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开房车穿越大半个中国，我只想告诉观众“电影还在”

2022-06-18 07:06

“没钱了，没有人会为你的理想埋单。”

一个月的房车路演后，导演唐晓白才开始面对真正残酷的问题。

最近两天是她最沮丧的时刻——影片在视频网站上线了，意味着没有影院会继续排片，大家也要开始算账了。片子的宣发费用本来就少得可怜，这趟路演全是唐晓白个人筹措的资金。她打算把北京的办公室退租，再将办公室的家具和设备都挂上二手交易平台卖了。

这本是一场自救之旅。她导演的电影在4月30日上映10天后，票房只有300多万。唐晓白坐不住了，她决定自救，带着电影去寻找观众和票房。

〓导演唐晓白

在原计划中，这是一次为期30天的行走——5月9日，唐晓白一行五人，租了辆长3米、宽2米的房车。他们从北京出发，想要在中国地图上画一个“V”字，告诉大家，电影还在。过去一个月，他们一天做两三次核酸，与行程码赛跑；一半时间里，五个人要挤在一辆房车上过夜；经常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耽误行程，最后蓬头垢面跑去影城见观众。

他们去到了22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办了60场观影会，见到了无数观众和落满了灰的电影院。唐晓白记得，有的影院里，海报都是前两年的旧片；还有的影院，他们刚走，工作人员就把全部灯都关掉了，只留大厅几块比较暗的灯箱，为了省电。很多观众告诉她，这是自己两年多来第一次进电影院。甘肃兰州的一场观影会，150人的票只卖出去一半。影城经理说，有的单位好几个月也发不出工资，你还让他们看电影？意识到自己珍爱的电影，在更多人看来只是一件多余的奢侈品，甚至还不及手机里的短视频，唐晓白心里一阵寒凉。

30天过后，票房数字从一个月前的300万涨到了400万。而唐晓白则发现，自己回不去家了。她的家就在北京三里屯天堂酒吧400米外，从风险点位图看来，“周围插满了小红旗”。于是，她索性去了不在计划内的太原做观影会，开着房车继续行走。

以下是唐晓白的讲述——

“我要见到观众”

这两年电影行业太难了。前两天朋友圈同行们都在转中国政府网列出的特困行业，电影行业就在其中。我也转发了，配文“特困行业特困户，请多关照”。

这次我们的电影《出拳吧，妈妈》原本计划在4月30日公映。

4月29日晚上9点，北京关停影院的文件下来，但我们排片已经排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要首映。如果要撤片，得去找主管部门走流程审批。眼看放五一假了，大晚上的，我能给谁打电话？不可能撤档，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经历了许多坎坷——2016年开始筹备，因为主演受伤，直到2019年才补拍完，当年11月做好后期，本打算在2020年春天上映，就赶上了疫情。2021年是以主旋律影片为主的一年，我们就这样一直等到了2022年。投资方压力很大，觉得必须要上了，结果又赶上了关停影院。

电影的官微在3月8日发了一个概念海报后，就一直等着定档。4月定档了，开始筹划路演，结果上海出疫情了，北京也不断出现阳性病例。一般路演都得出几十人的团队，有明星参加，这么多人一起跨省出行，一旦行程码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责任？所以，凭借过往经验，大家都觉得路演没法做了。

但片子上映几天后，票房很不理想。我觉得不行，我要见到观众，也要告诉大家，电影还在。

讨论后，我们决定一行五人，租房车走，这样最灵活方便，万一被劝返了也还能动。我们走得很急，只带了电影相关的物料，比如拍摄器材和易拉宝之类，还准备了几箱泡面，已经占了房车大部分空间，我们说好每个人只能带一个箱子，上路了才发现很多生活用品都没带。

〓唐晓白和她的团队。

从北京出来，我们原本想去北方的一些二三线城市路演。但当地朋友都劝我们别去，因为从北京来的，怕下不了高速。

那就先往南方去，从江浙出发。第一站我们选的南京，到当地需要隔离三天，这已经是最友善的政策了。时间和路线是精打细算好的，我们在路上特地开得比较慢，在服务区度过了一晚，到南京已经过了两天，再居家隔离三天，然后做两天活动，加起来刚好七天。

不过，在南京酒店隔离那三天，我特别抓狂——那时片子已经上映十多天了，票房不理想，中间一段时间的宣传完全空白，我也没有把握能最终见到观众。本来觉得还好行程码没什么事，突然我家所在的社区开始给我打电话，南京这边也各种查问，我只能一遍遍解释我们都是绿码，也没去过中高风险。每天花大量时间去解释这些，就会不停焦虑，生怕可能因为一个问题就办不了了，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5月9日离开北京时，我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直到5月13日晚上，我们完成了南京第一场观影会，我才编辑了条长文发出来，对外说起这件事。因为见到观众，心里踏实了。

大家还是爱电影的

南京第一场观影会，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我一个人上台，面对观众，真是感觉恍如隔世。我们没有主持人，没有通告单，全体主创就四个人，其他人在下面充当临时摄影和摄像，完全不是过去的路演模式。我拿着麦克风上台，感觉特别魔幻。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唐晓白再次见到观众感觉恍如隔世。

这是4月27日北京观影会后，我第一次见到观众。这时候，片子已经上映两周，这两周本应是导演活动最密集的时候，而我根本动不了——先是不能去办公室上班了，然后电影院也都关了，再经历房车奔波，隔离三天，才终于在影院见到观众。

上台后，我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时，哭了。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我给大家讲了我们一路过来的经历，说他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批观众。大家开始鼓掌，特别温暖。

南京的影院其实就三月关过一阵，但观众看到我们也很意外——这个时期居然还有剧组会来。很多观众说，自己是两年多来第一次进电影院，一路走下来，这么说的观众特别多。

疫情可能已经改变了大家的观影意愿和习惯。现在很多电影院需要有核酸才能进，做核酸又往往需要排队，看电影不像吃饭那么必要，不是刚需，如果要付出这么高的时间成本，很多人也就不愿意进电影院了。所以我真的很珍惜现在能在影院见到的观众。

这个（观众少）可能跟整体氛围也有关。有一场重庆的观影会，我一进去商场，还以为走错了，很多店铺门上都挂着大锁，咖啡厅的椅子都扣在桌上，还有的店看起来已经倒闭了，满地垃圾都没收。整个商场没几个人。我们6月9日要去兰州办观影会，我当天看，150人的座票只卖出去了一半。影城经理跟我同事说，有的单位好几个月也发不出工资，“电影不是必需品了，没有精神食粮一说，优先肚子”。

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一定要去。之前在陕西汉中那样的下沉城市感受到了太多热情——当地媒体热心帮忙组织观众，文联、作协、电影家协会的主席都来了，恨不得文化界集体出动。电影放映结束，我一进场，大家都举着荧光棒欢迎；结束后，围着我们签名、合影。不管票房怎么样，我们都得去一趟，我得回应买了票的观众，也想听到这些城市观众对电影的真实看法。既然出来了，这个机会也挺不容易的。

〓电影结束后，观众亮起了荧光棒。

我能感受到，来影院的观众是需要电影的。在西北一座城市的观影会中，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提问，为什么影片里会有很多飞机的声音，是专门设计的吗？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还能问这种挺专业的问题。跟当地人聊了我才知道，正因为当地文化活动少，影迷的小组织反而黏性很强，大家都很珍惜这类观影活动，会口口相传，讨论会延续到活动结束后一段时间。

〓观影会上，小朋友们会积极互动、提问。

以前我们大多在北上广这类大城市做宣传，路演都是宣发公司安排好，给我们出个通告。到了地方，他们联系专业观影团，付费请他们帮忙招募观众。真正跑了这么多中小城市，对于我，一个导演来说，获得的对电影的理解，以及跟观众直接的沟通，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经验。

这趟行程下来，其实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路上。房车要限速，在高速上每小时不能超过90公里。前半个月我们几乎是睡房车上的。我们从北京出来，前14天行程码都带星，住酒店特别麻烦，干脆住车里方便些。遇到要停留两天的城市，会找个连锁酒店住，方便大家洗澡洗衣服，休整一下。

因为生活用品没带够，我是在到了深圳后，才跑去商场买了把梳子和两套衣服，之前每次出镜采访时只能用手把头发抓顺了。带的几身衣服我都扔进脏衣堆了，中途没办法，又捞起来继续穿。路上吃饭不方便，服务区的饭又贵又难吃，我们有时会在早上出发前买好午饭。一路颠簸，为了防止食物洒出来，就用大力胶把餐盒粘在桌子上。

〓一行人蹲在路边吃饭。

我们每天都得做核酸，有时甚至一天两三次。离开一座城市时，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到底要不要核酸，就都先做了再说。反正得保证手机里永远是绿码，随时都有核酸报告。

〓有时候，他们一天做两三次核酸。

这一路上我们都在和核酸有效期限、行程码赛跑。去杭州时，我们查过，从江苏去浙江只需要报备，每天做一次核酸，再填写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的承诺书就可以，结果到了高速卡口，我们被拦下了。下车先做核酸，捅了嗓子，又捅了鼻子，左鼻子捅完捅右鼻子。做完核酸，“啪”一下，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黄码。黄码就没法出行了，到哪都得被隔离。

我急了，问到底什么情况。又和对方交涉了四个小时，码终于变绿了。

离开泉州去广州那天，我们一边开夜路，一边盯着时间，一过夜里十二点，大家的行程码都摘星了。那一刻，车里一片欢呼，跟世界杯进球了似的。

〓唐晓白一个月以来的行程码。

路上总有些不确定因素。有一次，按照我们预留的时间，到影城还能休整一两个小时，可最后变成了一路狂奔——衣服也没换，蓬头垢面就进了影厅，还晚了半个小时。那是一个亲子场，学校老师主动联系组织的。也是因为老师的协调，孩子们看完电影都没有走，我们一进影厅，孩子们开始欢呼，挺感动的。如果一般的路演，迟到这么长时间，早没人了。

这一路下来，我们看到许多没看到的风景，做了几十场观影会。每次映后和观众聊天，都很鲜活。过去在北京、上海，我们聊镜头语言，聊戏剧冲突。现在，除了电影，我们也聊彼此的生活，特别鲜活、淳朴。之前，我们聊的更多是艺术相关高大上的东西，见到基层观众，我才知道，电影要在情感上跟他们产生共情，就会获得喜欢，很朴素。

我是个女导演，片子主打女性内容，讲的是单亲妈妈的故事，创作初心是关注女性成长，没想到下沉市场的观众都觉得电影特别励志——这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打的点。有个做小买卖的观众跟我说，看了电影后，觉得自己不能再丧下去了，要继续努力创业。之前我没想到市场有对励志内容的这种需求。

在西安，有个单亲妈妈看完电影来找我聊。她说，看到影片里的母亲跑到酒吧去做直播的镜头，眼泪就止不住了，因为她也在做直播。她原本在小雁塔附近的古乐团里做演出，因为疫情，去年到今年演出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一个月。她还要带孩子，只能选择在直播间里唱歌。但很难做，一直都没多少粉丝。

她还特地来问我，在当地还有哪些场次，她要推荐给朋友去看。观众大多挺朴素，我能感受到，虽然大家情况都不太好，但也努力在电影中寻找到一点精神动力。

落灰的电影院，为我们准备了荧光棒

刚才说到的那场重庆的观影会，电影院在商场最上面一层，还坚持开着。当时我们的房车停在几百米外，影城特地派了两三个人来接我们。我们进到影院那一层时，他们还给每个人做了欢迎的牌子。联想到楼下的萧条，我挺不是滋味。

这可能是影院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有的影院里，电影海报上都落满了灰，厚厚一层；有的海报都是前两年的旧片；还有的影院，我们刚走，就把全部灯都关掉了，只留大厅几块比较暗的灯箱，为了省电。

影城经理诉苦说，这段时间，租金也一点都没便宜。为了节省成本，电影院以前一般都是十七八个人的配置，负责八九个厅的管理、售票、协调、宣传等。现在都压缩到了五六个人，经理也要亲自干各种杂活。

以前的路演，对影院来说是个常规工作。现在你能感觉到影院对剧组的珍视——我们在深圳时，一个记者说，知道有剧组要来的时候，感觉跟做梦似的，自己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剧组，更没写过跟剧组相关的报道了。

之前几方都是相互埋怨的状态。影院觉得发行成天就知道撤片；但从片方角度来说，电影院没有观众，我投资这么大，为什么要现在上呢？也不能用常规方式去路演、宣传，那我只能撤片。观众又觉得，在电影院看不到什么新片，我为什么要去影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次走这一遭，我们和影院有了情感共鸣。两年多了，能坚持开到现在的电影院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能去，他们都很高兴有个新片和活动，能聚起来些人气，很多地方都希望挽留我们，多做一场活动。也是想让大家知道，至少有电影人还在用自己的方法去到更多影院，寻找观众。只要给我们发出邀请的影院，但凡在能力范围内，我们都愿意去。

影院对我们的态度和从前反过来了。以前都是我们求着他们把我们的宣传板放到显眼的位置，求着配合路演活动。而现在，他们会提前备好饭，为观众精心准备荧光棒欢迎我们，最后还会互相加微信，发活动照片，非常热情。道别的时候，有影城经理郑重地说，谢谢你们。

一路接触下来，影城跟影城也是不一样的。有特别主动的，努力调动观众做活动，比如“六一”号召孩子们写观后感还抽奖，票房效果就好很多；有的只在抱怨，等着政府给点减税、减租、补贴等扶持政策的。

大环境就是这样。我在想，如果电影行业的每一环，无论片方、影院还是观众，都多做一点，打破一些惯性思维，情况会不会变好？

从自嗨到自省

这一趟对我来说特别治愈，虽然我们的路演对票房的撬动远没有达到预期。但一路上，我看到了整个电影界的生态链条，包括宣传、发行、影院，以及下沉市场的真实情况，这都是我以前完全不了解的。当你真的去接触了，才知道之前的失误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从筹备到上映，经历了许多坎坷，票房也不理想，我之前觉得很不公平，有很多抱怨。上映前，大片们都从五一档撤了，同行和媒体给我们的评价是“逆流而上”，影院也觉得这是对他们的支持。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影片关注度很高，观众被带动起来了，自己博得了一个好机会。结果上映10天，票房只有300多万，我想不通，为什么没人买票。

真正上路后，见到了观众，我才知道，原来之前的宣传完全没有抵达观众，是我们自嗨了半天。在深圳时，我同学发朋友圈，说参加了电影的试映会，欢迎大家在正式公映后去观影。我赶紧纠正，说我们的片子都上映好久了。

我才意识到，像我们这种体量的影片，没有IP，也没有流量演员，靠在大城市几天的宣传，是远远不能抵达更多受众的。当然，常规的路演办不了，我走这一趟也是被逼无奈，但一路下来，反而效果很好。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早点走出来，如果在上映前，能这么精耕细作地去寻找观众，票房不至于这样。

这两年多，积压了很多片子，我们这类电影尤其多。顶流一年能拍几部戏？国产电影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这种原创剧本，演技派出演的。这种片子，也是在疫情下受打击最大的，因为它们不敢挤到好的档期去跟大片抗衡，就只能等着。等到投资方坐不住，必须要收回投入的时候，就必须上映，这就相当于往悬崖下跳。

大家就总等着疫情翻篇，再以常规的方式来上映、宣发，但现实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等到一切恢复常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是不太可能的——观众的观影习惯已经开始改变了。那就需要我们思考变化，多做一点。

电影投资是一个规律性项目，投资多少和回收周期多长都是得算的。这就必须预估项目剧本、拍摄、后期的周期，以及何时上映，才能评估应不应该投。疫情下，投资者无法知道自己的钱投进去，能不能收回本。这样一来，电影投资就变得特别慎重。六七年前，我们凭着一个好的电影大纲可能就能拿到早期投资，但现在，资方恨不得看到成片再决定是否投资。

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我之前在筹备一部爱情片，本来是要去国外拍的，剧本弄好了，投资也谈得差不多了，但这两年没法出去了。我有个朋友之前去吉林拍戏，开机第二天就遇上了疫情，整个剧组滞留了一个多月。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银川，本来打算去完银川就回北京的，结果前两天三里屯的酒吧疫情又扩散了。我家就在三里屯，现在还没法确定能不能回去，干脆就再绕绕，去趟太原。6月11日我们在陕西宜川县落了个脚，顺便做了场线上直播。直播结束后，突然想到要到太原的话，之前做的核酸可能要超48小时，得赶紧去做一个。

当时最近的核酸检测点在20公里外的高速路口。外面在下大雨，我们从山路开过去，一路都有从山上被冲刷、滚落下来的小石头，惊心动魄地开到了高速路口，等做完核酸再返回酒店，已经半夜十二点多了。

〓为了做核酸，他们冒雨开夜路赶去高速路口。

这趟下来我一直在想，现在这个时候还能走进电影院的人肯定是喜欢电影的，但其他人呢？难得走这么一遭，我会在路上问很多偶遇的人，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一路问下来，心里其实挺寒凉的。

端午节时，我们在贵阳。那里有一条很出名的“粽子街”，我就去问卖粽子的大姐，她说上一次看电影是30年前了，也不记得看了什么片子。那天下着雨，她一直忙着自己摊位的小生意。像他们这么忙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生存上，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了。我又问，那你平时一点娱乐都没有吗？她说会看手机，手机里有很多好看的视频。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我们去蒙古包吃饭，我问起老板这个问题。他说好像是十几年前，大家都聚在旗里的广场上，当时很多人跳舞。聊了半天，我发现他把电影理解为文艺演出了，就又解释了一通。他回答，这里没有电影，因为草原上没有电影院，最近的影院在30公里外，太远了。

一路问下来，我特别唏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电影，在他们心中，却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大家还是很需要娱乐生活，但为什么就不是电影呢？我就反思，国内电影制作在很多环节上，还是短视，只愿意去做能快速收回成本、赚钱的片子。这种片子永远只有那么一撮观众会看。但中国有14亿人，我们是不是并没有给更多人提供适合他们的内容呢?

但同时我也觉得电影还是有它存在的空间的。路演中，我们真正和影院、观众交流的瞬间，大家聚在一起，握手拥抱，拍照签名，还是令人动容、充满魅力的。

前几天我给北大的学生上了堂网课。结束时，主持人说，大家可以截图留个念，我当时特别唏嘘，难道以后人类的交往方式就这样了吗？

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社交，我们不可能只靠线上生活。当需要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时，大银幕就有它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作者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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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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