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造出94名儿女？真相让人后背发凉
Netflix纪录片《我们的父亲》，讲述了一名妇科医生利用人工授精技术，令几十位妇女产下了近百名婴儿。
当科技集权于一人时，即使只是一名妇科医生，他的权力可能比皇帝还要大。
POST WAVE FILM
在《我们的父亲》一片中，我们最先关注的，还是那些突然得知真相的受害者们。
他们所承受的伤害不像是强奸，或者被突然“喜当爹”。
这一类的痛苦肇始于赤裸裸的犯罪，抑或是道德失范后的恶果，人们虽然对此照样难以承受，但至少它有因可循，罪行明了。
而本片中的这些受害者们，遭遇的却是史上未曾有过的伤痛。这种伤痛首先体现在遗传疾病上。
稍微对捐精事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捐精者的学历、样貌倒还在其次，最重要的便是他不能有遗传病症。
可作为妇科专家的克莱因，明知道自己有家族遗传病，却还一味地将自己的精子注入到患者体内。
这便导致了他的那些子女们，普遍出现了免疫类疾病。
有的人因为凝血障碍备受苦楚，有的人则时常得到医院做结肠镜检查、内窥镜检查，成为医院的常客。
如果说身体上的病痛，乃是克莱因狂妄自大导致的恶果。
那么精神层面的垮塌，才是这位恶魔医生带来的诅咒。
要知道，当年向克莱因寻求医疗帮助的夫妻里，并非所有男性的精子都存在问题，有些人只是无法正常受孕而已。
所以，克莱因的职责，只不过是将男方的精子，注入到其妻子体内而已。
可对于这类夫妻来说，他们直到暮年才得知真相，自己所生下的儿女，和父亲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由此导致的爱的错位和身份的错位，让父亲、母亲以及子女三方不得不以全新的伦理站位来面对彼此。
即使身体上的疾病可以忍受，家庭的伦理关系可以重组，可克莱因所带来的伤痛并没有止步。
捐精规范里之所以限制捐精者的精子，只能被采用三次，便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
而在克莱因的近百名子女中，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方圆40公里以内的区域，有些人甚至从小相识，即使他们这一代幸运躲开自己的兄弟姐妹，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时，这一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说到底，这种伤痛的本质乃是欺骗下的剥夺，专权后的占有。
对于这些子女们来说，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但自己的存在却成为某种“耻辱”印迹。
而对于母亲们来说，三四十年前的那次人工授精手术，突然变成了让人恶心的“强奸”罪行，原本的福音扭曲成了某种丧曲。
原本应该礼赞的生命，却背负上无法摆脱的道德枷锁。
POST WAVE FILM
因此，相信很多人都会产生疑问，为何克莱因会这么做，将本该是匿名捐精者的精子或患者丈夫的精子替换成自己的？
片中，对克莱因进行细致调查的子女之一雅各芭认为，克莱因可能是受某种邪教影响。
这一邪教组织名为“箭袋”，他们认为孩子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应该让孩子装满箭袋，然后像利剑一样射向国家的重要机关，通过立法方式，将民法替换为《圣经》，以此实现国家的全面宗教化。
其中，“箭袋”组织对于《圣经》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前我已晓得你——的引用，便时常挂在克莱因的嘴边和其办公室的墙上。
但也有子女认为，克莱因这么做，或许是出于“种族清洗”的目的。
因为在克莱因诊所里的婴儿照片，全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他或许是想利用自己的基因，来对抗其他种族。
不过，这些仅是猜想而已。
在克莱因的正式回应中，他只是轻飘飘地说道：因为你们的母亲需要，所以我给了她。
当然，这一回应摆明了是敷衍，克莱因批量生产自己子嗣的根源，或许得从他过往的经历中寻觅。
一个线索是，克莱因在年轻时，曾经意外撞死过一位小女孩，由此开始对宗教笃信不已，并在后来成为了教堂的长老会成员。
另一个线索，则是在克莱因曾经的同事和邻居眼中，他极为自负傲慢，对所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皆嗤之以鼻。
当一个刚愎自用的教徒，掌握着80年代印第安纳州地区极为少见的医疗手段时，他便可能会做出恶魔之举。
因为人工授精技术的诱惑力，也因为这项技术的前卫，令它在备受不孕不育群体欢迎的同时，必定缺乏行业监督和法律规范。
所以，克莱因才能每次独自一人为患者手术。
当他将一位女性的下体肆意暴露在外，而自己则到另一间办公室毫无顾忌地自慰射精时，克莱因明白，他的权力没有人可以管束。
他本以为自己是创造生灵的上帝，其实，他只不过是搅浑世界的恶魔。
03
POST WAVE FILM
然而吊诡地是，当克莱因的这一劣迹曝光后，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
在被法院判处两项六级重罪和500美元罚款后，克莱因全身而退，毫无牢狱之灾。
其实，这一荒诞的结果早在雅各芭数年前开始调查时，便已然预示。
2014年，在雅各芭得知克莱因的罪行真相后，他便开始向印第安纳州的检察长办公室提交投诉。
可随后的时间里，除了几封不痛不痒的表格寄过来外，此事如石沉大海，了无回应。
即使雅各芭将克莱因的丑闻捅到各处媒体，也无人愿意报道。
直到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安吉拉·加诺特在脸书上收到雅各芭的信息，事件才终于有了进展。
随着受害人数的增加，克莱因的子女从最早的八个人，攀升至四十多人，最后达到九十多人时，案件的媒体影响力，终于迫使当地的检察官不得不正视此事。
可问题在于，印第安纳州的法律里，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定克莱因的罪行。
直至雅各芭和加诺特发现，克莱因当初在和州政府沟通时，谎称自己不是几十位子女的父亲，才让案件出现转机。
所以，克莱因最后被定罪，只不过是由于他犯了欺骗州政府的罪行。
也就是说，雅各芭等一干子女及其家庭遭受的欺骗与伤害，法院熟视无睹。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尚无法律条文，导致克莱因逍遥法外，但更重要地是，这其是一场伪善者的胜利。
不管是在前期，州政府刻意怠慢；还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少受过克莱因恩惠的人写下请愿书递交法院，都显示出克莱因利用自己的伪善和权势，对案件判决产生了影响。
甚至连审判的法官，都对克莱因心表不忍，满是包庇之意。
而这也是《我们的父亲》所显露出的反思意味。
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原本应该造福家庭的生育技术，如何沦为恶魔逞欲的工具，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始作俑者如何利用法律的漏洞金蝉脱壳。
影片的最后，为我们留下了两条信息，一喜一悲。
喜的是，经过雅各芭等受害者的努力，2018年时，印第安纳州终于通过立法，将非法捐赠人工授精定为非法。
可悲的是，像克莱因这样的作恶的医生，还有44名。
电影，从不比生活更高瞻
编辑丨飞檐 排版丨逍遥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