勃·马利》中的小曲摇摆着：

“起来，站起来，为权利而站起来；起来，站起来，绝不能放弃斗争。
许多人相信神仙会从天而降，带走一切、让众人欢腾，
但倘若你知道了生活的珍贵，你就会在世上寻找自己的道路，
然后现在你看见了那束光，你就会为自己的权利而站起来。”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5日，英国伦敦，地铁工人罢工期间，通勤者在利物浦街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等待。

但罢工的面貌并非总是激情澎湃。这天晚上，我乘坐的大巴在伦敦市区堵了两个小时，而这段路原本乘地铁仅需四分之一的时间；伦敦地铁全线罢工，公交站台前无法乘坐地铁的通勤者排起了长队，更多人乘车出行则让公路交通几乎停转。同一时刻的巴黎，清洁工人罢工导致街头处处堆满了垃圾，据统计全法现有近八千吨垃圾无人转运回收。

1962年，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一书出版，提出了“双元革命”这一概念：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同一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如两台引擎，推动了世界史上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便那时所谓的工人阶级还远未诞生，那时的劳动者却用手握的工具和武器播下了现代工人运动的种子。

眼下，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劳动者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同一处节点。3月15日是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发布预算案的日子，而近半个世纪来最大规模的公共部门罢工也在同时上演，超过二十万基层公务员、教师、医疗人员和伦敦地铁工人在这天以拒绝工作向保守党政府施压。次日，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宣布动用宪法49条第三款绕过议会，不经投票便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随后几小时内协和广场上就集结了数千名抗议者，并一度与警察爆发冲突，各大工会则指出一月以来的罢工潮必将因此进一步扩大。

这场从去年秋冬之交延续至今的风波对置身事外者或许只是几次意外的出行不便与匆匆扫过的新闻报道，但对参与者而言却关乎餐食、房租、暖气费、养老金、就医开销乃至生活的一切。身为遥远而陌生的旁观者，我们理应谨慎而谦逊地审视他们的斗争。在不列颠的不满之冬方才降临时，我指出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因素让“生活成本危机”并不会轻易结束；现在又一轮不满的高潮来临，我们不妨从一些基础问题开始考察。

什么是罢工？什么是工业行动？

工业行动（industrial action）泛指一切劳动者对劳动关系表达不满的集体行动。按照英国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 Congress）的分类，最温和也最受法律保护的工业行动是照章工作，即雇员拒不从事劳动合同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一切活动，例如每天严格只工作八小时而绝不加班、拒不处理一切临时指派的任务等。缓慢工作是一类更主动些的行动，在工作时间内磨洋工、主动降低工作效率。最激烈的行动则是罢工，雇员直接拒绝执行劳务合同、拒绝履行工作职责。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2日，英国邓弗姆林，因工资纠纷，来自苏格兰教育学院(EIS)工会的教师正在参加集会罢工。

顾名思义，最简单的罢工便是像放假那样不去上班，但激烈的矛盾总是催生出多种多样的策略。封锁线（picket line）是工业行动中最常见的风景，罢工者们会举着标语横幅，在工作场所前形成人墙，一方面阻止其他不打算参与罢工的雇员上班，另一方面以更直观的方式向雇主施压并引起公众注意。静坐示威（sit-in）是另一种干扰工作场所正常秩序的手段。最激进的斗争中罢工者甚至会接管工作场所（occupation），自行设立门禁并维持纪律，乃至在没有雇主和经理的情况下自发组织生产。有时一些工人自身并未遭遇劳资纠纷，但也会为了声援其他企业或行业的工人而发动团结罢工（solidarity action）。

除了直接表达不满、向雇主施压的目的外，罢工往往还要争取公众舆论的同情以推动政策改变。罢工者需要在这两个目的间权衡，尤其是在涉及交通、能源、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事业的领域：倘若行动过于决绝，就难免给偏好稳定的无关群众带来困扰；但倘若过于温和，就没法给雇主造成真正的损失。在上个世纪工人运动更壮大时，时间跨度长、涉及部门广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并不稀罕，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会规模和影响力的缩水，更常见的策略是仅仅挑选特定的日期开展罢工。例如整个三月份中，英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简称RMT）仅决定在16日、17日、18日和31日开展铁路罢工。

但罢工也是最受法律重重限制的工业行动。在英国，法律规定发起工业行动必须由工会发起，经雇员的正式投票批准，只能针对所在企业的劳资纠纷，并且必须提前七天向雇主和公安机关报备，否则罢工者在罢工期间不被开除的权利将不受法律保护。倘若已由下议院三读批准、上议院正在审议的《罢工（最低服务水平）法案（Strikes (Minimum Service Levels) Bill）》通过，政府和雇主将有权要求特定行业的工人立即结束罢工返回工作，否则罢工发起者将要承担赔偿责任。

什么是工会？

不满并非总能转化为行动。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了所谓集体行动的困境：有时忍气吞声并不意味着懦弱，反倒是特定条件下个人能做出的最优选择。工业行动首先面临着“搭便车”问题，倘若一部分工人积极行动获得成功，所有工人通常都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于是不少人便会倾向于等着其他积极分子承担出头的成本，而自己坐享其成。工人之间同样存在“囚徒困境”，假如一些人选择罢工，而另一部分人则照常工作，前者往往会被枪打出头鸟，而后者却可能获得雇主对忠诚的奖励。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4日，法国滨海塞纳省，勒阿弗尔港的员工聚集在他们的办公室门口，抗议由法国工会劳工总联合会(CGT)发起的反对法国政府拟议的养老金改革的抗议活动。

工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形成的工人组织。工人通常需要缴纳一笔会费以加入工会，并推选工会的干部，这些干部则会着手以沟通协调、宣传鼓动等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组织行动以向雇主有效施压，并动员尚在观望的其他工人。工会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企业或工作场所为单位设立，每个支部选举产生工会代表（steward）和其他职能干部；工会的领导层由成员直接选举产生，负责组织全国性的行动以及同雇主和政府的谈判，但在发起或结束罢工、接受或拒绝谈妥的条件等重大事项上依旧会举行全体成员的投票来做出决定。

成员缴纳的会费会被用来资助工业行动和雇佣法律、公关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或是接济在罢工期间因领不到工资而生活困难的工人，一些较大的工会还会将会费集中管理和投资，以为会员提供保险、医疗、法律援助和个人金融等服务。除了作为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行动能力外，工会作为独立运转的社群还能产生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说的社会纽带，工人间的信任和对工会乃至工人阶级的归属感让集体行动的困境根本上得以解决。

工业行动的目的是改善劳动待遇，工会则让劳资双方间对待遇标准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成为可能。对工人而言，单枪匹马地面对专业的法务和人力资源部门毫无疑问是愚蠢的做法，况且忙于生计的普通劳动者往往无力承担学习劳动法、钻研劳动关系的信息成本，让工会代表自己是省时省力的选择。工会与雇主达成的集体合同通常会规定各级员工的薪资标准，工作时长、休假、保险和养老金等权利，时下还经常包含零工经济、劳务外包等新兴争议。英国高校教师工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取缔“零时工合同（zero-hour contract）”这类无法保证劳动者基本收入的“灵活用工”。

工会有效吗？

几个星期前，一位助教看到我的电脑上支持工会的贴纸便和我聊了起来，她说她还在犹豫是否应当参加工会，因为高校教师工会的会费太高了。按照我校助教的平均收入水平，加入工会的成本大约为每个月十英镑。这笔钱花得值吗？也在这个星期三，这位助教负责的讨论课取消了，同学告诉我她也参加了罢工——这是她的答案。

对于工会和工业行动的经济效益，看法往往两极分化。工会成员自然坚信有组织的工业行动能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早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支持《瓦格纳法案》的经济专家们就指出劳资双方间“不平等的议价能力”会导致就业市场失调，用工成本无法达到最佳平衡，工会的集体协商才能纠正这一问题。另一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则恐惧“高福利养懒汉”，强大的工会给了劳动者一方的过度的议价权，导致工资水平和用工成本高出合理水平，而企业效益降低则会在全社会层面上让劳动者承担经济停滞乃至失业的后果。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理查德·弗里曼和詹姆斯·麦道夫在其著作《工会是做什么的？》中指出，工会能让成员的工资较非成员提高约30%，但这部分涨薪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并未像想象中那样阻碍市场规律。这是因为即便在那些没有工会，因而员工待遇更差的企业，劳动者也总是可以“用脚投票”，企业便会面临更高的人员流失率，难以实现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比不过那些有工会、待遇更好的企业。对社会而言，工会还会给成员争取到许多工资之外的员工福利，例如医保、养老金和住房补贴，这就变相省下了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些方面的公共支出。

唯一的问题是，工会活跃的企业往往利润更差，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可能是致命的，因此雇主们纷纷自掏腰包来阻挠劳工运动。据统计，每年全美共有三亿四千万美元被用于聘请反工会顾问。但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哈里·卡兹看来，亚马逊和星巴克等为美国新兴工会运动而焦头烂额的业界巨头的反工会策略得不偿失，因为工会对企业的好处往往是长期的。除了降低人员流失率、确保人力资源稳定外，有效的集体谈判能降低企业在劳资关系上的沟通和信息成本，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在服务业工会还有更直接的作用，因为待遇良好、有归属感的员工才能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

工业行动正义吗？

抛开各国法律的正式限制和保守主义者对一切群众运动的恐惧不谈，私下里对罢工和工会的抱怨也并不少见，毕竟我自己也没法信誓旦旦地说，那天我坐不了地铁、大巴被堵在路上时心里一句风凉话都没有。

一些人由此把工业行动同“电车难题”相类比：哪怕劳动者总是占社会的大多数，但为了他们的权利而影响另一些无辜居民的生活是正当的吗？然而正如心理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思辨伦理的思维实验，电车难题和现实生活相比太遥远、太极端了。真正的社会问题极少把人逼上生死存亡的境地，而是在各方利益之间做出取舍；拥有正常同理心的人即便难以在杀死一些人和杀死另一些人之间做出判断，但大概率会赞同富人应分享一小部分财富以给极度贫困者提供维持生计的救助。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14日，法国，工会成员和罢工员工聚集在道达尔公司炼油厂外。

工业行动的“取舍”正是如此。天平的一边是劳动者在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面前维持温饱的诉求，另一边则是其他人承担的极少造成实质损失的暂时不便。更何况工会也总是希望争取舆论支持，因而会努力把这种影响降到最小——绝大部分罢工的时间表至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公示，人们在计划日程时可以充分参考；而对医疗、护理、火警等真正生死攸关的行业，工会也总会安排应急人员不参与工业行动。当然，在现实中遇到抱怨罢工影响学习生活的海外学生时，倒不妨直接问问学校停课时是在吃力地自学还是干脆出国游山玩水，地铁停运期间是挤着公交车堵在路上还是毫无负担地网约车出行。

工业行动同样具有“公民不服从”的意义。眼下法国对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至64岁的全国抗议浪潮，正如先前对个人影响微乎其微的燃油税而引发的持续数年之久的黄背心运动那样，对一些人而言都难以理解：这点小事值得在他们引以为傲的首都街头大打出手吗？倘若把这个问题抛给参与抗议的法国劳动者，你很可能会收获一篇控诉马克龙政府的激情演讲，因为在如今的养老金改革、当年的燃油税改革背后，是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专断而不受限制的权力。

即便反对延迟退休的罢工从一月起便断断续续，总罢工的号召和真正的街头冲突实际上在3月16日法国政府宣布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后才集中爆发。这一条款允许政府不经议会投票直接颁布法律，反对党只有提出不信任案并获得议会多数才能阻止，但此举也将会导致总理博尔内的内阁倒台，引发提前大选。在法国的政治体制下，议会席位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十余个政党间，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都难以掌控议会多数，而一些掌握关键票数的中间派政党虽然反对养老金改革，但也并不希望看到内阁垮台引发的政治动荡。由此，即便这一条款的本意是让行政当局在紧急关头享有更大的自主权，法国政府却用它炮制出一个不存在的紧急状态，好把经济议题变成政治角力，把中间派政党绑上政府的马车。

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制度渠道无法挑战政府权威，工会就成了动员社会力量向政治体制施压的主心骨。历史上，工会和工业行动曾在更多如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权利上挑战既有体制，促成了无数的社会进步：废除童工，妇女投票权，性别和族裔间的同工同酬……社会运动总是面临更多的搭便车问题和囚徒困境，久经考验的劳工运动则为这些全社会的重大议题提供了现成的行动方案。

那么，他们这次会获胜吗？

在我动笔写作这篇文章时，我还不知道英国最大的工会UNISON正在鼓励成员投票接受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提出的协定，政治上一直比较激进的工会RMT也即将同英国铁路网（Network Rail）达成和解。这些工会的官方宣传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因为相关协定中的工资涨幅“至少超过了政府预算原本规定的范围”。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0日，英国伯恩茅斯，救护车工作人员在伯恩茅斯救护车站附近举行罢工。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成员因长期的工资和人员配备纠纷而举行罢工。

但在激进者看来，这是工会领导层腐化的证据。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长期为工会联合会担任顾问的理查德·墨菲在推特上控诉这些工会“以极低的价格出卖了其成员”，因为商定的工资待遇依旧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一些人认为，英国的一些大工会早就开始官僚主义化，其领导人更注重维持自己的地位、声誉和政治资本，而不是他们理应代表的劳动者的实际权益。英剧《是，大臣》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假如工会领袖和行政当局事先秘密协商好工资涨幅为10%，那么政府公开宣布的就只有5%，随后工会施压“促使”政府接受10%，这样政府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工会领导层也收获了威望和成员们的感激。

历史上，工会的“制度化”曾经给英国的工人阶级带来了空前的福祉。作为两大党之一的工党，工会在其领导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中拥有最多时超半数的席位，得以参与重大政治决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工党长期执政的时期，工会的政治影响力转化成了建设福利国家的推动力，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贫富差距在七十年代末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1978年英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5，比当代人人羡慕的北欧国家还低。工会领袖可以直接同政要对话，一面发动工业行动为政治磋商施压加码，另一面号召工人要替国家想。

换句话说，工会本身的性质从反建制、代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悄然变成了在政府与工人间充当中间人的体制的一份子。类似的事情在美国也曾经上演，只不过是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打压劳工运动中的左翼激进成分，从而让工会和黑帮实质上合流，形成了官僚腐化的工会组织，结果是工会成员数量连年下滑，整个美国的劳工运动支离破碎。对本应团结劳动群众的工会而言，在策略上疏离一线工人而痴迷于权力游戏，即便暂时能获得可观的政治资本，却也相当于服下了慢性毒药。

法国的事态则在进一步加速。周一晚上的不信任投票搁浅看似是反对马克龙政府的工会势力的失败，但正常政治程序的失败只会促使反对党派走上更激进的道路，把矛盾从波旁宫的国民议会里推向了协和广场和巴士底广场的街头。如果说体制化是工会的慢性自杀，那么工业行动与大众动员的结合就是工会的强心剂，因为只有亲身参与政治的劳动群众才能源源不断地给工会注入新鲜血液，基层干部也只有在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到锻炼，而大众动员的力量会反过来督促工会在政治上与民众的真实诉求始终站在一起。分析人士指出，之所以工会只覆盖了全法就业人口的10%左右，却拥有超出其体量的影响力，就是因为法国的工会传统上高度政治化、热衷于街头政治，因而更懂得如何发动群众。

对英国而言，好消息是工会依旧打着红旗，而工党依旧唱着“决不让红旗变色”的《红旗歌》。一些古早的意识形态符号即便早已被供入神龛而失去实际意义，却总能给有心的后来者提供一个争夺阐释权、进而开展新的斗争的阵地。托尼·布莱尔主政工党时期试图避免在党代会上演奏色彩浓烈的《红旗歌》，杰拉米·科尔宾2015年刚一当选为工党党魁，其支持者们就在酒吧里唱起了这首歌庆祝。

自去年九月至今且可能继续延续下去的工业行动达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潮，并在运动中重新动员了工会的群众基础，还与社会主义活动小组（Socialist Campaign Group）工党左翼议员和“动力（Momentum）”等草根组织建立紧密的联系。如今英国工会欢呼着接受的涨薪协议是一种看似成功的失败，但这期间的发展则是一种“进一步，退两步”的成功。

恰巧六十年前，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开头用过去时总结几个世纪来该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但这句话同样也能换成现在时用在今天的英吉利海峡两岸：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钱乘旦译）

延伸阅读：

不满之冬：唐宁街洗牌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