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惨电影，要被下架了

这是一部能“以假乱真”的电影。

全素人演员——

两个主演，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是农村的小学生；

不加滤镜的大西北——

全程陕北方言，空旷的荒野；

全素颜出镜——

小男孩脸上的鼻涕痕，沾满污渍的衣袖；

卖货郎褶皱的军大衣，团成块的胡须。

如果不看简介，只怕真的让人以为这是一部纪录片。

然而，这恰恰就是《拨浪鼓咚咚响》的最大看点，那种“要命的真实”。

事实上，导演本就是拍纪录片出身，也曾想过拍成纪录片，但他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他怕那些孩子长大后不想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只因影片聚焦的孩子是中国697万人的缩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留守儿童。

很少能在影院看到关于留守儿童的影片，《拨浪鼓咚咚响》的上映，本是一次关注留守儿童困境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部电影的票房却异常惨淡，上映一个月，票房还不到200万。

可以预见，这部电影的命运，或许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

就如同，始终处在社会角落，不被看见的留守儿童一样。

影片中的毛豆是一个留守儿童。

他妈妈嫌家里穷，生下他过了百天就离家出走了。

爸爸外出打工，顺便打听妻子的去处，两年没回家。

冷冷清清的家里，只剩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然而，毛豆并不是一个乖孩子，平时没少让奶奶操心。

他去抢其他小朋友的炮仗，抢不过就狠狠咬住人家的胳膊死活不松口。

直到奶奶过来劝他：“再咬爸爸就不回来了”，他才乖乖放开。

他偷偷溜进卖货郎苟仁的后备箱，一不小心点燃了炮仗，把存储的货物烧了个精光，背上了近五千块的债。

苟仁无奈带他去找他爸爸要赔偿，毛豆在车上坐不住，摘下车顶悬挂的拨浪鼓，拿着钉子在上面的贴纸上划来划去，一使劲戳了个洞。

而那个拨浪鼓是苟仁最珍视的物品，他儿子的遗物。

任谁看，毛豆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熊孩子。

但其实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毛豆心底最深处的伤口。

抢其他小朋友的炮仗，是因为没人给他买。

偷偷钻进苟仁货车的后备箱，是想去找爸爸。

实在想爸爸了，奶奶就安慰他：只要考试考了一百分就能见到爸爸了。

毛豆天真地相信了，可他拿了两个一百分，奖状贴满了屋子，跑到村口远远张望，从大巴车上下来的人中，却始终不见爸爸的身影。

奶奶去世后，家里只剩下毛豆一个人了，亲戚不管他，将他推来推去。

所以当苟仁想带他回去时，他说啥也不回去，甚至在公路上跳车逃跑，对着空旷的荒野崩溃大哭：

“我不回去，没人亲我了。”

到最后，毛豆的爸爸是找到了，但苟仁的债却没讨到。

因为毛豆的爸爸早就去世了。

尸体是在大桥底下发现的，发现时都已经臭了。

得知真相后，苟仁只能把毛豆送回家，临别前，他把自己最珍贵的拨浪鼓送给了毛豆，而那个被毛豆戳破的洞早已被他贴上了创可贴，就像他短暂地弥补了毛豆缺失的爱一样。

影片结局，毛豆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追着苟仁的货车大哭，可无论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就像他无比渴望的、遥不可及的父爱一样。

虽然影片已经足够写实，但可悲的是，毛豆遭遇到的困境仍然只是千万留守儿童的一块小小切面。

现实中的留守儿童的困境要更让人绝望。

他们从出生的那刻起，就预定了一个不幸的童年。

属于他们年龄的童真，大都与大自然有关。

玩具是水洼中蹦蹦跳跳的小青蛙；

游乐场是可以随意奔跑的田野；

可以说悄悄话的布偶娃娃是牛棚里的老牛。

而当成人世界提前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的童真也随之被无情地收割。

一个名叫加一的小女孩，爸爸妈妈在外打工，留下她和弟弟、爷爷、奶奶在家，作为姐姐，她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上到照顾弟弟、生火做饭、洗碗、洗衣服的家务活，下到放牛、割草、采野菜的农活，样样熟练，种种操作，熟练地看不出小孩子的身影。

而她也才7岁而已。

“懂事”，体现在他们身上，并不是一种夸赞。

他们压根就没有选择。

一个名叫蒋云洁的小女孩被问到想不想吃零食，她摇摇头：“不想”。

理由是“爸爸妈妈要挣钱给奶奶看病，家里又没什么钱，所以要少用点”。

“懂事”的另一面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无奈，在逼着他们提前成熟，变为小大人。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唯一能挣脱困境的路——读书，同样布满了荆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云南鲁甸的“冰花男孩”。

教室里，一个小男孩满头冰花，眉毛、眼睑也是白花花一片，双颊被冻得通红。

起因是，这个小男孩家里距离学校五公里，在寒冬，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去上学，天还没亮就出门，踉踉跄跄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学校，而这是他上学的日常。

很多留守儿童的学校都建在遥远的镇上，学校没有宿舍，他们只能天天徒步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

在《村小的孩子》中，孩子们去上学要走十公里，途中经过狭窄的丛林路、布满水坑的泥路、车来车往的公路，走三个小时才能到校。

9岁的蒋云洁早该去镇上读四年级了，但她的奶奶不放心她一个人去上学，只能让她一直留级，重读了两次二年级。

奶奶惭愧地说：

“我对不住她。”

另一个难题是，微薄的薪水留不住老师。

在《村小的孩子》中，一位代课老师的工资只有六七百块，这还是涨了之后的，从前仅仅一两百块。

可以说，他完全是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这里坚持了16年，最后迫于经济条件还是离开了。

泥泞的上学路、稀缺的教育资源，这条向上的道路，处处是阻碍。

当然说到最后都是一个问题——钱。

留守儿童钟芳蓉考上北大后，不顾外界劝阻，坚定地选择了梦想的考古专业。

然而这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纪录片《路》中，导演接连问了几个留守儿童同样的问题：你长大想做什么？

没有听到预料中的科学家、宇航员、老师等等职业，他们的回答现实得可怕——

打工。

因为打工可以赚钱，爸爸妈妈就没那么累了。

依稀记得，当钟芳蓉的妈妈得知她考上北大后，最兴奋的事是，她的下一代不用再留守了。

这也是留守儿童最难突围的地方。

辍学打工，相当于又走了父母的老路，一代又一代留守儿童踩着父母的脚印，被困在了代际循环的魔咒中。

逃不出代际循环的魔咒，并不是终点。

留守儿童的人生还会在某个脆弱的链条处中断，整个跌入深渊。

没有大人的引导，他们很容易走上歪路，这也让留守儿童犯罪问题走入大众的视线——

2012年，12岁的留守少年因为日常琐事，先后杀死表弟、表妹、姑妈；

2015年，湖南一留守儿童杀害73岁老妇，拿走其身上700余元现金后逃离现场；

2015年，三个十多岁的未成年人，用木棍和剪刀杀死一名53岁的女教师，抢走了2000块.......

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一直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她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做人的底线，是父母在孩子幼年就要给他们的东西。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做错事，第一次任性，第一次说谎。第一次制止和后来再制止是完全不一样的。”

缺少父母引导的留守儿童，在犯下罪行前，很多人并不知道犯下罪行的后果是什么。

甚至曾有一个留守儿童在供述完罪行后，还在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

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受害者。

留守女童是儿童性侵案件中的重灾区。

由于她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家中的老人忙于农活无暇顾及，犯罪分子有了作案的可乘之机，往往犯罪过程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年。

广西平南，留守儿童小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家了，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为了省去徒步4个小时的上学路程，小月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是在这里，小月和9个女孩落入魔网——

她们都遭到了宿管老师的性侵。

当小月遭遇性侵时，她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而在此之前，也从未有人告诉过她如何防范性侵害。

即使没有外界的侵害，这些留守儿童还会面临心理抑郁的问题，身旁无人能及时开解，他们渐渐对生活丧失希望。

此前，毕节4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轰动全国。

4个孩子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

年龄最大的哥哥留下一封遗书：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就出门打工，留下他们四兄妹独自在家。

悲哀的是，直到他们离世，4个孩子的父母依旧音讯全无。

叔本华曾道出：

“当一个人对于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

或许，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没有家人陪伴、没有爱的世间本就和地狱并无差异。

谁来救救他们呢？

“我喜欢过年，过年爸爸妈妈就能回来，我也不喜欢过年，过了年，他们就走了。”

成长中，每个留守儿童最先学会的事情就是——离别。

加一的妈妈过年回来待了没几天就要离家去广东打工，大人都在外面送妈妈离开，只有加一躲在被子里大哭，整个身子不住地颤抖着。

一旁的弟弟跑过来拍拍姐姐，也呜呜地哭起来。

爷爷过来安慰她：“在家陪你玩，哪有钱建房子、盖房子。”

就如那句话所说：“如果我走了，就没办法拥抱你，如果我不走，就没办法养活你。”

每当留守儿童出现问题时，我们常常把责任归咎于他们的父母。

可对于他们的父母，又何尝不是一种痛呢？

这些外出打工的父母，生下孩子后就踏上远方的路途。

虽有着父母之名，却从未完整体验过父母角色的实。

忘不了《村小的孩子》中的一幕：

两个留守儿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两头的人都哭个不停，频频擦泪。

父母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要读大学，“不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做一个农民工太辛苦了。”

也只有在这时，相隔着远距离，父母和孩子才学会了如何表达爱。

没有传统的委婉，他们向对方表达爱的方式直白而又热烈：

“爸爸妈妈都很爱很爱你们。”

对面的孩子收起了平时的调皮，擦完眼泪，盯着妈妈，眼睛亮亮的：

“妈妈，我爱你。”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疑惑：我们的关注又能改变什么呢？

就像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曾在影片放映现场遇到的一位观众说的那样，“这些影片应该放给官员看，我们已经纳税的合法公民”。

诚然，留守儿童现象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它涉及到城乡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二元户籍制度、高昂的房价等等难以撼动的社会问题。

但就如蒋能杰说的：“你们不是没关系的，如果他们的孩子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拨浪鼓咚咚响》导演白志强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要费劲心力地拍摄一部不赚钱的电影。

从剧本写作开始，就有很多人告诉他，这部片子很难获得成功，一位友人更是直白地说：“没出路，你就造”，但他觉得既然看到留守儿童的困境，他就一定要做点什么。

在电影筹备过程中，一个赞助没拉到，剧组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卡里只有7块钱，最后导演把自家房子抵押了才勉强完成拍摄。

另一个执拗的导演蒋能杰也曾拍摄过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电影《矮婆》。

为了这部电影，他掏光了原本应该用来买房子的首付，最后这部电影的票房更为惨淡，仅仅26万。

拍纪录片的十年，他大多处在负债的状况中，因为他总关注底层生活，不够“正能量”，还被人批“不爱国”。

事实上，这才是他爱国的方式：

“正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所以才会觉得这个国家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和我们有关，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在这里成长，才会希望把其中的问题反映出来，让更多人关注到，有所改变。”

总有一些人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固执地相信并坚守着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

但这些努力，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吗？

上文提到的“冰花男孩”，在媒体报道后，许多社会人士纷纷捐款，连同他所在的学校也受益，学校盖了宿舍，他再也不用天天徒步上学了。

《矮婆》中懂事得惹人心疼的蒋云洁，没有被迫进厂打工，而是在社会的资助下继续读书。

《村小的孩子》中留守儿童范魏媛，从初中就开始打零工赚学费，她曾绝望地说过：“再便宜的大学也念不起”，在纪录片播出后，她在社会的资助下成功考上了大学......

你看，发声是有人能听到的，关注是有用的，这也是小视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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